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路是當時書店的集中區，開設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多家書鋪。由生活書店發售的《新華日報》這張用綠色土紙印刷的報紙，在當時的桂林，非常新鮮地吸引著廣大愛國救亡的青年和各界進步人士的心。另外還有一張進步報紙《救亡報紙》(夏衍主編)，剛從廣州運來，正積極籌備出版。在桂西路的北側，也開設著國民黨的正中書局，但此店門可羅雀，根本無人上門，店夥計整天倚櫃檯無聊。……
崇德書店隻開了100天，就毀於敵機的燒夷彈。據章桂哥口頭迴憶，那時書店諸人躲警報迴來，見書店尚未燒掉，連忙把書全部搶出，堆在馬路上。燒夷彈把空氣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條街都被燒光，街上的書當然也化為灰燼，連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燒著。
這個月內，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燒夷彈。桂林城內被毀房屋約有三分之一，南門內一帶，遭劫最大。那時我們已遷居鄉下。爸爸進城，看到沿途斷垣殘壁，荒涼滿目，不堪迴首!
一隻新枚酒一杯
暑假結束，爸爸要去兩江的桂林師範學校教書，我家就遷居。桂師校長唐現之要爸爸帶了家人住到校舍裏去。雖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賢二位已到桂師成為同事，爸爸還把賈祖璋先生也介紹到了桂師。但爸爸喜歡自由，還是托人介紹，在離桂林35公裏的兩江鄉下泮塘嶺40號謝四嫂家租到了房子，於桂師開學前搬到了兩江。泮塘嶺離學校步行需35分鍾。
這時媽媽已將臨盆，不便到鄉下待產。所以媽媽由19歲的寶姐陪伴，再加上一個10歲的我打打雜差，我們三人仍留在馬皇背。
桂師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這天才在斧斤影裏、杭育聲中先行開課，以後補行開學典禮。爸爸給學生講了一堂課，問學生是否聽得懂他那帶石門腔學杭州“官話”的“國語”，聽不懂的請舉手。舉手的人竟過半數。爸爸大傷腦筋。但我知道爸爸這情況是無法改變的。因為後來在四川，爸爸好幾次為學生講演，還是那種口音。我在一旁聽了，常常竊笑。如今電視台來採訪時常常問我有沒有留下爸爸說話的錄音。我記得1954年我們遷入陝西南路的房子以後，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麽電台曾要他作一次對台灣人民的廣播，可惜那錄音帶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錯，爸爸通曉日文、英文，建國後又學了俄文。他的譯文著作等身，而且譯文很優美。可是要他開口，大概隻有日文行，因為他畢竟於1921年去過日本10個月。但英文、俄文發音都不行。看來爸爸在外文口語方麵的成就，遠不如筆譯，遠不如其他的文化藝術，而且也無法改進。
且說這天上午爸爸在桂師下課後正步行迴家，途遇前往桂師報告緊急消息的章桂哥，說寶姐寫來條子，媽媽在往省立醫院做產前檢查時突然患了子癇症，必須讓她提前生產，要爸爸速去醫院簽字。
爸爸急速趕迴泮塘嶺家中，一邊換衣服，一邊叫華瞻哥查《辭海》中“子癇症”三字。我在一旁納罕。我一向隻見爸爸把那部《辭海》搬進搬出，卻不知這是什麽玩意兒。原來媽媽生的病也能在這裏麵查出來!等我長大後，每次我問爸爸什麽問題，他總是十分認真地迴答。迴答不出或希望迴答得更確切、更詳盡時，他就查《辭海》。後來我也學習爸爸這種精神，用來對付我的女兒和外孫。而抗戰時的那部《辭海》，後來是給幼小的新枚吃飯時墊在凳子上坐的;勝利後迴江南時則是給我二姐的長子宋菲君墊高了坐的。我們逃出去時當然不會帶這麽笨重的上下兩冊《辭海》。我已記不起是在哪裏買的。多半是為了備課在桂林買的。總之，爸爸為了求更多的知識，非常重視《辭海》，所以經濟上一有可能馬上先購置此書。新中國成立後，爸爸也為《辭海》的出版校訂做了大量工作。
卻說爸爸準備就緒，匆匆趕往赴桂林的汽車站，適逢農曆九月初二，班車照例停駛。幸有一小汽車滿載行客，司機同意他坐在司機椅背上，身體屈作s形。總算當天趕到桂林省立醫院。鄭萬育醫生是爸爸的讀者(護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學生)，醫德甚高，另一醫生也姓鄭，卻很兇，被我們稱為“兇鄭”，其實人家醫術還是很高的。
“善鄭”告訴爸爸，臨產期還有三星期，但現在患了子癇症，今天非生產不可;如延遲，危險性會增大。又說，或破肚，或人工生產，須再診後決定，萬一不能大小兩全，他問爸爸是保大還是保小?爸爸說：
“當然保大!”醫生要爸爸簽字蓋章，爸爸蘸紅墨水蓋了個手印。
爸爸的好友陸聯棠、張梓生、魯彥三位先生，還有丙伯，聽到這消息，早已先後來到醫院，替爸爸分憂擔愁。爸爸謝諸位好意後勸請迴去，唯獨張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術室外聽候消息。據寶姐說，爸爸心中焦急，連連吸菸。
