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3)


    人因為膚淺才會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見其人的膚淺。佛對於曆史對於政權究竟有多大影響?左右不了生殺亦製止不了戰爭,敦煌周圍有那麽多的古墓群,古幣般拋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卻視而不見。或許佛見了,也想了,隻是淺陋的我等無法揣度。這些個古戰場的不幸者們生前是否去過莫高窟?是否祈求過佛的保佑?當一陣烈風帶著粗曆的沙礫吞沒這些古幣時,我聽到的是沙啞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個戈壁的顫慄。


    而佛們,卻端坐入定。


    古墓要遠比石窟多。


    東方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從屬於政治權威,麵對統治者的意誌文化就像一個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漢武帝的樣子也可以是武則天的模特。喜歡了,就寵你,不喜歡了,就把你扔到一邊。


    中國的古建築在這方麵體現得尤為充分。那些豪華的皇宮隨著朝代的更替而不斷地焚毀,就像一件件隨脫隨換的龍袍。即便到了現代的城市建築也沒有完全擺脫這種文化的影響。所以,當代建築師們常常為某個城市的長官意誌所困擾。在我接觸的那麽多建築師中,有好多跟我談過他們對於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無奈,有的就是出自他們之手,但是,一提起來,他們就感到苦不堪言。他們不能無視長官意誌。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為有個懂建築的好長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這個城市的長官不甚明白建築。不怕這個城市沒有好的建築師,隻怕沒有一個懂建築的好長官。就像一個單位的體育運動開展得好,因為有個愛好體育的領導;一個單位的文藝搞得好同樣是有個熱愛文藝的領導;否則,是不可能開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麽,敦煌的石窟建得好,無疑也是因為掌權者們的喜好。研究敦煌學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個統治者的個人性情和愛好,以及這種東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說,他們為什麽都願意營造敦煌的佛窟?為了疆域安定,為了統治順民,這隻是外在的因素,而他們內在的心靈世界,他們的情感方式,包括他們的性格成因婚姻狀況等等,與莫高窟能沒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嗎?我曾試圖找找這方麵的資料,可惜沒有找到。沒有找到就沒有充分理由對這個問題予以有說服力的闡述,好在我不是學子,我也無意去寫學術文章,我隻是要寫篇散文,用以記述我的敦煌遊曆,以及我由此而生發的感慨。


    根據我的感慨,我還要固執地說下去。麵對敦煌麵對莫高窟,人類不能不發現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統治者的感情脆弱,統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來自思慮太多憂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說來,三皇五帝們比常人麵對死亡時的心境更加複雜更加可憐。在佛的麵前,他們是孩子。他們隻有在佛的麵前也隻有到了死之將至時,他們才會成為孩子。但是,他們無論多麽孩子,多麽可憐,也無法讓佛受到感染,相反,他們倒是極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憂鬱。


    曆朝曆代,哪一個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憂鬱。即使不憂鬱的來到莫高窟也會被這種憂鬱的氛圍所籠罩。


    莫高窟是憂鬱的,敦煌也是憂鬱的。憂鬱的東西不能不受到傷害。敦煌的衰落


    始於明代以後。據載:嘉靖三年(1524年)閉嘉峪關,敦煌孤懸關外,莫高窟


    “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敦煌一片蕭條。


    到了清代,雖然敦煌一度得到複甦,但是,莫高窟卻寂寞了,字落碑殘,叢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間,陝西迴民白彥虎圍攻敦煌,“遂將佛龕半付灰燼,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狀”。


    往下該說到那個傻×道士了。其實,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經寫了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讀到這篇名為《道士塔》的散文時,我覺得這篇東西像小說。因為他筆下的這個叫王圓祿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祿!


    曆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了甘肅,做了道士。幾經周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最燦爛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裏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裏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紮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裏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給王道士的筆墨太多,因為在整個敦煌學中,他顯得過於渺小了。餘秋雨太抬舉他了。他是出於好心,眼見17窟的洞門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來工人幹活。那是光緒二十六年的6月25日,幹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運出去,往顯露出的牆壁上插煙管,插出一道裂縫,於是,沉睡900年的寶窟被打開了。這一打開,就使莫高窟名揚天下了,於是,民族的恥辱與民族的災難什麽的就紛至遝來。這一段曆史是從王道士這麽個小人物的手中開始改寫的,這倒使我感覺是一種曆史的誤會。關鍵是他承擔不起。要是換了別人去開啟那個藏經洞呢?麵對那麽多的寶藏會怎麽辦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個民族或者說人類的寶藏我會怎麽辦呢?我會把它保存完好以至於送到今天的故宮博物館嗎?我沒有把握。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絕不會拱手將這些國寶送給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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