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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紙張和印刷術、火藥和火器的普遍影響下，在航海指南針和其他海上裝置的廣泛使用下，歐洲人經曆了文藝複興，確切地說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臘和古羅馬世界的複興：它是蒙古帝國的複興，是歐洲人重新認識、變革蒙古帝國的遺產，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過程。
1288年5月，在會見列班掃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書信、禮物後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發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亞西西為他的方濟各會建造一座主教堂。作為第一個方濟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隨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濟各會時代的來臨。他們要在這個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僅想顯示他們的優勢身份地位，而且還要突出整個教派的豐功偉績。方濟各會與到過蒙古朝廷的歐洲團體關係密切。在這些人中間，修道士的代表有普蘭諾·卡爾平尼——在貴由當選為大汗時他是第一個到達蒙古的使者，還有威廉·魯布魯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禮期間訪問蒙古，他們都是方濟各會成員。歐洲藝術家從由蒙古人引進的中國、波斯藝術中借鑑題材和手法，他們也很可能是從列班掃馬本人帶來的禮物中借鑑的。
繪畫共同來源於喬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們似乎是亞西西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繪畫係列的一部分。雖然教堂壁畫的內容有基督的一生——離蒙古帝國一千多年，或聖方濟各的一生——時間上與蒙古時代短暫相接，但藝術家還是以蒙古人為作畫的主題，或以蒙古的服飾和裝束來描繪：“在壁畫群中，聖方濟各的生活完全被絲綢所包圍——無論是布置房間，或是鋪飾假想的小路，幾乎每個場景都有彩色華麗的紡織物。”除了粗糙的絲綢之外，他們還描寫到精美的錦緞，它們深為蒙古人所喜愛，並作為禮物贈送給教皇和國王們。藝術家們把蒙古人置於各種基督教繪畫中，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服裝、頭飾和大弓。中國的素描畫經過蒙古的商業活動而流行，以這種風格描繪的馬，開始出現在歐洲藝術品中。這些畫麵表明，歐洲人在描繪多石峭壁和樹木時受到亞洲風格的巨大影響。歐洲藝術，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平麵化和線性化的，如今它成為一種混合物，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風格，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亞洲風格；這種以深刻、明亮、紡織和駿馬為主要特色的藝術，最終成為聞名遠揚的文藝複興藝術。
藝術家描繪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隻是表現出藝術家們的一種新意識，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基督聖袍”畫中，不僅禮袍是採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的，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用蒙古文字來描繪的，它們就是忽必烈汗欽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還有一幅“不貞的罪惡”，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而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麵的正文難以辨認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的，這就暗示我們：義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開始出現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藝術中時，同樣地，蒙古的觀念也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文學、哲學著作中。蒙古觀念和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德國傳教士尼古拉·庫薩的作品中，他那篇寫於1440年的散文《博學的無知》可能被認為是歐洲文藝複興的開端。在君士坦丁堡陷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還在那裏花時間處理教會事務，他後來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觀念。1453年，他撰寫長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虛構出十七個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對話，討論關於促進全球和平諒解的最佳途徑。作者對蒙古宗教思想體係的認識絕不是表麵上的，他引用韃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話，那位代表說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數量眾多而性格純樸的人民，崇拜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對其他人舉行的各種禮拜儀式感到吃驚，盡管那些人與他們崇拜同一個上帝。他們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猶太教徒去除邪念時所採用的習俗：有些人在額頭標上印記，有些人則接受洗禮”。作者也記錄下蒙古人對基督教祭祀儀式和神學的疑惑，特別是“在各種各樣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麵包和酒，基督徒說這是基督的肉體和鮮血。在供奉之後他們飲食了這些祭品，這種行徑似乎令人憎惡，因為他們吞吃了他們所崇拜的聖物”。
在辯論中，虛構的韃靼人準確重複了蒙哥汗對法國使者所說的話——這是他在譴責世界各宗教之間有害的敵對行為時所說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確的。但是猶太人說他們已經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說他們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說有耶穌的戒律，這裏也許還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們也聲稱手中捧著上帝的訓令，如此一來，我們怎樣才能達成和諧一致呢？”蒙古人迴答說，真正的宗教和諧，隻有在國家權力之下，通過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實現。
