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兩次訪梅，均有文記載其事。在1961年梅先生逝世和逝世周年紀念時，也都寫了紀念文章。為同一個人寫了4篇，這在爸爸的文字生涯中是很難得的事。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鎮海人，出生於1921年。因家境貧寒，隻讀到小學五年級就來上海“學生意”(即當學徒)。他在讀小學時就看到我爸爸的《護生畫集》，深受感動。後來又讀了《子愷漫畫》、《緣緣堂隨筆》等書，成了忠實讀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見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春，他在上海覺林素菜館對著牆上掛的爸爸的畫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識的覺林職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來。知道他熱愛豐畫，表示願意引薦去見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帶著我從杭州來上海，那位職工和爸爸約定了時間，便讓胡先生到我們下榻的振華旅館見麵。爸爸十分熱情地接待他，並約他以後到上海時每次都來振華旅館相會。
就在這一年冬天，胡先生寫信到杭州，請求爸爸收他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覆信，大意說：
仁弟讀書不多，為人忠厚，而好文愛學，頗有慧根。仆忝長一日，願為師弟之交。
爸爸還托開明書店、萬葉書店寄給他好幾本自己的著作，還送他一幅四尺中堂《雙鬆圖》，題的是“門前雙鬆，終歲青蔥，不識衰榮。”跋曰：
此畫作於重慶，因愛雙鬆之姿，收為緣緣堂自藏，今贈與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畫及接受他拜師的信均毀於“文革”，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認識了我爸爸後，曾提出要學畫，爸爸卻迴答他說：“學畫要有天才，當上畫家能有幾人，想要用畫畫掙飯吃，更不容易。”又說：“隻要人品正，行為正，不會作詩亦有詩，不會作畫亦有美。”
胡先生出於愛好，便私下偷偷臨摹。
1948年爸爸帶我和寶姐一起來上海，胡先生請我們到他那簡陋的三層閣家裏去吃飯。我們登上一節扶梯，轉彎處總有一隻煤球爐子。我們十分艱難地從一個個爐子旁經過，才進入他家狹小的三層閣內。
爸爸應約寄給報刊的畫，都關照用畢退迴原稿，把原搞送給胡先生。如此積累下來，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電局的幹部，隻因在“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便降職擔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過批鬥抄家，300幅畫絕大部分都損失了。1969年春，他的“問題”審查結束，便來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聲痛哭地訴說畫幅受損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說：
“不要難過。這樣的大劫大難，誰有本事逃得過!隻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們逼死了，你聽說嗎?死了就完了!我們不能去死。我不死，還有手，我會給你再畫的。”
從此，每次胡先生來，爸爸總有畫送給他，從不間斷。畫越積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題“敝帚自珍”文字一頁，作為這一批畫的總稱。其中有語曰：
……交愛我者藏之。今生畫緣盡於此矣。
《敝帚自珍》共畫4套。3套都是給家屬，一套給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後，1981年7月1日，胡先生為祝賀黨誕生60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他自己所作《獻壽圖》一幅，儼然是豐畫的風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約寫《豐子愷傳》(次年2月出版)。為了集思廣益，我請寶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彥、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參加撰寫。胡先生當時交給我《振華旅館》一文供我編入傳記中。如今我再讀此文，發現其中有一段寫爸爸的內容，我竟已忘了個幹淨。今抄錄如下與讀者共享：
1947年舊曆9月是豐子愷先生的老師———弘一法師逝世5周年，也是豐先生的另一位老師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時候。就在這年春，豐先生趁在滬機會，與開明書店的幾位老友，發起為兩位前輩舉辦紀念會。他們決定在今年秋涼，假上海玉佛寺的一個廳堂，展出兩位老人的遺墨、遺作和遺物，以誌追悼。確定之後，豐先生在迴杭州之前與我相約，秋涼之後，再在這個振華旅館相會。
