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當末造 少年英挺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現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不過,宗羲的人生曆程卻布滿荊棘:少年時期,父親即遭迫害,慘死獄中,成年之後更是曆盡艱辛,既飽嚐戰亂兵燹,又造經官府追捕,"瀕於十死"而患難餘生,可以說絲毫也沒有蒙受到這個吉兆佳名的嗬護.
據《竹橋黃氏宗譜》記載[注],黃氏原居婺源(今屬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為慶元(治今浙江鄞縣)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時不屈而死,有子三人,分頭避亂,其中名叫萬河的到了餘姚,便定居下來,是為竹橋黃氏之一世祖,至宗羲生時已曆17世500年.宗羲的父親初名則燦,後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長,號白安,是一個正直並且關心時政的讀書人.
宗羲8歲時,去年春天考取進士的尊素被授予寧國府(明寧國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職務,宗羲隨侍父母赴任所,這一年是萬曆四十五年(1616).從此,尊素涉足風濤險惡的宦海,而宗羲在父親的薰陶習染下,隨著年齡的增長,也逐漸萌生、培養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政治意識.毋庸置疑,正是這一點最終影響和決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啟三年(1623),尊素遷監察禦史,宗羲亦通過童子試,取得秀才資格,新近補為仁和(今杭州)縣學博士弟子員.是年秋,宗羲隨父親來到北京,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讀書的日課,當然是所謂"時文",即八股製藝,由父親親自督促指點;而少年黃宗羲對小說家言及稗官野乘卻頗感興趣,"課程既畢,竊買演義如《三國》、《殘唐》之類數十冊,藏之帳中,俟父母睡熟,則發火而觀之一(《南雷文鈔·家母求文節略》).這種不務"正業"的舉動不久就被父母發覺.明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詔,稱"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史·選舉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擔心麟兒因放鬆舉業而有礙前程,可是,"少即博鑒經史,不專為科舉之學"(《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黃氏家錄》)的尊素對此卻並不介意,還認為"亦足開其智慧"(《黃梨洲先生年譜》),或許他在愛子身上又見到了當年的自己吧.
天啟時代的明帝國,承嘉靖、萬曆之後,已是風雨飄搖,正處於分崩離析的前夜.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間,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國稱汗後,聲勢日盛,不但屢屢攻擾遼東,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叩關南向;南邊的明朝卻武備鬆弛、將驕兵惰,衛所製度也名存實亡,有的地方兵員不及定額的半成,甚至軍器僅有一張弓!朝政情況更是一塌胡塗、烏煙瘴氣.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勵精圖治,反倒寵信太監魏忠賢(本名進忠,後賜改忠賢,河北肅寧人,1568—1627),聽其擅專國政,廣植黨羽.官僚集團中則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四方督撫,大批趨炎附勢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門,閣臣魏廣微唿忠賢為叔,給事中阮大鋮、禮部尚書顧秉謙、太常卿倪文煥等拜忠賢為父,此外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類不堪入耳的名號,中外勾結,形成既醜惡又兇殘的"閹黨",造夠了酵竹難書的無邊罪孽.而與其對立的一方,便是東林黨人.
所謂"東林黨",其實始終不曾是一個有綱領的政黨式團體,也並未真正結黨,最多隻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學術集群."東林黨"這個稱謂,是由閹黨強加的.
萬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顧憲成(字叔時,江蘇無錫人,學者稱東林先生或徑陽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職家居,與同裏高攀龍(字存之,一字景逸、雲從,1562—1626)、錢一本(字國瑞,號啟新,江蘇常州人,1539—1610)等人講學無錫東林書院,嗣後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1624)、趙南星(字夢白,·號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繼講學,遠近士子,聞風相從.上述諸人後來被認為是東林黨的創始人物,其中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被譽為"海內三君".在學術上,東林人士反對陽明學術末流"盛談玄虛"、以致"遍天下無不皆禪學"(劉宗周《劉子全書》)而造成的空疏不切實用的流弊,主張迴歸正統的朱子學,提倡避免空談心性、強調做學問應以平治天下為終極目的,表現出期望在實踐上濟世救民的強烈政治責任感,這完全合乎正宗儒家"兼濟天下"的傳統觀念;至於"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也無非是中國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習慣,自東漢以來就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權在握的當道者不妨對這類往往無傷大雅的"清議"冷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啟朝的情況不同.明初,朱元璋曾嚴厲規定一內臣(按即宦官)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傳》),而天啟朝的宦官魏忠賢居然權傾中外、勢焰熏天,內閣諸大老則仰其鼻息、助紂為虐,這些眼前的現實自然成了東林人士"諷議""裁量"的主要內容,兩下裏針鋒相對,看來也有義氣用事的成分:
"處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處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明儒學案‘東林學案》);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風者"(即一些較為正直的官員)又與東林諾人桴鼓相應.這樣一來,閹黨遂將東林人士視如仇讎,阮大鋮等尋機進言魏忠賢:"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賢濁亂朝政》),順便還把所有不依附不順從他們的士人統統打入東林的陣營,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東林學案》);終於送興冤獄,殺戮黨人,株連極廣,致使"忠良慘禍,億兆離心",官僚集團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盡,大明帝國也即將墜落到那覆亡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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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現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不過,宗羲的人生曆程卻布滿荊棘:少年時期,父親即遭迫害,慘死獄中,成年之後更是曆盡艱辛,既飽嚐戰亂兵燹,又造經官府追捕,"瀕於十死"而患難餘生,可以說絲毫也沒有蒙受到這個吉兆佳名的嗬護.
