當茲民國初建，所有路、電、郵、航四政，急應通盤籌劃，現擬分為三個步驟，一是恢複秩序，二是改革弊政，三是統一進行。
代理工商總長王正廷致詞，他說工商是全國的命脈，振興工商辦法：一驅除工商的障礙；二保護現有的工商。
民國成立後的政府主要的問題在於財政，所以財政總長熊希齡在參議院的致詞是一篇重要資料。他分析當時的財政情況，同時說明如何整頓財政的辦法。
他說：清朝末年的財政已瀕臨破產，民國成立，因各省宣告獨立，致財政更形分裂。
當前財政的特色，是隻有支出全無收入，而支出的費用則全賴舉借外債，實在是非常危險的情況。關於財政虧竭情形，可分為兩端：
（甲）民國紀元以前的財政：（一）歲入不敷5400餘萬兩；（二）追加籌備經費銀2400萬兩；（三）新外債息款銀1000餘萬兩。以上三項合共不敷8800萬兩。
（乙）民國紀元以後的財政：（一）臨時籌辦經費約銀11000餘萬兩（內分外債2080萬兩，南北補發軍餉1920萬兩，恩恤6000萬兩，建設1000萬兩）。（二）常年不敷經費，約銀17052萬兩（內分歲入減收5000萬兩，軍費增加3000萬兩，內債息款252萬兩，舊額不敷8800萬兩）。以上兩項合共不敷28052萬兩。
由於整個情況如此，使得在財政上度支奇絀，在經濟上則金融窘迫，因此財政部隻好審度時勢緩急輕重，以決定辦法的先後，共訂八策：一為減軍費。由於民國成立前各省獨立，支出均以軍費為大宗，所以應解中央款項均為截留，故首務在節減軍費；二為成立國家銀行，以期金融複活，工商振興；三為開鑄通用銀元，廢去生銀習慣；四為改良稅則以均國民負擔，尤應先改田賦及印花所得稅，但需假以時日，契稅及酒稅則可速辦；五為籌劃鹽煙專賣；六為劃分國家稅和地方稅；七為製訂會計法規，以期出納之確當；八為整理公債以保鹽民之信用。
從熊希齡在參議院的報告，可以看出民國成立初期財政的困難和嚴重情形。世界上沒有這麽奇怪的政府，要全靠舉外債來應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凱批準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建議，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改為大學校長，任命嚴複為首任北京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的前身是官書局，官書局的前身是京師強學會。
5月6日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把已瀕停業的交通銀行增資複業。交行本為梁所創辦，後來被盛宣懷所排擠而脫離，現在梁是袁的大紅人，所以收迴交行，自任總理。5月27日改組大清銀行（光緒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為中國銀行，並定為民國政府的中央銀行，任命吳鼎昌為中國銀行監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組為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為銓敘局長，馮自由為臨時稽勛局長。
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為大理院院長，任命許世英擔任。
北洋軍閥史話
卅六、袁唐分手
唐紹儀雖然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係軍人的排擠，前麵已經提到過。自唐正式就任內閣總理後，很有意依照《約法》規定，成為責任內閣，這一來更給反唐的人一個藉口，乃愈發在袁麵前攻擊唐，說唐挾革命黨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唐也聽到了這種閑言閑語，但以為袁大約不會被這種沒有見識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麵前說出自己一些對政策的看法時，袁忽然很不耐煩地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這突如其來的話，使得唐大吃一驚，才明白袁的確已對他有了芥蒂。
唐想實踐責任內閣的願望，首先便被內務總長趙秉鈞所破壞。趙從來不出席國務院會議，他凡遇重大問題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總理放在眼內，而內務部也像一個不屬於內閣而直接承總統命令的一個部了。除了內務部外，財政總長熊希齡也遇事製肘唐紹儀。
這要從財政困難說起，民國成立時最艱苦的，莫過於財政問題，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達350萬元。每月25日發餉時，當局中人一個個如熱鍋螞蟻。在那350萬元支出中，收入隻有長蘆每月解款10萬，北方數省每月各解二三十萬，合共不到80萬元。至於全麵支出方麵：外交部217958元，內務部308950.162元，財政部5105954.732元，教育部112710.618元，陸軍部4534350.92元，海軍部232538.82元，司法部66250元，農林部46070元，工商部13700元，交通部41379.59元，合共需10679862.842元。加上每月積欠，以及拖欠應還未還外債，這個剛剛呱呱落地的中華民國，被債務已壓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清朝末年列強曾組成了一個四國銀團，統一和壟斷了中國的借款，這個銀團是英美德法四國組成的，其後日俄兩國也參加。中國有識之士一直想打破這個財團的獨占性，唐紹儀組閣時就決心要衝破這個“蛛網”，於是他逕行向比國財團簽約借1000萬鎊（南京臨時參議院隻核準借500萬鎊）。這個借款合同簽訂後，四國銀團大嘩，一方麵施外交壓力對袁政府，一方麵用種種手段脅迫比國，使這個借款合同流產。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經得起這種國際壓力，因此唐紹儀麵對銀行團的抗議，一方麵表示歉意，一方麵應承取消向比國借債合同。