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人隻舉其尤，時艱至此，惟望淑慝先分，庶中材皆知激勸。”
光緒廿一年（1895年）正月，袁複趕返前所（地名），與聶士成會晤。二月返石山站，牛莊和營口相繼陷落，於是清廷下詔派李鴻章赴日本議和。這時，由於清軍海陸均慘敗，舉國震動，朝野譁然，眾謗集於李鴻章，有謂李鴻章私通日本，“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鐵甲盡屬漏舟”，有人竟參奏李鴻章的親信運軍火接濟日軍。大家不相信中國會敗於日本，遂將戰敗責任諉諸李鴻章。李奉命接洽議和，不敢成行，因西太後正在生病，而光緒不允割地。在這和戰未決的當口，日軍揚言將北取遼陽，西攻山海關，清將長順、依克唐阿匆遽告急，而關外各軍亦爭棄防地，紛紛後退，自相驚擾，不久遼南和牛莊亦告陷落。
清朝的海陸大軍都已徹底潰敗，局勢演變到了非和不可，清廷這才再下諭旨，責成李鴻章前往馬關與日本訂城下之盟。
光緒廿一年（1805年）二月，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並派遣日方所指定的李鴻章為談判代表。這時日軍已陷威海衛和遼東半島，北京危如累卵。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重光於三月廿日在馬關舉行首次會議。李鴻章和伊藤本係舊識，兩人見麵甚為親切，一談就談了三個多小時，在這次會議上，李代表戰敗國，一切都立於不利地位。日本因為是戰勝一方，所以條件極為苛刻。
當馬關和會開始後的第三天，就是三月廿四日，李鴻章竟在會後返迴旅邸途中，被日人狙擊，子彈轟入麵頰，登時暈絕。當他甦醒後，拒絕停止會談轉而就醫，他說，“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豈能延宕誤國，寧死不願就醫。”他的衫履滿布鮮血，李鴻章慨然說：“此血所以報國也。”他有馬關記事詩一首，詩曰“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路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征旗大將壇，寰海塵氛紛未已，諸君莫作等閑看”。
日本自信可以戰勝中國，不過未料到勝得如此迅速和容易，途一經開戰後，清朝竟如此的不堪一擊。日本食髓知味，因此野心大增，得寸進尺，在談和時並不停止軍事行動，俾求議和條件可以更有利於日本。馬關和談開始時，日本的種種留難，藉故拖延，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過當李鴻章被刺後，情勢遂為之一變，一個戰敗國家的議和首席代表，竟被日人狙擊，給國際間的印象是太惡劣了；李鴻章因被刺而換到和平，但《馬關條約》仍是很苛刻的。
《馬關條約》於光緒廿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簽署，內容是：
（一）朝鮮獨立；
（二）割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讓給日本；（三）中國賠償給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四）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商業工藝製造；（五）凡西洋各國在中國所獲的特權，日本均得享受。
這個條約簽署後，西方國家為之大嘩，認為日本已侵犯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
尤其是俄國，俄國一直把遼東半島當作勢力範圍，如今竟被日人奪取，怎肯幹休，於是便聯合德、法等國出麵共同幹涉，而日本則表示英國可以占舟山，俄國可以占北滿，德國亦可取沿海一島。日本這個主意是瓜分中國的辦法，但俄國不願接受。俄國野心不止是北滿，而是包括朝鮮和東北，雙方利益上既有這麽大的衝突，當然很難談得攏，幸而日本這時還不敢公然和列強決裂，因此勉強地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由清朝出銀3000萬兩為交換條件。
和議後，李鴻章成為眾矢之的，萬謗交集。他這年73歲，擔承衰老的清廷內外大政，內心確是非常痛苦。他曾寫了一封信給新疆巡撫陶模，可見其心境：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悉為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致益發不可收拾。
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萬分，更非平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大大地傷了中國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國人，並沒有接受這個教訓而自覺自強。
北洋軍閥史話
七、窮則求變
朝鮮的悲劇成全了袁世凱，甲午戰後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詬責都集中在李鴻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凱身上；大家認為袁世凱在朝鮮是成功的。
實際上也是事實，袁在朝鮮12年，替朝鮮練新兵，安定朝鮮的亂局，重振清廷的聲威，他的表現處處都顯得他出人頭地，高瞻遠矚。73歲高齡的李鴻章也很看得起這個後輩，並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卻受人攻擊而對袁不好，相反地更賞識袁，處處提攜袁，想培植這個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
這就替袁世凱開闢了北洋之路的一條大道。當時的北洋大臣實際是清廷中央的實力人物，李鴻章是那個時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對袁來說，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應手。
當袁未拜命赴小站練兵時，他留在天津，有時也去北京，他利用這個短暫的閑暇，編寫了一本兵書，當然不是他自己執筆。中國的文人以“知兵”才能達到出將入相的地步，自諸葛亮以至曾國藩、李鴻章，莫不是書生而統禦雄兵。袁世凱既然能為朝鮮練新兵，當然也可以撰兵書，他的這部兵書，現在已絕了版。由於他的“兵書”編成，於是他便儼然以“文武雙全”而見重於那個時代了。
甲午戰後，舉國已在求“變”，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