據《竹橋黃氏宗譜》記載[注],黃氏原居婺源(今屬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為慶元(治今浙江鄞縣)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時不屈而死,有子三人,分頭避亂,其中名叫萬河的到了餘姚,便定居下來,是為竹橋黃氏之一世祖,至宗羲生時已曆17世500年.宗羲的父親初名則燦,後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長,號白安,是一個正直並且關心時政的讀書人.
宗羲8歲時,去年春天考取進士的尊素被授予寧國府(明寧國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職務,宗羲隨侍父母赴任所,這一年是萬曆四十五年(1616).從此,尊素涉足風濤險惡的宦海,而宗羲在父親的薰陶習染下,隨著年齡的增長,也逐漸萌生、培養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政治意識.毋庸置疑,正是這一點最終影響和決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啟三年(1623),尊素遷監察禦史,宗羲亦通過童子試,取得秀才資格,新近補為仁和(今杭州)縣學博士弟子員.是年秋,宗羲隨父親來到北京,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讀書的日課,當然是所謂"時文",即八股製藝,由父親親自督促指點;而少年黃宗羲對小說家言及稗官野乘卻頗感興趣,"課程既畢,竊買演義如《三國》、《殘唐》之類數十冊,藏之帳中,俟父母睡熟,則發火而觀之一(《南雷文鈔·家母求文節略》).這種不務"正業"的舉動不久就被父母發覺.明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詔,稱"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史·選舉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擔心麟兒因放鬆舉業而有礙前程,可是,"少即博鑒經史,不專為科舉之學"(《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黃氏家錄》)的尊素對此卻並不介意,還認為"亦足開其智慧"(《黃梨洲先生年譜》),或許他在愛子身上又見到了當年的自己吧.
天啟時代的明帝國,承嘉靖、萬曆之後,已是風雨飄搖,正處於分崩離析的前夜.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間,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國稱汗後,聲勢日盛,不但屢屢攻擾遼東,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叩關南向;南邊的明朝卻武備鬆弛、將驕兵惰,衛所製度也名存實亡,有的地方兵員不及定額的半成,甚至軍器僅有一張弓!朝政情況更是一塌胡塗、烏煙瘴氣.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勵精圖治,反倒寵信太監魏忠賢(本名進忠,後賜改忠賢,河北肅寧人,1568—1627),聽其擅專國政,廣植黨羽.官僚集團中則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四方督撫,大批趨炎附勢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門,閣臣魏廣微唿忠賢為叔,給事中阮大鋮、禮部尚書顧秉謙、太常卿倪文煥等拜忠賢為父,此外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類不堪入耳的名號,中外勾結,形成既醜惡又兇殘的"閹黨",造夠了酵竹難書的無邊罪孽.而與其對立的一方,便是東林黨人.
所謂"東林黨",其實始終不曾是一個有綱領的政黨式團體,也並未真正結黨,最多隻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學術集群."東林黨"這個稱謂,是由閹黨強加的.
萬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顧憲成(字叔時,江蘇無錫人,學者稱東林先生或徑陽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職家居,與同裏高攀龍(字存之,一字景逸、雲從,1562—1626)、錢一本(字國瑞,號啟新,江蘇常州人,1539—1610)等人講學無錫東林書院,嗣後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1624)、趙南星(字夢白,·號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繼講學,遠近士子,聞風相從.上述諸人後來被認為是東林黨的創始人物,其中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被譽為"海內三君".在學術上,東林人士反對陽明學術末流"盛談玄虛"、以致"遍天下無不皆禪學"(劉宗周《劉子全書》)而造成的空疏不切實用的流弊,主張迴歸正統的朱子學,提倡避免空談心性、強調做學問應以平治天下為終極目的,表現出期望在實踐上濟世救民的強烈政治責任感,這完全合乎正宗儒家"兼濟天下"的傳統觀念;至於"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也無非是中國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習慣,自東漢以來就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權在握的當道者不妨對這類往往無傷大雅的"清議"冷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啟朝的情況不同.明初,朱元璋曾嚴厲規定一內臣(按即宦官)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傳》),而天啟朝的宦官魏忠賢居然權傾中外、勢焰熏天,內閣諸大老則仰其鼻息、助紂為虐,這些眼前的現實自然成了東林人士"諷議""裁量"的主要內容,兩下裏針鋒相對,看來也有義氣用事的成分:
"處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處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明儒學案‘東林學案》);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風者"(即一些較為正直的官員)又與東林諾人桴鼓相應.這樣一來,閹黨遂將東林人士視如仇讎,阮大鋮等尋機進言魏忠賢:"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賢濁亂朝政》),順便還把所有不依附不順從他們的士人統統打入東林的陣營,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東林學案》);終於送興冤獄,殺戮黨人,株連極廣,致使"忠良慘禍,億兆離心",官僚集團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盡,大明帝國也即將墜落到那覆亡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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