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4)
王道士是個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為打開這個洞而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殘重的無法挽迴的損失的話，我想，就是借給他一個膽子，他也不會去那麽做的。然而，畢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從此開始呻吟，開始流血，開始大傷元氣。
“1922年，白俄阿連闊夫殘部約500人，由新疆竄到敦煌駐紮在莫高窟，約八個月之久，對莫高窟的破壞極其慘重，他們將洞窟和寺院中的門窗、匾額劈碎當柴燒，在洞窟內支鍋做飯，大片壁畫被煙燻火燎無法辨認，把大批塑像斷手鑿目，甚至挖心搗腹，意在盜寶，斑斑罪痕，至今猶存。”
這是胡同慶與羅華慶合著的《敦煌學入門》一書中的記載。僅從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會出現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畫麵：
一群藍眼睛白皮膚的高大的白俄大兵爭搶著跨過大泉河，直撲莫高窟。他們哇啦哇啦地叫著，笨拙地鑽進一個個石窟。他們的腰間都紮著寬寬的皮帶，軍裝的褶皺堆積著黃沙。黑色的高統大皮靴把鳴沙山上飄下來的細如水紋的沙層踏踩得一片稀爛，黃沙默默忍受著落降下來，遮住了500雙黑皮靴上那層狂傲的光澤。
石窟在山崖上參差排列著。一股股濃煙伴著黃昏憂鬱的山色，極不情願地帶著萬千愁緒從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緩緩湧出。
500個大兵湧進洞內，他們占了多少個洞就使多少個洞內的佛和飛天還有壁畫上的人物蒙羞受辱。當這些個來自異邦的大兵們把洞窟中珍貴的門窗，以及那些尊貴的匾額劈碎當柴燒時，他們粗魯得像史前人。可是，他們是來自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們的國土上，他們走進這一個個洞窟中，他們也會這麽破壞嗎？
洞裏邊的大鍋很大，四周圍著一圈兒解衣敞懷的闖入者。火光從鍋底的縫隙處卷騰上來，閃閃灼灼地照著一張張怪異的麵孔：捲曲的蓬亂的棕色頭發，蓬亂的捲曲的棕色的絡腮鬍子，深陷的藍色的眼睛已經顯不出磁質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臉被火光弄得紅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紅的那半絕沒有一絲愧疚，黑的那半也絕沒有透出一點點的懺悔……他們都很年輕，年輕人不容易懺悔的。他們那八個月中一定很開心，住在洞裏邊開心，燒火開心，劈木頭更是開心，有什麽開心能比破壞一種東西更開心了呢？越是珍貴的東西，越是保護多年的東西破壞起來才開心才痛快。他們還往牆上寫字了。他們寫得一定是他們的名字。70多年後的我跨進一個修複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發現了一塊壁畫脫落的土牆上刻寫著一串俄文。字跡說不清是熟練還是潦草，我不懂俄語，認不出寫得是什麽，但是，憑感覺，憑一個過多地懂得中華民族災難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個人的名字。現在該怎樣看待這個名字呢？是一個罪惡的名字呢還是一個愚蠢的名字？
罪惡和愚蠢有時是不可分的。不光是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會忘記那一個個洋人考察隊是怎樣貪婪地紅著眼睛撞入這片聖地掠奇寶藏。
那個以最低廉的代價騙取敦煌藏經洞中兩大包手寫本的奧布印魯切夫；那個把自己裝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輕鬆地從傻×王道士手中買下神幡繪畫等藝術品5大箱子、經卷文書24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個學識淵博的漢學家在3個星期中將洞中所有文物通檢一遍，把最值錢的6600卷文書和美術品運到法國的法國佬伯希爾……
必須要說到那個可惡的美國人華爾納了。他是這批掠奪者破壞者中最晚來到敦煌的。他為藏經洞而來，他對藏經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風塵僕僕地乘興而來，等待他的竟是一個空空的黑洞，在他看來，那個黑洞像一張大嘴在毫無節製在嘲笑他的姍姍來遲。他一定是憤怒了，一定是覺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麽會把莫高窟的皮給剝了呢？他是用那種特製的膠布在洞中的壁畫上挑選了最精美的圖案剝取下來，一塊塊地剝，粉白鮮艷的壁畫上就落下了一塊塊傷疤……他剝皮剝得很仔細也很坦然，沒有人來製止他，他用不著擔心。他可以隨便剝，任意揭……莫高窟能不為之痛苦嗎？敦煌能不為之憂傷嗎？
1995年3月11日，我第一次來到莫高窟。我在一處洞窟的壁畫上看到了華爾納剝去的那一塊塊皮。那本來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繪，可是，畫麵被剝去了一塊，看上去要怎麽紮眼就怎麽紮眼。任何一個有神經的人有藝術感覺的人，都不能不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兒，我心甘情願地繼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著的這個地方，多少人站過，多少人受過折磨，一代一代輪著，輪到我這兒了。我痛苦的時間一定是比別人長了一些。陪同我來的年輕人催我。這位石油局的年輕人就是生長在敦煌這片土地上。來時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訴我，他們家距莫高窟隻有三裏路。他說他在小時候常常和小朋友們跑到莫高窟玩。那時候沒有人管理，沒有圍牆也沒有把門的，他說他們那時候隨便就可以撿到小佛，他說那時候小佛在洞外邊的護欄上擺得到處都是。他說那時候誰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麽重要，他們還可以隨便撒尿，隨便扔石頭。他說他來過無數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經熟視無睹了呢還是他從來就未熟悉過？他顯然沒有我這種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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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是個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為打開這個洞而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殘重的無法挽迴的損失的話，我想，就是借給他一個膽子，他也不會去那麽做的。然而，畢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從此開始呻吟，開始流血，開始大傷元氣。