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不過這些洋務派都因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而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是舊勢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勢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舊派中他被賞識，不被排斥，而對於新興的勢力來說，他們看袁仍不失為一個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歡他。在那個新舊蛻變的時代中，袁是騎牆派，正因為他的騎牆，使他成了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寵兒。
在黯淡的甲午戰敗後的清廷，最當務之急的，莫如重新整軍經武了。因此，就在《馬關和約》簽署後的六個月，清廷的五個最重要的大臣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榮祿等會商練建新軍工作，而袁世凱也被受命負責起草計劃和規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訓練新軍事宜，這位曾在朝鮮督練新軍的中年人，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
馬關之恥，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這個刺激，因此不隻清廷中求變，一般社會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變的高潮。如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著《校邠盧抗議》，主張對外不鄙視，不恐懼；對內選拔人才，注重輿論，廢除八股，加強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環日報》主筆鼓吹變法，讚美日本的製度，主張中國急須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製。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曾和孫中山先生談過改革中華的抱負。何啟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過》、《新政安行》等書。這位何啟在英國留學十多年，後居香港創辦雅麗氏（alice）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先生曾就讀西醫書院，起義時並曾得何啟助力。胡禮垣是和何啟合作撰寫上述各書，總稱《新政真銓》。陳虯著《治平過議》、《報國錄》。他們都主張成立國會，行君主立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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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廿一年（1895年）正月，袁複趕返前所（地名），與聶士成會晤。二月返石山站，牛莊和營口相繼陷落，於是清廷下詔派李鴻章赴日本議和。這時，由於清軍海陸均慘敗，舉國震動，朝野譁然，眾謗集於李鴻章，有謂李鴻章私通日本，“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鐵甲盡屬漏舟”，有人竟參奏李鴻章的親信運軍火接濟日軍。大家不相信中國會敗於日本，遂將戰敗責任諉諸李鴻章。李奉命接洽議和，不敢成行，因西太後正在生病，而光緒不允割地。在這和戰未決的當口，日軍揚言將北取遼陽，西攻山海關，清將長順、依克唐阿匆遽告急，而關外各軍亦爭棄防地，紛紛後退，自相驚擾，不久遼南和牛莊亦告陷落。
清朝的海陸大軍都已徹底潰敗，局勢演變到了非和不可，清廷這才再下諭旨，責成李鴻章前往馬關與日本訂城下之盟。
光緒廿一年（1805年）二月，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並派遣日方所指定的李鴻章為談判代表。這時日軍已陷威海衛和遼東半島，北京危如累卵。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重光於三月廿日在馬關舉行首次會議。李鴻章和伊藤本係舊識，兩人見麵甚為親切，一談就談了三個多小時，在這次會議上，李代表戰敗國，一切都立於不利地位。日本因為是戰勝一方，所以條件極為苛刻。
當馬關和會開始後的第三天，就是三月廿四日，李鴻章竟在會後返迴旅邸途中，被日人狙擊，子彈轟入麵頰，登時暈絕。當他甦醒後，拒絕停止會談轉而就醫，他說，“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豈能延宕誤國，寧死不願就醫。”他的衫履滿布鮮血，李鴻章慨然說：“此血所以報國也。”他有馬關記事詩一首，詩曰“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路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征旗大將壇，寰海塵氛紛未已，諸君莫作等閑看”。
日本自信可以戰勝中國，不過未料到勝得如此迅速和容易，途一經開戰後，清朝竟如此的不堪一擊。日本食髓知味，因此野心大增，得寸進尺，在談和時並不停止軍事行動，俾求議和條件可以更有利於日本。馬關和談開始時，日本的種種留難，藉故拖延，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過當李鴻章被刺後，情勢遂為之一變，一個戰敗國家的議和首席代表，竟被日人狙擊，給國際間的印象是太惡劣了；李鴻章因被刺而換到和平，但《馬關條約》仍是很苛刻的。
《馬關條約》於光緒廿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簽署，內容是：
（一）朝鮮獨立；
（二）割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讓給日本；（三）中國賠償給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四）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商業工藝製造；（五）凡西洋各國在中國所獲的特權，日本均得享受。
