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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近八個世紀之後，“蘇勒德”給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們所征服的人民，帶來了這樣一種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羅斯人將僅僅顯示在郵票上的“蘇勒德”，也當成是一種民族主義複興和潛在侵略傾向的行為。蘇聯對此的反應無比憤怒，他們擔心其附屬國將走上獨立之路，甚或更糟，會站在蘇聯往昔的同盟國、後來的敵人，即蒙古的鄰國——中國一邊。在蒙古，當局禁止發行此郵票，並鎮壓學者。鐵木耳·奧其爾由於表現出不忠罪行，被黨的官員戴上了“企圖將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當局將他趕下台，送到內地流放，並最終用斧頭將其處死。在黨內清洗之後，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學者的工作上來，他們被黨誣陷為反黨分子、中國間諜、蓄意破壞者和害人蟲。在接下來的反民族主義的運動中，當局將考古學家珀理（perlee）強行下獄，並讓他呆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之下，原因隻是因為他曾當過鐵木耳·奧其爾的老師，並曾秘密研究過蒙古帝國的曆史。任何教師、曆史學家、藝術家、詩人和歌唱家，如果他們的專業工作與成吉思汗時代的曆史有任何聯繫，他們就將處於危險的境地。當局秘密地處決過部分人。其他的學者們失去工作，在蒙古惡劣的氣候中，與家人一起，被驅逐出家門。他們還被剝奪了醫療保健的權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內部的流放地，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廣袤的地曠人稀的不同地區。
在這一整肅運動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並且可能是被蘇聯當作對蒙古人的懲罰，而將其銷毀了。然而，麵對這種殘酷的鎮壓，或許也正因為鎮壓，無數的蒙古學者開始獨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處險境，也要尋求對他們那段被詆毀以及被歪曲的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國家的學者，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俄羅斯、德國、法國和匈牙利的學者，他們致力於解讀該原稿，並將其譯成現代語言。由於無法使用蒙古內部的資源，他們隻能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古蒙古語學者羅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指導下，用蒙古語和英語書寫的《秘史》被逐章逐節地發表出來。同一時期，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woodmancleaves）獨立地譯出一個單行本，1982年，翻譯的單行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破譯符號和翻譯原稿。即便是對已翻譯過來的文本，人們仍難於理解，因為很明顯，它本是為極少數的蒙古皇室內部人員撰寫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讀者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應具有深厚的知識。要是缺乏對事件發生地點的詳細實地的考察，原稿中曆史的來龍去脈和傳記史的意義，就難以理解。
第二項重要進展出人意料地出現在1990年，即蘇聯霸權主義的瓦解及其對蒙古占領的終結。蘇軍撤離，戰機飛離，並且坦克也撤走。終於，內陸亞洲的蒙古領域向外界開放了。漸漸地，少數人進入那個保護區域探險。蒙古獵人潛入這個充滿獵物的山穀偷獵，牧民沿著這一區域的邊沿放牧，偶爾會有冒險者非法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幾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考察隊來到那裏，尋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寢；盡管他們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發現，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未能實現。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連接中國、中東和歐洲的世界商業史上的作用，以及他們在絲綢之路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學者沿著從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亞到伊斯坦堡托普卡普皇宮的路線，遊曆了沿途的考古遺址、圖書館，並參加專家會議。自1990年第一次進入到西伯利亞蒙古行政區的布理亞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這路線與他們向外擴散的路線一樣，從他們在蒙古的老家遠至地中海的波士尼亞。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到達威尼斯。
廣泛的遊曆給我帶來了很多的信息，但並未如我所期望的那麽有助於理解。盡管有不足，但我認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當1998年抵達蒙古時，通過對成吉思汗幼年時期在這一地區的一些背景資料進行了解，我本以為這隻是一個收尾和短暫的旅程，可以最終完成該研究項目。但那“旅程”卻變成了另一個五年的研究，遠比我原來想像的要廣泛深入得多。我發現，蒙古人對從掙脫數個世紀外國統治而得來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並且，這種興奮又集中到對他們的國父——成吉思汗——無上榮耀的迴憶中。盡管象出於對他表達敬意的歌曲的出現一樣，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塊和香菸上被迅速商業化，但作為一個曆史人物，他還是消失了。不僅他的精神之旗從寺廟裏消失了，就連他的真實麵目也從他們的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從我們的曆史中消失了一樣。他是誰呢？
