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誤以為新政可以憑光緒皇帝的一道一道詔書就能達成。至於守舊派則緊緊地抓往西太後，完全不理會新政的詔書，而各省督撫們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們盡管接到了新政詔書，卻並不行動，同時靜觀慈禧和光緒這場政爭，到最後是誰勝誰負。因為當光緒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國是”詔書後，照理等於宣布變法開始了，可是卻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詔書，這表示慈禧還可以影響朝政，三道詔書是：
一、“硃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遽加發譴，著即開缺迴籍，以示保全。欽此！”
二、“上諭：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後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皆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後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一體具摺奏謝。”
三、“上諭：署直隸總督王文韶著迅即入題，以大學士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這上麵三道上諭，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顯示光緒在重大問題和人事上仍必須聽命慈禧。由於翁同龢是光緒的師傅，又贊成變法，守舊派因之必須去翁為快。
照理說慈禧既已歸政，照例不必再接見大臣，大臣們也不必特別向太後具折謝恩，現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經部分臨朝親政了。再說，榮祿是慈禧最寵信的大臣，這時奕已死，榮祿應該取代奕龢地位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現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隸總督，就表示慈禧要榮祿在天津直接統率當時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隊（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所以從上三項的詔書看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頒布後不久，光緒為了許多頑固派阻撓新政，曾斥革了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個堂官。事情經過是因為有個禮部主事王照上奏請光緒遊曆日本，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奏，被光緒知道，光緒便藉此殺一儆百，把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溥暹、徐曾灃、曾廣漢一齊革職。懷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從，乃向慈禧哭訴說，光緒要把滿洲人都趕走，這更觸怒了慈禧。
北洋軍閥史話
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布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
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禦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麽，隻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裏）。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後麵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禦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後訓政的奏摺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劻看，奕劻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幹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幹隆、鹹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麵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禦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係，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麵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穀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幹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麽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禦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隻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麵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麵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硃諭：近來朕仰窺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
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硃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禦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布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後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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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硃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遽加發譴，著即開缺迴籍，以示保全。欽此！”
二、“上諭：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後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皆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後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一體具摺奏謝。”
三、“上諭：署直隸總督王文韶著迅即入題，以大學士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這上麵三道上諭，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顯示光緒在重大問題和人事上仍必須聽命慈禧。由於翁同龢是光緒的師傅，又贊成變法，守舊派因之必須去翁為快。
照理說慈禧既已歸政，照例不必再接見大臣，大臣們也不必特別向太後具折謝恩，現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經部分臨朝親政了。再說，榮祿是慈禧最寵信的大臣，這時奕已死，榮祿應該取代奕龢地位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現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隸總督，就表示慈禧要榮祿在天津直接統率當時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隊（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所以從上三項的詔書看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頒布後不久，光緒為了許多頑固派阻撓新政，曾斥革了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個堂官。事情經過是因為有個禮部主事王照上奏請光緒遊曆日本，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奏，被光緒知道，光緒便藉此殺一儆百，把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溥暹、徐曾灃、曾廣漢一齊革職。懷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從，乃向慈禧哭訴說，光緒要把滿洲人都趕走，這更觸怒了慈禧。
北洋軍閥史話
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布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
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禦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麽，隻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裏）。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後麵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禦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後訓政的奏摺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劻看，奕劻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幹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幹隆、鹹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麵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禦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係，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麵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穀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幹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麽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禦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隻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麵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麵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硃諭：近來朕仰窺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
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硃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禦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布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後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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