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說法(9)
對於人所共知的曆史素材、自然科學知識、地理知識等反映曆史事實或者客觀事實的素材的利用，對於人類社會的共同文化財富的利用，不屬於抄襲。如果某種思想的表現隻有惟一或者有限的幾種形式，例如公式的表達，定義的表達，某個行業或者專業約定俗成的慣用形式，對於這些思想的表達出現相同、雷同或者近似，不能認為是抄襲，因為這類表達不存在發揮獨創性的空間，任何人在表現同一思想時都必須採用同樣的形式。
如上所述，著作權侵權同其他民事權利一樣，需具備四個要件，其中，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這一原則也同樣適用於對抄襲侵權的認定，而不論主觀上是否有將他人之作當做自己之作的故意。
對抄襲的認定，也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還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評、是否構成抄襲物的主要或者實質部分為轉移。凡構成上述要件的，均應認為屬於抄襲。
所謂非法複製，指除著作權法另有規定外，複製他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段。著作權法所說的複製，除了原樣複製外，還包括經過改頭換麵的複製。
抄襲與非法複製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除了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還侵犯他人的著作人身權，特別是署名權;而後者主要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從拙文為抄襲所下的定義看，抄襲的要害是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即北京市高級法院對本案判決中所說的“抄襲的主要特徵在於將他人創作當做抄襲者自己創作，它的結果會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簡言之，凡客觀上起到“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作用的，就屬於抄襲，反之，就可能屬於非法複製侵權，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三、合理引用與抄襲和非法複製的關係
除了以上談到的抄襲和非法複製概念外，本案還談及著作權法允許的合理引用概念。關於“合理引用”，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首先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另外，修訂前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必須具備下列條件：（一）引用目的僅限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二）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三）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現在來看，上述規定仍不過時，是正確的。十餘年來，執法部門在界定某種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適當引用規定時，也是按照以上三點考慮的。
綜上，什麽情況下“引用”才算合理，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引用他人作品，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對此，著作權法規定，引用的目的僅在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也就是說，某些情況下，可能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引用目的，例如，編教科書時將他人的作品當做教科書的某篇章，不屬於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合理引用，而應屬於複製他人作品的行為。這種情況下，使用人雖然指明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但是，這種使用行為不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引用的目的，而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應當經作者的許可方可使用。如果未經作者許可就使用其作品，則屬於對作者著作財產權，主要是複製權的侵害。例如，本案係爭的第一部分的4000餘字，法院認為構成抄襲的理由是引用人採取的“參考文獻的方式不能將他人創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能將他人之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的方式，是否就不侵權?恐怕不能得出這種結論，因為在本案涉及的條件下，不存在合理引用的目的。
第二， 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規定這一要件的目的主要在於製止不正當地使用他人之作。
第三， 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這主要指第二十二條開頭講的“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點也是某些情況下區分引用和抄襲的界限。某些情況下，引用人引用他人的作品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 所引用部分也未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但是，未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致“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此時的行為顯然也是對被引用作品作者權利的侵害，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方麵， 讀者誤以為被引用部分是引用人之作，引用人不當地占有他人著作，無論其主觀目的如何，客觀上起到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的作用;另一方麵，被引用作品作者對引文的作者身份地位受到動搖，其著作人身權，即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權受到侵害。
四、如何註明出處
綜上，可見註明出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正確地註明出處，即使引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最多隻構成對複製權的侵害，也不至於被指責為抄襲。如何才算正確地註明出處，愚以為，不同的場合應適用不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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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所共知的曆史素材、自然科學知識、地理知識等反映曆史事實或者客觀事實的素材的利用，對於人類社會的共同文化財富的利用，不屬於抄襲。如果某種思想的表現隻有惟一或者有限的幾種形式，例如公式的表達，定義的表達，某個行業或者專業約定俗成的慣用形式，對於這些思想的表達出現相同、雷同或者近似，不能認為是抄襲，因為這類表達不存在發揮獨創性的空間，任何人在表現同一思想時都必須採用同樣的形式。
如上所述，著作權侵權同其他民事權利一樣，需具備四個要件，其中，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這一原則也同樣適用於對抄襲侵權的認定，而不論主觀上是否有將他人之作當做自己之作的故意。
對抄襲的認定，也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還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評、是否構成抄襲物的主要或者實質部分為轉移。凡構成上述要件的，均應認為屬於抄襲。
所謂非法複製，指除著作權法另有規定外，複製他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段。著作權法所說的複製，除了原樣複製外，還包括經過改頭換麵的複製。
抄襲與非法複製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除了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還侵犯他人的著作人身權，特別是署名權;而後者主要侵犯他人的著作財產權。從拙文為抄襲所下的定義看，抄襲的要害是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即北京市高級法院對本案判決中所說的“抄襲的主要特徵在於將他人創作當做抄襲者自己創作，它的結果會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簡言之，凡客觀上起到“使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作用的，就屬於抄襲，反之，就可能屬於非法複製侵權，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三、合理引用與抄襲和非法複製的關係
除了以上談到的抄襲和非法複製概念外，本案還談及著作權法允許的合理引用概念。關於“合理引用”，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首先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另外，修訂前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必須具備下列條件：（一）引用目的僅限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二）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三）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現在來看，上述規定仍不過時，是正確的。十餘年來，執法部門在界定某種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適當引用規定時，也是按照以上三點考慮的。
綜上，什麽情況下“引用”才算合理，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引用他人作品，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對此，著作權法規定，引用的目的僅在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也就是說，某些情況下，可能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引用目的，例如，編教科書時將他人的作品當做教科書的某篇章，不屬於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合理引用，而應屬於複製他人作品的行為。這種情況下，使用人雖然指明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但是，這種使用行為不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引用的目的，而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應當經作者的許可方可使用。如果未經作者許可就使用其作品，則屬於對作者著作財產權，主要是複製權的侵害。例如，本案係爭的第一部分的4000餘字，法院認為構成抄襲的理由是引用人採取的“參考文獻的方式不能將他人創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能將他人之作與引用人的創作區別開來的方式，是否就不侵權?恐怕不能得出這種結論，因為在本案涉及的條件下，不存在合理引用的目的。
第二， 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規定這一要件的目的主要在於製止不正當地使用他人之作。
第三， 不得損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這主要指第二十二條開頭講的“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點也是某些情況下區分引用和抄襲的界限。某些情況下，引用人引用他人的作品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 所引用部分也未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但是，未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致“讀者對所使用內容的創作者身份產生誤解，誤以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獨立創作完成的”，此時的行為顯然也是對被引用作品作者權利的侵害，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方麵， 讀者誤以為被引用部分是引用人之作，引用人不當地占有他人著作，無論其主觀目的如何，客觀上起到將他人之作竊為己有的作用;另一方麵，被引用作品作者對引文的作者身份地位受到動搖，其著作人身權，即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權受到侵害。
四、如何註明出處
綜上，可見註明出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正確地註明出處，即使引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最多隻構成對複製權的侵害，也不至於被指責為抄襲。如何才算正確地註明出處，愚以為，不同的場合應適用不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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