在突然間似乎有可能迴答那些問題的時候，由於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夠的判斷力，於是我來到了蒙古。近八個世紀以來，成吉思汗童年時期生活過、以及最後埋葬的禁區，首次向外開放；與此同時，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終被破譯。沒有哪位學者能夠單獨地完成考察任務，但如果與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小組共同合作的話，我們就能開始尋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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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整肅運動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並且可能是被蘇聯當作對蒙古人的懲罰，而將其銷毀了。然而，麵對這種殘酷的鎮壓，或許也正因為鎮壓，無數的蒙古學者開始獨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處險境，也要尋求對他們那段被詆毀以及被歪曲的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國家的學者，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俄羅斯、德國、法國和匈牙利的學者，他們致力於解讀該原稿，並將其譯成現代語言。由於無法使用蒙古內部的資源，他們隻能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古蒙古語學者羅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指導下，用蒙古語和英語書寫的《秘史》被逐章逐節地發表出來。同一時期，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woodmancleaves）獨立地譯出一個單行本，1982年，翻譯的單行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破譯符號和翻譯原稿。即便是對已翻譯過來的文本，人們仍難於理解，因為很明顯，它本是為極少數的蒙古皇室內部人員撰寫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讀者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應具有深厚的知識。要是缺乏對事件發生地點的詳細實地的考察，原稿中曆史的來龍去脈和傳記史的意義，就難以理解。
第二項重要進展出人意料地出現在1990年，即蘇聯霸權主義的瓦解及其對蒙古占領的終結。蘇軍撤離，戰機飛離，並且坦克也撤走。終於，內陸亞洲的蒙古領域向外界開放了。漸漸地，少數人進入那個保護區域探險。蒙古獵人潛入這個充滿獵物的山穀偷獵，牧民沿著這一區域的邊沿放牧，偶爾會有冒險者非法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幾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考察隊來到那裏，尋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寢；盡管他們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發現，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未能實現。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連接中國、中東和歐洲的世界商業史上的作用，以及他們在絲綢之路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學者沿著從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亞到伊斯坦堡托普卡普皇宮的路線，遊曆了沿途的考古遺址、圖書館，並參加專家會議。自1990年第一次進入到西伯利亞蒙古行政區的布理亞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這路線與他們向外擴散的路線一樣，從他們在蒙古的老家遠至地中海的波士尼亞。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到達威尼斯。
廣泛的遊曆給我帶來了很多的信息，但並未如我所期望的那麽有助於理解。盡管有不足，但我認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當1998年抵達蒙古時，通過對成吉思汗幼年時期在這一地區的一些背景資料進行了解，我本以為這隻是一個收尾和短暫的旅程，可以最終完成該研究項目。但那“旅程”卻變成了另一個五年的研究，遠比我原來想像的要廣泛深入得多。我發現，蒙古人對從掙脫數個世紀外國統治而得來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並且，這種興奮又集中到對他們的國父——成吉思汗——無上榮耀的迴憶中。盡管象出於對他表達敬意的歌曲的出現一樣，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塊和香菸上被迅速商業化，但作為一個曆史人物，他還是消失了。不僅他的精神之旗從寺廟裏消失了，就連他的真實麵目也從他們的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從我們的曆史中消失了一樣。他是誰呢？
在突然間似乎有可能迴答那些問題的時候，由於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夠的判斷力，於是我來到了蒙古。近八個世紀以來，成吉思汗童年時期生活過、以及最後埋葬的禁區，首次向外開放；與此同時，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終被破譯。沒有哪位學者能夠單獨地完成考察任務，但如果與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小組共同合作的話，我們就能開始尋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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