同時在民國元年5月3日與英美德法日五國銀團會議借款，銀團方麵提出兩項約束，就是所有借款的支付需由銀團監督：（一）每月預算先列表，經外國顧問官核準才能給付；（二）所有軍隊遣散，須在北京設一陸軍協會，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執行遣散，並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每一兵繳械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取款。唐紹儀認為這兩項辦法有損中國主權，當場拒絕，結果借款會議遂不歡而散。唐於會後召集國務院會議，報告經過，主張放棄借外債，自行強迫公債，找1000個中國富翁各買1萬元公債，如此一舉便有1000萬元了。蔡元培則認為革命士兵可以曉以大義，不必付款即可解散。宋教仁則認為當前情勢非借款不可，隻好委曲求全。其他國務員多同意宋主張，於是商定一個轉圜辦法，由財政總長熊希齡自行擔負從頭磋商的責任，並由袁世凱先約銀行團作為給銀行團麵子，然後才由熊出麵。唐對此頗抱悲觀，熊認為不妨一式，同時計劃整頓鹽政，預計每年可以增加8000萬兩，以此應付外債，足有餘裕，甚至可由洋人派一鹽政顧問以資監督。
熊希齡獨任借款的交涉後，中國借款問題便先後在倫敦和巴黎先由銀行團談原則，最後獲得結果是六國銀團對中國大借款，條件如下：（一）大借款總額為六萬萬兩；（二）六萬萬兩分五年陸續支出；（三）大借款以滙豐（英）、德華（德）、道勝（俄）、匯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銀行為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監督以五銀行之權限行之；（五）對於作抵之鹽稅，當以現在之關稅製度整理鹽政，並代為徵收鹽稅。
當中國和六國銀團正在洽商大借款時，中國政府於6月20日函銀行團，希望先墊付300萬作為緊急支付。六國銀行本不欲先處理枝節問題，但中國方麵堅持要先解決小額墊款，於是由英美德法四國承允墊借300萬，不過這300萬兩墊款開支時，須照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辦理。其章程是：（一）在財政部附近設立核計處，用核計員二人，一人由銀行團任用給薪，一人由中國政府任用給薪。（二）凡向銀行團提款撥款之一切支票，須經該核計員籤押。（三）中國財政部應將各項支付用途，預具說帖，送交銀行團核允，此項說帖先須經由參議院核準之後，同時刊登官報。每次開支時財政部備具應有詳細清單說帖等類送交核計員，以資查核。該核計員查對無誤，應即照章簽字支單，不得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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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工商總長王正廷致詞，他說工商是全國的命脈，振興工商辦法：一驅除工商的障礙；二保護現有的工商。
民國成立後的政府主要的問題在於財政，所以財政總長熊希齡在參議院的致詞是一篇重要資料。他分析當時的財政情況，同時說明如何整頓財政的辦法。
他說：清朝末年的財政已瀕臨破產，民國成立，因各省宣告獨立，致財政更形分裂。
當前財政的特色，是隻有支出全無收入，而支出的費用則全賴舉借外債，實在是非常危險的情況。關於財政虧竭情形，可分為兩端：
（甲）民國紀元以前的財政：（一）歲入不敷5400餘萬兩；（二）追加籌備經費銀2400萬兩；（三）新外債息款銀1000餘萬兩。以上三項合共不敷8800萬兩。
（乙）民國紀元以後的財政：（一）臨時籌辦經費約銀11000餘萬兩（內分外債2080萬兩，南北補發軍餉1920萬兩，恩恤6000萬兩，建設1000萬兩）。（二）常年不敷經費，約銀17052萬兩（內分歲入減收5000萬兩，軍費增加3000萬兩，內債息款252萬兩，舊額不敷8800萬兩）。以上兩項合共不敷28052萬兩。
由於整個情況如此，使得在財政上度支奇絀，在經濟上則金融窘迫，因此財政部隻好審度時勢緩急輕重，以決定辦法的先後，共訂八策：一為減軍費。由於民國成立前各省獨立，支出均以軍費為大宗，所以應解中央款項均為截留，故首務在節減軍費；二為成立國家銀行，以期金融複活，工商振興；三為開鑄通用銀元，廢去生銀習慣；四為改良稅則以均國民負擔，尤應先改田賦及印花所得稅，但需假以時日，契稅及酒稅則可速辦；五為籌劃鹽煙專賣；六為劃分國家稅和地方稅；七為製訂會計法規，以期出納之確當；八為整理公債以保鹽民之信用。
從熊希齡在參議院的報告，可以看出民國成立初期財政的困難和嚴重情形。世界上沒有這麽奇怪的政府，要全靠舉外債來應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凱批準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建議，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改為大學校長，任命嚴複為首任北京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的前身是官書局，官書局的前身是京師強學會。
5月6日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把已瀕停業的交通銀行增資複業。交行本為梁所創辦，後來被盛宣懷所排擠而脫離，現在梁是袁的大紅人，所以收迴交行，自任總理。5月27日改組大清銀行（光緒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為中國銀行，並定為民國政府的中央銀行，任命吳鼎昌為中國銀行監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組為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為銓敘局長，馮自由為臨時稽勛局長。