秋涼，紀念會如期開了，但是豐子愷先生未能參加。這是因為這年舊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豐先生自己50誕辰。他寫信告訴我，略謂：杭州親友，借了裏西湖的新新旅館，一定要為他祝壽。他無法推辭。信中說：“其實五十非壽，六十方稱下壽……然親友盛意難拂，藉此以敘舊耳。”他信中還告訴我，他收藏的遺物、紀念品，已派專人送到上海開明書店。紀念之事，全拜託葉聖陶先生主持了，並介紹我去見葉聖陶先生。
葉聖陶先生等開明書店同人，聞知豐先生50壽辰，同時在上海也發起一個為豐氏賀壽活動。這個活動可說是簡單樸素，又是風雅別致。朋友中有作詩的，有填詞的，也有隨便說幾句恰如其分的祝詞，各人把自己的作品，親筆寫在一本裝裱精緻的冊頁摺子上。寫齊之後寄給在杭州的豐子愷先生。這份禮物確也別出心裁，是一件可貴的紀念物。我見過這本摺子，並抄錄了幾則，記得：
葉聖陶的賀詩：
何以為君壽，吟詩博上娛。聲名周海內，嘯傲對西湖。
崇佛情非佞，愛人德不孤。巴山懷昔醉，此樂欲重圖。
鄭振鐸寫道：
我國畫家專長多，子愷以菩薩心作覺世畫，五十之年固事業之方始也。
傅彬然題曰：
以藝術手腕，顯菩薩心腸。
周振甫的七絕：
百年事業今方半，已使兒童識姓名。小品法傳重海外，悠然風度仰淵明。
此外，還有周予同、章錫琛、徐調孚等諸友，都有詩文為賀。老友們的賀詩，恰如其分地為子愷翁作了寫照。
在台灣56天
開明書店的負責人章雪村(錫琛)先生要去台灣看看開明的台灣分店，約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從藝專畢業，章先生也是帶家屬同行的，於是爸爸就帶了我於1948年9月8日離開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贛路訊報》編輯部副主任舒國華先生的小汽車送我們上火車站的。那時，大陸政治日漸腐敗：橫徵暴斂，貪汙舞弊，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家裏幾乎每天都要為開門七件事費盡心機。家裏人多事雜，不勝煩惱。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剛收複不久的寶島台灣，是否宜於安家。當然還打算在台灣開個畫展，以補貼天天漲價的昂貴的油鹽柴米的開支。我們在上海會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灣之行，後來曾被人誤解以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灣去，真是無稽之談。
爸爸筆下曾畫了那麽多同情勞動人民的畫，怎麽會怕解放軍來解放勞動人民呢!再說，那時離解放還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這種敏感。他在抗戰時期十分關心時事，經常看報;太平時期我看他沉湎在藝術中，不那麽過問政治，甚至不大看報了。爸爸去台灣的緣由，就是上麵所說的，想換個環境。可是到了台灣以後發現台灣沒有他喜歡喝的黃酒，隻有米酒、紅露酒，他喝不慣。酒是他的命根子，於是就離開了台灣。這是後話。
</br>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鎮海人，出生於1921年。因家境貧寒，隻讀到小學五年級就來上海“學生意”(即當學徒)。他在讀小學時就看到我爸爸的《護生畫集》，深受感動。後來又讀了《子愷漫畫》、《緣緣堂隨筆》等書，成了忠實讀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見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春，他在上海覺林素菜館對著牆上掛的爸爸的畫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識的覺林職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來。知道他熱愛豐畫，表示願意引薦去見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帶著我從杭州來上海，那位職工和爸爸約定了時間，便讓胡先生到我們下榻的振華旅館見麵。爸爸十分熱情地接待他，並約他以後到上海時每次都來振華旅館相會。
就在這一年冬天，胡先生寫信到杭州，請求爸爸收他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覆信，大意說：
仁弟讀書不多，為人忠厚，而好文愛學，頗有慧根。仆忝長一日，願為師弟之交。
爸爸還托開明書店、萬葉書店寄給他好幾本自己的著作，還送他一幅四尺中堂《雙鬆圖》，題的是“門前雙鬆，終歲青蔥，不識衰榮。”跋曰：
此畫作於重慶，因愛雙鬆之姿，收為緣緣堂自藏，今贈與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畫及接受他拜師的信均毀於“文革”，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認識了我爸爸後，曾提出要學畫，爸爸卻迴答他說：“學畫要有天才，當上畫家能有幾人，想要用畫畫掙飯吃，更不容易。”又說：“隻要人品正，行為正，不會作詩亦有詩，不會作畫亦有美。”
胡先生出於愛好，便私下偷偷臨摹。
1948年爸爸帶我和寶姐一起來上海，胡先生請我們到他那簡陋的三層閣家裏去吃飯。我們登上一節扶梯，轉彎處總有一隻煤球爐子。我們十分艱難地從一個個爐子旁經過，才進入他家狹小的三層閣內。
