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快過年了，來給作家們提前拜拜年。他態度確實很溫和，還遞給我一枝中華煙。我平時並不喜歡抽菸，但遇事時卻極想抽的。我接過了煙，也接受了讓領導給我點燃，這份待遇是有分量的呀！我心裏並不糊塗。但是，我心裏作好了充分準備，不管他怎麽說，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則！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的話。他重提我們黨組書記找我談的那個話題，他好像有意將這個話題說得輕鬆一些，但越是這樣，我的心裏卻越是緊張。畢竟人家是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人家是代表省裏來找我談這個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於我，而不是命令於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麽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氣，這反倒更讓我難為情了。他說的意思與我們黨組書記的話是一樣的，就是勸我高姿態，別太計較。他並不問我被抄襲的具體經過，我甚至懷疑他連張建偉抄襲了我的哪一本書可能都不夠清楚。他也不過問我近期的創作情況和我們的刊物情況。我們的經費緊張，連稿費都付不出了，而宣傳部有筆經費，是可以給我們刊物補貼的，因為我們的刊物是直接歸宣傳部管的。我們刊物是黨的喉舌，我們也曾打過報告申請這筆經費能不能給我們撥點兒。但是，我們仍然拮據著。我已經飽嚐了一個純文學刊物的主編的全部艱辛與窘迫。這時我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說，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傾吐，卻什麽也說不出來了。
虧得還能抽菸。一枝煙要不了多大一會兒就抽完了。按滅菸蒂，總得開口呀。我居然問了一句挺生硬的話：張建偉是什麽態度？他認錯沒？
副部長說他這樣做肯定是錯了的，上邊也沒說他對，隻是我們需要來點兒高姿態。我問副部長究竟是上邊哪個人打來的電話，他說是宣傳局的某位大員。其實，我是不應該這樣問領導的，但是，我一向是個喜歡刨根問底兒的人，何況這個事情始終讓我耿耿於懷。因為這個打到我們省委宣傳部來的電話，與那個打到各報社不讓發文章的電話，都讓我刻骨銘心！
但是，副部長給足了我麵子，他沒有打官腔。但我事後一想，我問得有多麽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長，對於這種直截了當的發問，肯定也會心存不悅的，至少說明了一個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個領導不喜歡乖點兒的下級呢？這樣一來，你還想往上升遷嗎？你給人家留下一個什麽樣的印象呢？
副部長說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著我，等著我的表態。可我覺得我像一個被人家欺負得無處躲藏的孩子，麵對應該給自己撐腰的家長，卻無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強與我的自尊使我無法討取也不想討取任何人的欣賞。我的答覆顯然是生硬的。
我說，如果說到高姿態，那麽隻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當麵向我認錯，否則，一切都談不上的。
副部長的微笑在他噴吐出的煙霧中消失了。我隻能起身告辭。事後，也不能不有些後悔，人家副部長畢竟是乘興而來，快過年了呀，讓人家不愉快這多不應該！
三天後，省委書記召開了全省文學藝術界專家迎春節茶話會，我有幸出席。
會上，我見到平時不易見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當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兒，他們不同程度地詢問著，關心著。令我特別感動的是省委副秘書長東曉先生，他態度特別明確，他說，不能讓他！他抄襲了我們作品他還有理了？！雖然短短幾句話，但這是我所聽到的來自省裏領導方麵最溫暖的話，我當時鼻子一酸，就說不出話了。
一個人在受到委屈時，在感到深深無助時，這樣的一句話，真是勝過千金呀！那些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們在記述自己苦難經曆時，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話而終生感動的情景是一點不為過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動物。人太需要支持和關心了！
茶話會由宣傳部部長主持，而後是省委書記講話。那一天的情況我記在日記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話會之後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臘月二十九這天下午，我正在電腦前寫作，接到了黨組書記的電話。他說，宣傳部的部長委託他打電話給我。宣傳部長跟我並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會知道我的名字。部長的意思很明確，是讓我放棄這場官司，還說要安定團結雲雲。我的官司與安定團結掛上鉤了，多受抬舉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對書記發火了：這叫什麽邏輯？這叫什麽事兒？安定團結？這與安定團結有什麽關係？這不純粹是——我想說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話，但我還是羞於吐出口，不說這種粗話，我就想罵人，可畢竟人家是領導呀，我一時找不到更趕勁兒的話，隻能氣得直喘氣。
終於，我堅定地說：這個官司我打到底了！別說宣傳部長，就是省委書記或者再高出幾級的領導打電話勸我也多餘了！我是不會放棄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11)
當我將電話“啪”地一聲掛上時，我的腦子嗡嗡作響，耳邊似有一群蒼蠅在亂飛。
我的心緒糟糕透頂，這種情緒一直影響了我的過年心情。
2001年的春節，我是在相當焦慮與煩躁中度過的。大年初一，我就與妻子吵架了。在這樣的日子裏吵架，是我們結婚二十年都不曾有過的。