“1922年，白俄阿連闊夫殘部約500人，由新疆竄到敦煌駐紮在莫高窟，約八個月之久，對莫高窟的破壞極其慘重，他們將洞窟和寺院中的門窗、匾額劈碎當柴燒，在洞窟內支鍋做飯，大片壁畫被煙燻火燎無法辨認，把大批塑像斷手鑿目，甚至挖心搗腹，意在盜寶，斑斑罪痕，至今猶存。”
這是胡同慶與羅華慶合著的《敦煌學入門》一書中的記載。僅從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會出現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畫麵：
一群藍眼睛白皮膚的高大的白俄大兵爭搶著跨過大泉河，直撲莫高窟。他們哇啦哇啦地叫著，笨拙地鑽進一個個石窟。他們的腰間都紮著寬寬的皮帶，軍裝的褶皺堆積著黃沙。黑色的高統大皮靴把鳴沙山上飄下來的細如水紋的沙層踏踩得一片稀爛，黃沙默默忍受著落降下來，遮住了500雙黑皮靴上那層狂傲的光澤。
石窟在山崖上參差排列著。一股股濃煙伴著黃昏憂鬱的山色，極不情願地帶著萬千愁緒從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緩緩湧出。
500個大兵湧進洞內，他們占了多少個洞就使多少個洞內的佛和飛天還有壁畫上的人物蒙羞受辱。當這些個來自異邦的大兵們把洞窟中珍貴的門窗，以及那些尊貴的匾額劈碎當柴燒時，他們粗魯得像史前人。可是，他們是來自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們的國土上，他們走進這一個個洞窟中，他們也會這麽破壞嗎？
洞裏邊的大鍋很大，四周圍著一圈兒解衣敞懷的闖入者。火光從鍋底的縫隙處卷騰上來，閃閃灼灼地照著一張張怪異的麵孔：捲曲的蓬亂的棕色頭發，蓬亂的捲曲的棕色的絡腮鬍子，深陷的藍色的眼睛已經顯不出磁質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臉被火光弄得紅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紅的那半絕沒有一絲愧疚，黑的那半也絕沒有透出一點點的懺悔……他們都很年輕，年輕人不容易懺悔的。他們那八個月中一定很開心，住在洞裏邊開心，燒火開心，劈木頭更是開心，有什麽開心能比破壞一種東西更開心了呢？越是珍貴的東西，越是保護多年的東西破壞起來才開心才痛快。他們還往牆上寫字了。他們寫得一定是他們的名字。70多年後的我跨進一個修複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發現了一塊壁畫脫落的土牆上刻寫著一串俄文。字跡說不清是熟練還是潦草，我不懂俄語，認不出寫得是什麽，但是，憑感覺，憑一個過多地懂得中華民族災難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個人的名字。現在該怎樣看待這個名字呢？是一個罪惡的名字呢還是一個愚蠢的名字？
罪惡和愚蠢有時是不可分的。不光是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會忘記那一個個洋人考察隊是怎樣貪婪地紅著眼睛撞入這片聖地掠奇寶藏。
那個以最低廉的代價騙取敦煌藏經洞中兩大包手寫本的奧布印魯切夫；那個把自己裝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輕鬆地從傻×王道士手中買下神幡繪畫等藝術品5大箱子、經卷文書24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個學識淵博的漢學家在3個星期中將洞中所有文物通檢一遍，把最值錢的6600卷文書和美術品運到法國的法國佬伯希爾……
必須要說到那個可惡的美國人華爾納了。他是這批掠奪者破壞者中最晚來到敦煌的。他為藏經洞而來，他對藏經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風塵僕僕地乘興而來，等待他的竟是一個空空的黑洞，在他看來，那個黑洞像一張大嘴在毫無節製在嘲笑他的姍姍來遲。他一定是憤怒了，一定是覺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麽會把莫高窟的皮給剝了呢？他是用那種特製的膠布在洞中的壁畫上挑選了最精美的圖案剝取下來，一塊塊地剝，粉白鮮艷的壁畫上就落下了一塊塊傷疤……他剝皮剝得很仔細也很坦然，沒有人來製止他，他用不著擔心。他可以隨便剝，任意揭……莫高窟能不為之痛苦嗎？敦煌能不為之憂傷嗎？
1995年3月11日，我第一次來到莫高窟。我在一處洞窟的壁畫上看到了華爾納剝去的那一塊塊皮。那本來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繪，可是，畫麵被剝去了一塊，看上去要怎麽紮眼就怎麽紮眼。任何一個有神經的人有藝術感覺的人，都不能不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兒，我心甘情願地繼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著的這個地方，多少人站過，多少人受過折磨，一代一代輪著，輪到我這兒了。我痛苦的時間一定是比別人長了一些。陪同我來的年輕人催我。這位石油局的年輕人就是生長在敦煌這片土地上。來時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訴我，他們家距莫高窟隻有三裏路。他說他在小時候常常和小朋友們跑到莫高窟玩。那時候沒有人管理，沒有圍牆也沒有把門的，他說他們那時候隨便就可以撿到小佛，他說那時候小佛在洞外邊的護欄上擺得到處都是。他說那時候誰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麽重要，他們還可以隨便撒尿，隨便扔石頭。他說他來過無數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經熟視無睹了呢還是他從來就未熟悉過？他顯然沒有我這種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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