爸爸應約寄給報刊的畫，都關照用畢退迴原稿，把原搞送給胡先生。如此積累下來，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電局的幹部，隻因在“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便降職擔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過批鬥抄家，300幅畫絕大部分都損失了。1969年春，他的“問題”審查結束，便來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聲痛哭地訴說畫幅受損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說：
“不要難過。這樣的大劫大難，誰有本事逃得過!隻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們逼死了，你聽說嗎?死了就完了!我們不能去死。我不死，還有手，我會給你再畫的。”
從此，每次胡先生來，爸爸總有畫送給他，從不間斷。畫越積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題“敝帚自珍”文字一頁，作為這一批畫的總稱。其中有語曰：
……交愛我者藏之。今生畫緣盡於此矣。
《敝帚自珍》共畫4套。3套都是給家屬，一套給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後，1981年7月1日，胡先生為祝賀黨誕生60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他自己所作《獻壽圖》一幅，儼然是豐畫的風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約寫《豐子愷傳》(次年2月出版)。為了集思廣益，我請寶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彥、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參加撰寫。胡先生當時交給我《振華旅館》一文供我編入傳記中。如今我再讀此文，發現其中有一段寫爸爸的內容，我竟已忘了個幹淨。今抄錄如下與讀者共享：
1947年舊曆9月是豐子愷先生的老師———弘一法師逝世5周年，也是豐先生的另一位老師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時候。就在這年春，豐先生趁在滬機會，與開明書店的幾位老友，發起為兩位前輩舉辦紀念會。他們決定在今年秋涼，假上海玉佛寺的一個廳堂，展出兩位老人的遺墨、遺作和遺物，以誌追悼。確定之後，豐先生在迴杭州之前與我相約，秋涼之後，再在這個振華旅館相會。
秋涼，紀念會如期開了，但是豐子愷先生未能參加。這是因為這年舊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豐先生自己50誕辰。他寫信告訴我，略謂：杭州親友，借了裏西湖的新新旅館，一定要為他祝壽。他無法推辭。信中說：“其實五十非壽，六十方稱下壽……然親友盛意難拂，藉此以敘舊耳。”他信中還告訴我，他收藏的遺物、紀念品，已派專人送到上海開明書店。紀念之事，全拜託葉聖陶先生主持了，並介紹我去見葉聖陶先生。
葉聖陶先生等開明書店同人，聞知豐先生50壽辰，同時在上海也發起一個為豐氏賀壽活動。這個活動可說是簡單樸素，又是風雅別致。朋友中有作詩的，有填詞的，也有隨便說幾句恰如其分的祝詞，各人把自己的作品，親筆寫在一本裝裱精緻的冊頁摺子上。寫齊之後寄給在杭州的豐子愷先生。這份禮物確也別出心裁，是一件可貴的紀念物。我見過這本摺子，並抄錄了幾則，記得：
葉聖陶的賀詩：
何以為君壽，吟詩博上娛。聲名周海內，嘯傲對西湖。
崇佛情非佞，愛人德不孤。巴山懷昔醉，此樂欲重圖。
鄭振鐸寫道：
我國畫家專長多，子愷以菩薩心作覺世畫，五十之年固事業之方始也。
傅彬然題曰：
以藝術手腕，顯菩薩心腸。
周振甫的七絕：
百年事業今方半，已使兒童識姓名。小品法傳重海外，悠然風度仰淵明。
此外，還有周予同、章錫琛、徐調孚等諸友，都有詩文為賀。老友們的賀詩，恰如其分地為子愷翁作了寫照。
在台灣56天
開明書店的負責人章雪村(錫琛)先生要去台灣看看開明的台灣分店，約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從藝專畢業，章先生也是帶家屬同行的，於是爸爸就帶了我於1948年9月8日離開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贛路訊報》編輯部副主任舒國華先生的小汽車送我們上火車站的。那時，大陸政治日漸腐敗：橫徵暴斂，貪汙舞弊，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家裏幾乎每天都要為開門七件事費盡心機。家裏人多事雜，不勝煩惱。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剛收複不久的寶島台灣，是否宜於安家。當然還打算在台灣開個畫展，以補貼天天漲價的昂貴的油鹽柴米的開支。我們在上海會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灣之行，後來曾被人誤解以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灣去，真是無稽之談。
爸爸筆下曾畫了那麽多同情勞動人民的畫，怎麽會怕解放軍來解放勞動人民呢!再說，那時離解放還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這種敏感。他在抗戰時期十分關心時事，經常看報;太平時期我看他沉湎在藝術中，不那麽過問政治，甚至不大看報了。爸爸去台灣的緣由，就是上麵所說的，想換個環境。可是到了台灣以後發現台灣沒有他喜歡喝的黃酒，隻有米酒、紅露酒，他喝不慣。酒是他的命根子，於是就離開了台灣。這是後話。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