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對三大特殊戰場的改革路徑探索，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難度非常之大，其難點疑點幾乎在經濟學中找不到“標準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來的財富也非常之大，拓進空間充滿了想像力。未來十五到二十年，製造業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紅利、內需消費的井噴以及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全民預期，都為改革打開了一扇不小的“時間窗口”。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網際網路、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和自由知識分子
在長期的大一統製度之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嚴重者，是四大意識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識、政府與民間缺乏契約意識、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意識、企業家階層缺乏階層意識。中國未來能否有大進步，實取決於此四大意識的喚醒。沒有一個國家的變革是對曆史的亦步亦趨，中國亦不例外。所以，我們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國，變革的力量在朝野兩端同時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一些民間新勢力的出現，這四大意識的缺乏有被改進的跡象。
其一，網際網路。盡管網際網路誕生於美國，可是它對中國社會的改造，遠遠大於對美國社會的改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之後，中國的網際網路經濟除了技術來自美國之外，在商業模式上幾乎全數變異，而強悍的國有資本在這個瞬息萬變的領域又毫無作為，因此造就了“陽光創業的一代”，這批年輕的創業家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且完成了中國企業與國際資本的對接，在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國公司幾乎都與網際網路產業有關。近年來，電子商務的崛起在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引爆了一場渠道變革和消費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點50分，阿裏巴巴的淘寶和天貓兩大平台的總交易額已突破1萬億元，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更大的改變是，網際網路重構了中國的媒體和社交生態，特別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現，讓傳統的輿論管製方式無所適從，它們成為了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和推動政務公開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組織(ngo)。明清以來的中國，民間活躍著兩種非政府組織：一是數以十萬計的基層宗族組織，二是以鄉籍為紐帶、遍布於兩萬個市鎮的商會，它們成為民間自主管理的基礎。這兩種組織在“土改”、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中被相繼摧毀，從此之後中國民間在很長時期內如一盤散沙，再無凝聚之力。近十年來，各種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這是中國進入公民社會和中產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它們在上百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展現了民間自主的力量。目前還沒有一個機構公布現有非政府組織的數量，粗略計算應該在5萬個以上，它們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範疇之內。2008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公布全國的環保非政府組織有3539家，抽樣調查顯示，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稱，美國在華非政府組織約有1000家，僅有不到3%具備了合法身份。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民間力量拒絕管製的自主姿態。
其三，企業家階層。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有1085.72萬戶私營企業，4050萬個體工商戶，人數總和超過韓國的全國人口。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人數龐大、富有和擁有力量的有產者階層，可謂“千年之一大變”。布羅代爾曾很簡潔地說道：“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這一景象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近年來的移民現象便是有產階層試圖逃避的一個折射。然而，絕大多數的經營者仍將繼續他們的事業，他們有機會以獨立、不依附的精神，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改變中國。
其四，自由知識分子。自隋唐推行科舉製度之後，中國實際上便失去了產生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製，才誘發了20世紀初那場燦爛的新文化運動。近十年來，民間出現了眾多遊離於體製之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謀生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給予了他們生存的機會。以思想研究為己任的民間智庫層出不窮。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湧現出很多大膽的“意見領袖”。
上述四股新勢力，對維持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製度構成了挑戰，以“自上而下的控製”為特徵的治理模式麵臨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過程將貫穿整個中國改革的全曆程。沒有人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對“大國崛起”的高調歡唿，以及對中國崩潰的悲觀預言，其實都很難構成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國遊曆長達16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係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忐忑叵測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193到1983年，《美國與中國》的第四版修訂出版，年邁的費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寫道：“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革命過程，最好作為兩場革命來理解，一場是經濟方麵的，另一場是社會方麵的，這兩場革命有時互相配合，有時則互相牴觸。為發展經濟而進行的鬥爭……我們一般都能懂得。但社會方麵的改造卻同美國方式大異其趣，令人很難理解。”194
如果說科斯將中國崛起看成“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是一種純粹的西方視角，那麽，真正在中國大地上行走過的費正清卻寧願相信中國走在一條“難以理解”卻符合自身邏輯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許，他是對的。
跋
1850年12月，時年45歲的托克維爾在海濱小城索倫托給友人們寫信。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他因《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歐洲和北美大陸，可是從那以後，他一直為尋找新的寫作主題而苦惱不已，他在信中寫道：“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曆史與哲學本身結合起來。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中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我隻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隻有我們時代的事。”也正在這幾封信裏，托克維爾宣布將創作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專著，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偉大的傳世之作——《舊製度與大革命》。
記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過索倫托，那是義大利南部的一個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麵朝大海，小徑蜿蜒侷促，到處都是花店和精緻的小咖啡館。我在那裏閑居數日，遊逛過小城的很多山道，卻並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歐洲最先鋒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慮。此時此刻，我開始寫作這本《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在查閱資料時，偶然讀到這段軼事，便突然地生出別樣的親近，算算年紀，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於白發間生、歲月流逝，也為寫作而日夜焦慮。
