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等為什麽看中了袁世凱？是因為袁曾參加過強學會，被新黨黨人認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這時正在練新軍，手中握有兵權，如果能爭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為。
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麵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曆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麵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當新政頒行時，光緒曾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隻是一連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為離不開北京，光緒也離不開康有為。不過，到了這時，情勢已非常緊急，光緒自己對當時情勢如何變化，毫無把握，希望康有為能夠離開北京，因為他是倡議維新變法的首腦，是慈禧和守舊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為不落在舊派手中，則康在外活動，當使守舊派有所顧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還可待時而動，以相唿應。光緒這番苦心，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緒密詔，要他速赴上海時，新黨的人知道這是紅色的警號，表示光緒皇帝的處境，危機四伏。因此康有為立即寫了一個謝恩的奏摺，聲稱決於初四日離京去滬，同時矢誓要拚命拯救皇帝。這封奏摺交林旭帶迴宮去。然後康和譚嗣同、梁啓超、康廣仁（康有為的兄弟）等籌商營救皇帝，和應付當前局勢的辦法。大家哭了一場，決定了幾個緊急步驟：一是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攤牌，要袁站在光緒這一邊，以兵力保衛皇帝；一是由梁啓超到金頂廟容純甫那兒去刺探消息。而康有為則分向各方寫告別信，收檢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點鍾，康往訪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見英國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見慈禧，勸太後勿對光緒不利。
譚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會館到法華寺袁的寓所見袁的。袁世凱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緒召見，初三晚上忽然見到光緒所親信的京卿譚嗣同來訪，當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
他佯作鎮靜地迎接這位不速之客。他們坐定後略作寒暄，譚就單刀直入地問袁：“皇上是何等樣人？”袁答：“當然是曠代聖主。”譚說：“天津閱兵要行廢立的事，足下知道嗎？”袁說；“也曾風聞。”於是譚就拿出光緒的手詔給袁看，然後對袁說：“當前能救皇帝的，隻有足下，足下忠義著於天下又受皇帝特達之遇，今值皇上有難，足下若能救則救，如不願意的話，”說至此譚嗣同摸摸自己腦袋：“可往報太後，譚嗣同的頭顱可換足下的高位。”袁聽了變色說：“足下把袁某當作何等樣人？聖主是我輩共同擁戴的，足下與我同受聖主特達之遇，救護之責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見，某願聞其詳。”
譚以低沉而嚴肅的語氣對袁說：“傳說榮祿奉太後密詔，預備趁天津閱兵的機會，脅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榮祿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聶三支軍隊，他要行廢立大事也必需賴這三支兵力。董、聶二軍如與足下新軍對抗，必非敵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為，如果禍變發生，足下以新軍壓製董、聶兩軍，護衛皇上，驅逐舊黨，整肅宮廷，這是千秋大業，不朽的功勞。”袁也以嚴肅的口氣答說：“如果天津閱兵有變，皇上可移駕到世凱營中，傳諭殺賊，新建陸軍必能受詔完功的。”譚見已入港乃追問一句：“榮祿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對付他呢？”袁一臉忠義之色答：“救君父是公，榮祿之情是私，公私不能兩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譚覺得袁的確可以托以重任，於是就和袁詳詳細細地商量種種細節。最後袁對譚說：“現在營中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須先迴天津去做一番布置。”兩人互相叮囑一番，這時已是午夜，譚才告別。
譚嗣同午夜訪袁，本是政治上一個大冒險，但是政治上的重要關頭，任何行動總有三分冒險性，當時情勢也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明知是險棋也隻好下了。據說林旭不贊成譚找袁，所以曾寫了一首詩給譚：“伏蒲泣血知無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這首小詩是借東漢末年何進召董卓兵入京誅宦官故事來警告譚。千裏草是指董卓，本初則指袁紹，都是影射袁世凱。