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為大理院院長，任命許世英擔任。
北洋軍閥史話
卅六、袁唐分手
唐紹儀雖然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係軍人的排擠，前麵已經提到過。自唐正式就任內閣總理後，很有意依照《約法》規定，成為責任內閣，這一來更給反唐的人一個藉口，乃愈發在袁麵前攻擊唐，說唐挾革命黨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唐也聽到了這種閑言閑語，但以為袁大約不會被這種沒有見識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麵前說出自己一些對政策的看法時，袁忽然很不耐煩地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這突如其來的話，使得唐大吃一驚，才明白袁的確已對他有了芥蒂。
唐想實踐責任內閣的願望，首先便被內務總長趙秉鈞所破壞。趙從來不出席國務院會議，他凡遇重大問題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總理放在眼內，而內務部也像一個不屬於內閣而直接承總統命令的一個部了。除了內務部外，財政總長熊希齡也遇事製肘唐紹儀。
這要從財政困難說起，民國成立時最艱苦的，莫過於財政問題，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達350萬元。每月25日發餉時，當局中人一個個如熱鍋螞蟻。在那350萬元支出中，收入隻有長蘆每月解款10萬，北方數省每月各解二三十萬，合共不到80萬元。至於全麵支出方麵：外交部217958元，內務部308950.162元，財政部5105954.732元，教育部112710.618元，陸軍部4534350.92元，海軍部232538.82元，司法部66250元，農林部46070元，工商部13700元，交通部41379.59元，合共需10679862.842元。加上每月積欠，以及拖欠應還未還外債，這個剛剛呱呱落地的中華民國，被債務已壓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清朝末年列強曾組成了一個四國銀團，統一和壟斷了中國的借款，這個銀團是英美德法四國組成的，其後日俄兩國也參加。中國有識之士一直想打破這個財團的獨占性，唐紹儀組閣時就決心要衝破這個“蛛網”，於是他逕行向比國財團簽約借1000萬鎊（南京臨時參議院隻核準借500萬鎊）。這個借款合同簽訂後，四國銀團大嘩，一方麵施外交壓力對袁政府，一方麵用種種手段脅迫比國，使這個借款合同流產。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經得起這種國際壓力，因此唐紹儀麵對銀行團的抗議，一方麵表示歉意，一方麵應承取消向比國借債合同。同時在民國元年5月3日與英美德法日五國銀團會議借款，銀團方麵提出兩項約束，就是所有借款的支付需由銀團監督：（一）每月預算先列表，經外國顧問官核準才能給付；（二）所有軍隊遣散，須在北京設一陸軍協會，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執行遣散，並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每一兵繳械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取款。唐紹儀認為這兩項辦法有損中國主權，當場拒絕，結果借款會議遂不歡而散。唐於會後召集國務院會議，報告經過，主張放棄借外債，自行強迫公債，找1000個中國富翁各買1萬元公債，如此一舉便有1000萬元了。蔡元培則認為革命士兵可以曉以大義，不必付款即可解散。宋教仁則認為當前情勢非借款不可，隻好委曲求全。其他國務員多同意宋主張，於是商定一個轉圜辦法，由財政總長熊希齡自行擔負從頭磋商的責任，並由袁世凱先約銀行團作為給銀行團麵子，然後才由熊出麵。唐對此頗抱悲觀，熊認為不妨一式，同時計劃整頓鹽政，預計每年可以增加8000萬兩，以此應付外債，足有餘裕，甚至可由洋人派一鹽政顧問以資監督。
熊希齡獨任借款的交涉後，中國借款問題便先後在倫敦和巴黎先由銀行團談原則，最後獲得結果是六國銀團對中國大借款，條件如下：（一）大借款總額為六萬萬兩；（二）六萬萬兩分五年陸續支出；（三）大借款以滙豐（英）、德華（德）、道勝（俄）、匯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銀行為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監督以五銀行之權限行之；（五）對於作抵之鹽稅，當以現在之關稅製度整理鹽政，並代為徵收鹽稅。
當中國和六國銀團正在洽商大借款時，中國政府於6月20日函銀行團，希望先墊付300萬作為緊急支付。六國銀行本不欲先處理枝節問題，但中國方麵堅持要先解決小額墊款，於是由英美德法四國承允墊借300萬，不過這300萬兩墊款開支時，須照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辦理。其章程是：（一）在財政部附近設立核計處，用核計員二人，一人由銀行團任用給薪，一人由中國政府任用給薪。（二）凡向銀行團提款撥款之一切支票，須經該核計員籤押。（三）中國財政部應將各項支付用途，預具說帖，送交銀行團核允，此項說帖先須經由參議院核準之後，同時刊登官報。每次開支時財政部備具應有詳細清單說帖等類送交核計員，以資查核。該核計員查對無誤，應即照章簽字支單，不得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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