新枚終於出生，大小平安。隻是他的腳先出來，經“兇鄭”醫生拉扯出來後，孩子不哭。醫生把他倒拎著，拍拍背，然後拎起他的頭和腳，背向上，讓頭和腳在背部上方相接觸，如此扳了好幾次，孩子終於“哇”的一聲哭起來。孩子的腿骨略受傷害。醫生說日後必可複原。新枚幼時有點瘸腿，後來果然正常了。媽媽則起初病勢較重，昏迷不醒，但兩天後就清醒了。她昏迷後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個男孩。連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馬一浮先生離桂林時，爸爸對他說了添丁的事，他問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迴答不出，說隻知道生了個“人”，引起旁邊諸人失笑。直到護士把孩子抱進來給媽媽看時，爸爸才知道嬰兒是男。
媽媽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後第四天，帶了我一起先迴泮塘嶺。據寶姐迴憶，爸爸曾開玩笑說，這次醫藥費很貴，等孩子長大後要同他算帳。後來爸爸為新生兒立了《新枚紀念冊》(共兩本)，在上麵貼了爸爸自繪的緣緣堂圖，新枚住院時的種種紀念品，連住院發票也貼在冊子上。可惜“文革”抄家還來這兩本紀念冊，後來不知怎麽又不見了，真可惜。新枚長大後對爸爸的孝順，遠遠超過這筆住院費了，一笑。
自嬰兒出生後，爸爸就恐家人特別是我外婆掛念，已先派專人送信去報平安。他諄諄囑咐：到家後，第一句話要說“母子平安!”不要先講別的事。我對爸爸這吩咐印象極深。因為自己說話常常不得要領，不分主次。以後就戒之慎之。
媽媽痊癒後，由爸爸的朋友農民銀行行長吳敬生的小汽車接送母嬰到泮塘嶺。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車。而等待著新枚住宿的則是謝四嫂家的西廂房，原為牛棚。牛已不養，且在迎接嬰兒來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媽媽則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媽媽生孩子後總是沒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寶姐軟姐輪流帶，請奶媽，不夠時加煉乳。她們和我一起宿在牛棚裏。她們給嬰兒把尿時，就把在地上。雖然是嬰兒尿，不臭，泥地能吸幹，但現在迴想起來總是太因陋就簡了。
關於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有一番話。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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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書店隻開了100天，就毀於敵機的燒夷彈。據章桂哥口頭迴憶，那時書店諸人躲警報迴來，見書店尚未燒掉，連忙把書全部搶出，堆在馬路上。燒夷彈把空氣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條街都被燒光，街上的書當然也化為灰燼，連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燒著。
這個月內，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燒夷彈。桂林城內被毀房屋約有三分之一，南門內一帶，遭劫最大。那時我們已遷居鄉下。爸爸進城，看到沿途斷垣殘壁，荒涼滿目，不堪迴首!
一隻新枚酒一杯
暑假結束，爸爸要去兩江的桂林師範學校教書，我家就遷居。桂師校長唐現之要爸爸帶了家人住到校舍裏去。雖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賢二位已到桂師成為同事，爸爸還把賈祖璋先生也介紹到了桂師。但爸爸喜歡自由，還是托人介紹，在離桂林35公裏的兩江鄉下泮塘嶺40號謝四嫂家租到了房子，於桂師開學前搬到了兩江。泮塘嶺離學校步行需35分鍾。
這時媽媽已將臨盆，不便到鄉下待產。所以媽媽由19歲的寶姐陪伴，再加上一個10歲的我打打雜差，我們三人仍留在馬皇背。
桂師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這天才在斧斤影裏、杭育聲中先行開課，以後補行開學典禮。爸爸給學生講了一堂課，問學生是否聽得懂他那帶石門腔學杭州“官話”的“國語”，聽不懂的請舉手。舉手的人竟過半數。爸爸大傷腦筋。但我知道爸爸這情況是無法改變的。因為後來在四川，爸爸好幾次為學生講演，還是那種口音。我在一旁聽了，常常竊笑。如今電視台來採訪時常常問我有沒有留下爸爸說話的錄音。我記得1954年我們遷入陝西南路的房子以後，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麽電台曾要他作一次對台灣人民的廣播，可惜那錄音帶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錯，爸爸通曉日文、英文，建國後又學了俄文。他的譯文著作等身，而且譯文很優美。可是要他開口，大概隻有日文行，因為他畢竟於1921年去過日本10個月。但英文、俄文發音都不行。看來爸爸在外文口語方麵的成就，遠不如筆譯，遠不如其他的文化藝術，而且也無法改進。