這個條約簽署後，西方國家為之大嘩，認為日本已侵犯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
尤其是俄國，俄國一直把遼東半島當作勢力範圍，如今竟被日人奪取，怎肯幹休，於是便聯合德、法等國出麵共同幹涉，而日本則表示英國可以占舟山，俄國可以占北滿，德國亦可取沿海一島。日本這個主意是瓜分中國的辦法，但俄國不願接受。俄國野心不止是北滿，而是包括朝鮮和東北，雙方利益上既有這麽大的衝突，當然很難談得攏，幸而日本這時還不敢公然和列強決裂，因此勉強地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由清朝出銀3000萬兩為交換條件。
和議後，李鴻章成為眾矢之的，萬謗交集。他這年73歲，擔承衰老的清廷內外大政，內心確是非常痛苦。他曾寫了一封信給新疆巡撫陶模，可見其心境：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悉為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致益發不可收拾。
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萬分，更非平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大大地傷了中國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國人，並沒有接受這個教訓而自覺自強。
北洋軍閥史話
七、窮則求變
朝鮮的悲劇成全了袁世凱，甲午戰後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詬責都集中在李鴻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凱身上；大家認為袁世凱在朝鮮是成功的。
實際上也是事實，袁在朝鮮12年，替朝鮮練新兵，安定朝鮮的亂局，重振清廷的聲威，他的表現處處都顯得他出人頭地，高瞻遠矚。73歲高齡的李鴻章也很看得起這個後輩，並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卻受人攻擊而對袁不好，相反地更賞識袁，處處提攜袁，想培植這個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
這就替袁世凱開闢了北洋之路的一條大道。當時的北洋大臣實際是清廷中央的實力人物，李鴻章是那個時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對袁來說，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應手。
當袁未拜命赴小站練兵時，他留在天津，有時也去北京，他利用這個短暫的閑暇，編寫了一本兵書，當然不是他自己執筆。中國的文人以“知兵”才能達到出將入相的地步，自諸葛亮以至曾國藩、李鴻章，莫不是書生而統禦雄兵。袁世凱既然能為朝鮮練新兵，當然也可以撰兵書，他的這部兵書，現在已絕了版。由於他的“兵書”編成，於是他便儼然以“文武雙全”而見重於那個時代了。
甲午戰後，舉國已在求“變”，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
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不過這些洋務派都因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而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是舊勢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勢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舊派中他被賞識，不被排斥，而對於新興的勢力來說，他們看袁仍不失為一個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歡他。在那個新舊蛻變的時代中，袁是騎牆派，正因為他的騎牆，使他成了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寵兒。
在黯淡的甲午戰敗後的清廷，最當務之急的，莫如重新整軍經武了。因此，就在《馬關和約》簽署後的六個月，清廷的五個最重要的大臣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榮祿等會商練建新軍工作，而袁世凱也被受命負責起草計劃和規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訓練新軍事宜，這位曾在朝鮮督練新軍的中年人，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
馬關之恥，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這個刺激，因此不隻清廷中求變，一般社會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變的高潮。如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著《校邠盧抗議》，主張對外不鄙視，不恐懼；對內選拔人才，注重輿論，廢除八股，加強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環日報》主筆鼓吹變法，讚美日本的製度，主張中國急須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製。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曾和孫中山先生談過改革中華的抱負。何啟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過》、《新政安行》等書。這位何啟在英國留學十多年，後居香港創辦雅麗氏（alice）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先生曾就讀西醫書院，起義時並曾得何啟助力。胡禮垣是和何啟合作撰寫上述各書，總稱《新政真銓》。陳虯著《治平過議》、《報國錄》。他們都主張成立國會，行君主立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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