</br>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網際網路、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和自由知識分子
在長期的大一統製度之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嚴重者，是四大意識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識、政府與民間缺乏契約意識、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意識、企業家階層缺乏階層意識。中國未來能否有大進步，實取決於此四大意識的喚醒。沒有一個國家的變革是對曆史的亦步亦趨，中國亦不例外。所以，我們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國，變革的力量在朝野兩端同時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一些民間新勢力的出現，這四大意識的缺乏有被改進的跡象。
其一，網際網路。盡管網際網路誕生於美國，可是它對中國社會的改造，遠遠大於對美國社會的改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之後，中國的網際網路經濟除了技術來自美國之外，在商業模式上幾乎全數變異，而強悍的國有資本在這個瞬息萬變的領域又毫無作為，因此造就了“陽光創業的一代”，這批年輕的創業家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且完成了中國企業與國際資本的對接，在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國公司幾乎都與網際網路產業有關。近年來，電子商務的崛起在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引爆了一場渠道變革和消費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點50分，阿裏巴巴的淘寶和天貓兩大平台的總交易額已突破1萬億元，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更大的改變是，網際網路重構了中國的媒體和社交生態，特別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現，讓傳統的輿論管製方式無所適從，它們成為了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和推動政務公開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組織(ngo)。明清以來的中國，民間活躍著兩種非政府組織：一是數以十萬計的基層宗族組織，二是以鄉籍為紐帶、遍布於兩萬個市鎮的商會，它們成為民間自主管理的基礎。這兩種組織在“土改”、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中被相繼摧毀，從此之後中國民間在很長時期內如一盤散沙，再無凝聚之力。近十年來，各種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這是中國進入公民社會和中產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它們在上百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展現了民間自主的力量。目前還沒有一個機構公布現有非政府組織的數量，粗略計算應該在5萬個以上，它們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範疇之內。2008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公布全國的環保非政府組織有3539家，抽樣調查顯示，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稱，美國在華非政府組織約有1000家，僅有不到3%具備了合法身份。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民間力量拒絕管製的自主姿態。
其三，企業家階層。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有1085.72萬戶私營企業，4050萬個體工商戶，人數總和超過韓國的全國人口。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人數龐大、富有和擁有力量的有產者階層，可謂“千年之一大變”。布羅代爾曾很簡潔地說道：“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這一景象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近年來的移民現象便是有產階層試圖逃避的一個折射。然而，絕大多數的經營者仍將繼續他們的事業，他們有機會以獨立、不依附的精神，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改變中國。
其四，自由知識分子。自隋唐推行科舉製度之後，中國實際上便失去了產生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製，才誘發了20世紀初那場燦爛的新文化運動。近十年來，民間出現了眾多遊離於體製之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謀生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給予了他們生存的機會。以思想研究為己任的民間智庫層出不窮。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湧現出很多大膽的“意見領袖”。
上述四股新勢力，對維持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製度構成了挑戰，以“自上而下的控製”為特徵的治理模式麵臨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過程將貫穿整個中國改革的全曆程。沒有人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對“大國崛起”的高調歡唿，以及對中國崩潰的悲觀預言，其實都很難構成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國遊曆長達16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係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忐忑叵測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193到1983年，《美國與中國》的第四版修訂出版，年邁的費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寫道：“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革命過程，最好作為兩場革命來理解，一場是經濟方麵的，另一場是社會方麵的，這兩場革命有時互相配合，有時則互相牴觸。為發展經濟而進行的鬥爭……我們一般都能懂得。但社會方麵的改造卻同美國方式大異其趣，令人很難理解。”194
如果說科斯將中國崛起看成“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是一種純粹的西方視角，那麽，真正在中國大地上行走過的費正清卻寧願相信中國走在一條“難以理解”卻符合自身邏輯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許，他是對的。
跋
1850年12月，時年45歲的托克維爾在海濱小城索倫托給友人們寫信。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他因《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歐洲和北美大陸，可是從那以後，他一直為尋找新的寫作主題而苦惱不已，他在信中寫道：“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曆史與哲學本身結合起來。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中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我隻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隻有我們時代的事。”也正在這幾封信裏，托克維爾宣布將創作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專著，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偉大的傳世之作——《舊製度與大革命》。
記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過索倫托，那是義大利南部的一個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麵朝大海，小徑蜿蜒侷促，到處都是花店和精緻的小咖啡館。我在那裏閑居數日，遊逛過小城的很多山道，卻並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歐洲最先鋒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慮。此時此刻，我開始寫作這本《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在查閱資料時，偶然讀到這段軼事，便突然地生出別樣的親近，算算年紀，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於白發間生、歲月流逝，也為寫作而日夜焦慮。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