且說這天上午爸爸在桂師下課後正步行迴家，途遇前往桂師報告緊急消息的章桂哥，說寶姐寫來條子，媽媽在往省立醫院做產前檢查時突然患了子癇症，必須讓她提前生產，要爸爸速去醫院簽字。
爸爸急速趕迴泮塘嶺家中，一邊換衣服，一邊叫華瞻哥查《辭海》中“子癇症”三字。我在一旁納罕。我一向隻見爸爸把那部《辭海》搬進搬出，卻不知這是什麽玩意兒。原來媽媽生的病也能在這裏麵查出來!等我長大後，每次我問爸爸什麽問題，他總是十分認真地迴答。迴答不出或希望迴答得更確切、更詳盡時，他就查《辭海》。後來我也學習爸爸這種精神，用來對付我的女兒和外孫。而抗戰時的那部《辭海》，後來是給幼小的新枚吃飯時墊在凳子上坐的;勝利後迴江南時則是給我二姐的長子宋菲君墊高了坐的。我們逃出去時當然不會帶這麽笨重的上下兩冊《辭海》。我已記不起是在哪裏買的。多半是為了備課在桂林買的。總之，爸爸為了求更多的知識，非常重視《辭海》，所以經濟上一有可能馬上先購置此書。新中國成立後，爸爸也為《辭海》的出版校訂做了大量工作。
卻說爸爸準備就緒，匆匆趕往赴桂林的汽車站，適逢農曆九月初二，班車照例停駛。幸有一小汽車滿載行客，司機同意他坐在司機椅背上，身體屈作s形。總算當天趕到桂林省立醫院。鄭萬育醫生是爸爸的讀者(護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學生)，醫德甚高，另一醫生也姓鄭，卻很兇，被我們稱為“兇鄭”，其實人家醫術還是很高的。
“善鄭”告訴爸爸，臨產期還有三星期，但現在患了子癇症，今天非生產不可;如延遲，危險性會增大。又說，或破肚，或人工生產，須再診後決定，萬一不能大小兩全，他問爸爸是保大還是保小?爸爸說：
“當然保大!”醫生要爸爸簽字蓋章，爸爸蘸紅墨水蓋了個手印。
爸爸的好友陸聯棠、張梓生、魯彥三位先生，還有丙伯，聽到這消息，早已先後來到醫院，替爸爸分憂擔愁。爸爸謝諸位好意後勸請迴去，唯獨張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術室外聽候消息。據寶姐說，爸爸心中焦急，連連吸菸。
新枚終於出生，大小平安。隻是他的腳先出來，經“兇鄭”醫生拉扯出來後，孩子不哭。醫生把他倒拎著，拍拍背，然後拎起他的頭和腳，背向上，讓頭和腳在背部上方相接觸，如此扳了好幾次，孩子終於“哇”的一聲哭起來。孩子的腿骨略受傷害。醫生說日後必可複原。新枚幼時有點瘸腿，後來果然正常了。媽媽則起初病勢較重，昏迷不醒，但兩天後就清醒了。她昏迷後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個男孩。連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馬一浮先生離桂林時，爸爸對他說了添丁的事，他問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迴答不出，說隻知道生了個“人”，引起旁邊諸人失笑。直到護士把孩子抱進來給媽媽看時，爸爸才知道嬰兒是男。
媽媽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後第四天，帶了我一起先迴泮塘嶺。據寶姐迴憶，爸爸曾開玩笑說，這次醫藥費很貴，等孩子長大後要同他算帳。後來爸爸為新生兒立了《新枚紀念冊》(共兩本)，在上麵貼了爸爸自繪的緣緣堂圖，新枚住院時的種種紀念品，連住院發票也貼在冊子上。可惜“文革”抄家還來這兩本紀念冊，後來不知怎麽又不見了，真可惜。新枚長大後對爸爸的孝順，遠遠超過這筆住院費了，一笑。
自嬰兒出生後，爸爸就恐家人特別是我外婆掛念，已先派專人送信去報平安。他諄諄囑咐：到家後，第一句話要說“母子平安!”不要先講別的事。我對爸爸這吩咐印象極深。因為自己說話常常不得要領，不分主次。以後就戒之慎之。
媽媽痊癒後，由爸爸的朋友農民銀行行長吳敬生的小汽車接送母嬰到泮塘嶺。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車。而等待著新枚住宿的則是謝四嫂家的西廂房，原為牛棚。牛已不養，且在迎接嬰兒來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媽媽則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媽媽生孩子後總是沒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寶姐軟姐輪流帶，請奶媽，不夠時加煉乳。她們和我一起宿在牛棚裏。她們給嬰兒把尿時，就把在地上。雖然是嬰兒尿，不臭，泥地能吸幹，但現在迴想起來總是太因陋就簡了。
關於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有一番話。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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