生氣呀，真生氣，生真氣！我生氣為什麽他們按官階遞增著一個個找我，讓我放棄維護正義的權益？他們怎麽就這樣無視智慧財產權？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我一個區區主編、作家，置於龐大的官場不過一介書生，我隻不過維護了我自己應該維護的權益罷了。我維護得多麽脆弱多麽無助，我這種微不足道的維權，居然影響了“安定團結”，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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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的話。他重提我們黨組書記找我談的那個話題，他好像有意將這個話題說得輕鬆一些，但越是這樣，我的心裏卻越是緊張。畢竟人家是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人家是代表省裏來找我談這個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於我，而不是命令於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麽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氣，這反倒更讓我難為情了。他說的意思與我們黨組書記的話是一樣的，就是勸我高姿態，別太計較。他並不問我被抄襲的具體經過，我甚至懷疑他連張建偉抄襲了我的哪一本書可能都不夠清楚。他也不過問我近期的創作情況和我們的刊物情況。我們的經費緊張，連稿費都付不出了，而宣傳部有筆經費，是可以給我們刊物補貼的，因為我們的刊物是直接歸宣傳部管的。我們刊物是黨的喉舌，我們也曾打過報告申請這筆經費能不能給我們撥點兒。但是，我們仍然拮據著。我已經飽嚐了一個純文學刊物的主編的全部艱辛與窘迫。這時我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說，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傾吐，卻什麽也說不出來了。
虧得還能抽菸。一枝煙要不了多大一會兒就抽完了。按滅菸蒂，總得開口呀。我居然問了一句挺生硬的話：張建偉是什麽態度？他認錯沒？
副部長說他這樣做肯定是錯了的，上邊也沒說他對，隻是我們需要來點兒高姿態。我問副部長究竟是上邊哪個人打來的電話，他說是宣傳局的某位大員。其實，我是不應該這樣問領導的，但是，我一向是個喜歡刨根問底兒的人，何況這個事情始終讓我耿耿於懷。因為這個打到我們省委宣傳部來的電話，與那個打到各報社不讓發文章的電話，都讓我刻骨銘心！
但是，副部長給足了我麵子，他沒有打官腔。但我事後一想，我問得有多麽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長，對於這種直截了當的發問，肯定也會心存不悅的，至少說明了一個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個領導不喜歡乖點兒的下級呢？這樣一來，你還想往上升遷嗎？你給人家留下一個什麽樣的印象呢？
副部長說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著我，等著我的表態。可我覺得我像一個被人家欺負得無處躲藏的孩子，麵對應該給自己撐腰的家長，卻無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強與我的自尊使我無法討取也不想討取任何人的欣賞。我的答覆顯然是生硬的。
我說，如果說到高姿態，那麽隻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當麵向我認錯，否則，一切都談不上的。
副部長的微笑在他噴吐出的煙霧中消失了。我隻能起身告辭。事後，也不能不有些後悔，人家副部長畢竟是乘興而來，快過年了呀，讓人家不愉快這多不應該！
三天後，省委書記召開了全省文學藝術界專家迎春節茶話會，我有幸出席。
會上，我見到平時不易見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當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兒，他們不同程度地詢問著，關心著。令我特別感動的是省委副秘書長東曉先生，他態度特別明確，他說，不能讓他！他抄襲了我們作品他還有理了？！雖然短短幾句話，但這是我所聽到的來自省裏領導方麵最溫暖的話，我當時鼻子一酸，就說不出話了。
一個人在受到委屈時，在感到深深無助時，這樣的一句話，真是勝過千金呀！那些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們在記述自己苦難經曆時，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話而終生感動的情景是一點不為過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動物。人太需要支持和關心了！
茶話會由宣傳部部長主持，而後是省委書記講話。那一天的情況我記在日記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話會之後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臘月二十九這天下午，我正在電腦前寫作，接到了黨組書記的電話。他說，宣傳部的部長委託他打電話給我。宣傳部長跟我並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會知道我的名字。部長的意思很明確，是讓我放棄這場官司，還說要安定團結雲雲。我的官司與安定團結掛上鉤了，多受抬舉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對書記發火了：這叫什麽邏輯？這叫什麽事兒？安定團結？這與安定團結有什麽關係？這不純粹是——我想說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話，但我還是羞於吐出口，不說這種粗話，我就想罵人，可畢竟人家是領導呀，我一時找不到更趕勁兒的話，隻能氣得直喘氣。
終於，我堅定地說：這個官司我打到底了！別說宣傳部長，就是省委書記或者再高出幾級的領導打電話勸我也多餘了！我是不會放棄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11)
當我將電話“啪”地一聲掛上時，我的腦子嗡嗡作響，耳邊似有一群蒼蠅在亂飛。
我的心緒糟糕透頂，這種情緒一直影響了我的過年心情。
2001年的春節，我是在相當焦慮與煩躁中度過的。大年初一，我就與妻子吵架了。在這樣的日子裏吵架，是我們結婚二十年都不曾有過的。
生氣呀，真生氣，生真氣！我生氣為什麽他們按官階遞增著一個個找我，讓我放棄維護正義的權益？他們怎麽就這樣無視智慧財產權？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我一個區區主編、作家，置於龐大的官場不過一介書生，我隻不過維護了我自己應該維護的權益罷了。我維護得多麽脆弱多麽無助，我這種微不足道的維權，居然影響了“安定團結”，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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