蒙古的來訪使者如列班掃馬，給歐洲人提供遠方異地蒙古人的極不相同的觀點。歐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脅，他們開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國看成是另外一個充滿吸引力的世界，與他們生活的社會並存。盡管作家們用“穆斯林”來表示歐洲人所輕視的一切事物，但他們卻用美好世界——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的浪漫形象去充實蒙古人的傳說。傑弗裏·喬叟曾在法國和義大利各地奔走，處理外交事務，他比他筆下的眾多人物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偉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寫了一篇最長的浪漫傳奇故事，講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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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5月，在會見列班掃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書信、禮物後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發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亞西西為他的方濟各會建造一座主教堂。作為第一個方濟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隨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濟各會時代的來臨。他們要在這個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僅想顯示他們的優勢身份地位，而且還要突出整個教派的豐功偉績。方濟各會與到過蒙古朝廷的歐洲團體關係密切。在這些人中間，修道士的代表有普蘭諾·卡爾平尼——在貴由當選為大汗時他是第一個到達蒙古的使者，還有威廉·魯布魯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禮期間訪問蒙古，他們都是方濟各會成員。歐洲藝術家從由蒙古人引進的中國、波斯藝術中借鑑題材和手法，他們也很可能是從列班掃馬本人帶來的禮物中借鑑的。
繪畫共同來源於喬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們似乎是亞西西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繪畫係列的一部分。雖然教堂壁畫的內容有基督的一生——離蒙古帝國一千多年，或聖方濟各的一生——時間上與蒙古時代短暫相接，但藝術家還是以蒙古人為作畫的主題，或以蒙古的服飾和裝束來描繪：“在壁畫群中，聖方濟各的生活完全被絲綢所包圍——無論是布置房間，或是鋪飾假想的小路，幾乎每個場景都有彩色華麗的紡織物。”除了粗糙的絲綢之外，他們還描寫到精美的錦緞，它們深為蒙古人所喜愛，並作為禮物贈送給教皇和國王們。藝術家們把蒙古人置於各種基督教繪畫中，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服裝、頭飾和大弓。中國的素描畫經過蒙古的商業活動而流行，以這種風格描繪的馬，開始出現在歐洲藝術品中。這些畫麵表明，歐洲人在描繪多石峭壁和樹木時受到亞洲風格的巨大影響。歐洲藝術，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平麵化和線性化的，如今它成為一種混合物，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風格，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亞洲風格；這種以深刻、明亮、紡織和駿馬為主要特色的藝術，最終成為聞名遠揚的文藝複興藝術。
藝術家描繪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隻是表現出藝術家們的一種新意識，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基督聖袍”畫中，不僅禮袍是採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的，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用蒙古文字來描繪的，它們就是忽必烈汗欽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還有一幅“不貞的罪惡”，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而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麵的正文難以辨認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的，這就暗示我們：義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開始出現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藝術中時，同樣地，蒙古的觀念也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文學、哲學著作中。蒙古觀念和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德國傳教士尼古拉·庫薩的作品中，他那篇寫於1440年的散文《博學的無知》可能被認為是歐洲文藝複興的開端。在君士坦丁堡陷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還在那裏花時間處理教會事務，他後來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觀念。1453年，他撰寫長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虛構出十七個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對話，討論關於促進全球和平諒解的最佳途徑。作者對蒙古宗教思想體係的認識絕不是表麵上的，他引用韃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話，那位代表說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數量眾多而性格純樸的人民，崇拜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對其他人舉行的各種禮拜儀式感到吃驚，盡管那些人與他們崇拜同一個上帝。他們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猶太教徒去除邪念時所採用的習俗：有些人在額頭標上印記，有些人則接受洗禮”。作者也記錄下蒙古人對基督教祭祀儀式和神學的疑惑，特別是“在各種各樣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麵包和酒，基督徒說這是基督的肉體和鮮血。在供奉之後他們飲食了這些祭品，這種行徑似乎令人憎惡，因為他們吞吃了他們所崇拜的聖物”。
在辯論中，虛構的韃靼人準確重複了蒙哥汗對法國使者所說的話——這是他在譴責世界各宗教之間有害的敵對行為時所說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確的。但是猶太人說他們已經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說他們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說有耶穌的戒律，這裏也許還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們也聲稱手中捧著上帝的訓令，如此一來，我們怎樣才能達成和諧一致呢？”蒙古人迴答說，真正的宗教和諧，隻有在國家權力之下，通過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實現。
蒙古的來訪使者如列班掃馬，給歐洲人提供遠方異地蒙古人的極不相同的觀點。歐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脅，他們開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國看成是另外一個充滿吸引力的世界，與他們生活的社會並存。盡管作家們用“穆斯林”來表示歐洲人所輕視的一切事物，但他們卻用美好世界——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的浪漫形象去充實蒙古人的傳說。傑弗裏·喬叟曾在法國和義大利各地奔走，處理外交事務，他比他筆下的眾多人物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偉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寫了一篇最長的浪漫傳奇故事，講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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