袁世凱當時是一種什麽心境，實在很難說，他後來曾寫過一篇文章敘述整個事情的經過，在那上麵全是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於康梁後來所寫戊戌政變的文章，則是相反的說法。不過袁的任何決定，當然是他個人對自己人格道義以及曆史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袁是個聰明機警，同時政治觸角很敏銳的人，他所作的決定，自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時也是衡量過成功和失敗的輕重。要知道當時的袁是一個新舊兩派的騎牆人物，他在新派中還是個守舊的。他如果擁戴光緒成功，大功隻在康、梁、譚等之下，何況與維新人物共事，無論在學識和政見上都屈居康、梁、譚之下；可是如果他出賣光緒和維新派，則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舊派諸人中，除了李鴻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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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麵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曆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麵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當新政頒行時，光緒曾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隻是一連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為離不開北京，光緒也離不開康有為。不過，到了這時，情勢已非常緊急，光緒自己對當時情勢如何變化，毫無把握，希望康有為能夠離開北京，因為他是倡議維新變法的首腦，是慈禧和守舊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為不落在舊派手中，則康在外活動，當使守舊派有所顧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還可待時而動，以相唿應。光緒這番苦心，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緒密詔，要他速赴上海時，新黨的人知道這是紅色的警號，表示光緒皇帝的處境，危機四伏。因此康有為立即寫了一個謝恩的奏摺，聲稱決於初四日離京去滬，同時矢誓要拚命拯救皇帝。這封奏摺交林旭帶迴宮去。然後康和譚嗣同、梁啓超、康廣仁（康有為的兄弟）等籌商營救皇帝，和應付當前局勢的辦法。大家哭了一場，決定了幾個緊急步驟：一是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攤牌，要袁站在光緒這一邊，以兵力保衛皇帝；一是由梁啓超到金頂廟容純甫那兒去刺探消息。而康有為則分向各方寫告別信，收檢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點鍾，康往訪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見英國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見慈禧，勸太後勿對光緒不利。
譚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會館到法華寺袁的寓所見袁的。袁世凱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緒召見，初三晚上忽然見到光緒所親信的京卿譚嗣同來訪，當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
他佯作鎮靜地迎接這位不速之客。他們坐定後略作寒暄，譚就單刀直入地問袁：“皇上是何等樣人？”袁答：“當然是曠代聖主。”譚說：“天津閱兵要行廢立的事，足下知道嗎？”袁說；“也曾風聞。”於是譚就拿出光緒的手詔給袁看，然後對袁說：“當前能救皇帝的，隻有足下，足下忠義著於天下又受皇帝特達之遇，今值皇上有難，足下若能救則救，如不願意的話，”說至此譚嗣同摸摸自己腦袋：“可往報太後，譚嗣同的頭顱可換足下的高位。”袁聽了變色說：“足下把袁某當作何等樣人？聖主是我輩共同擁戴的，足下與我同受聖主特達之遇，救護之責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見，某願聞其詳。”
譚以低沉而嚴肅的語氣對袁說：“傳說榮祿奉太後密詔，預備趁天津閱兵的機會，脅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榮祿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聶三支軍隊，他要行廢立大事也必需賴這三支兵力。董、聶二軍如與足下新軍對抗，必非敵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為，如果禍變發生，足下以新軍壓製董、聶兩軍，護衛皇上，驅逐舊黨，整肅宮廷，這是千秋大業，不朽的功勞。”袁也以嚴肅的口氣答說：“如果天津閱兵有變，皇上可移駕到世凱營中，傳諭殺賊，新建陸軍必能受詔完功的。”譚見已入港乃追問一句：“榮祿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對付他呢？”袁一臉忠義之色答：“救君父是公，榮祿之情是私，公私不能兩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譚覺得袁的確可以托以重任，於是就和袁詳詳細細地商量種種細節。最後袁對譚說：“現在營中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須先迴天津去做一番布置。”兩人互相叮囑一番，這時已是午夜，譚才告別。
譚嗣同午夜訪袁，本是政治上一個大冒險，但是政治上的重要關頭，任何行動總有三分冒險性，當時情勢也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明知是險棋也隻好下了。據說林旭不贊成譚找袁，所以曾寫了一首詩給譚：“伏蒲泣血知無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這首小詩是借東漢末年何進召董卓兵入京誅宦官故事來警告譚。千裏草是指董卓，本初則指袁紹，都是影射袁世凱。
袁世凱當時是一種什麽心境，實在很難說，他後來曾寫過一篇文章敘述整個事情的經過，在那上麵全是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於康梁後來所寫戊戌政變的文章，則是相反的說法。不過袁的任何決定，當然是他個人對自己人格道義以及曆史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袁是個聰明機警，同時政治觸角很敏銳的人，他所作的決定，自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時也是衡量過成功和失敗的輕重。要知道當時的袁是一個新舊兩派的騎牆人物，他在新派中還是個守舊的。他如果擁戴光緒成功，大功隻在康、梁、譚等之下，何況與維新人物共事，無論在學識和政見上都屈居康、梁、譚之下；可是如果他出賣光緒和維新派，則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舊派諸人中，除了李鴻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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