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慾之合理性的前提下,魏了翁不贊成程頤反對寡婦再嫁而提出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極端主義思想,他說:"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饑寒之害,然饑寒之事小而失節事大.’此豈婦之責也,亦為士也之誠."(《文集》卷73,《顧夫人墓誌銘》)在魏了翁看來,處於饑寒交迫的寡婦如果改嫁,這種"失節"的罪名不該由再嫁的婦女來承擔,這倒是那些作為"士"的男人應該引以為戒的.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魏了翁對深受封建壓迫之苦的婦女的同情,對不合理和道德說教的批判,這說明他比同時代的其他理學家的思想開明和進步.


    五、倡導理學功過 應有公正評說


    作為中國後期封建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潮,在其形成和發展的初期,並不像後來那樣備受封建統治的重視,其創始人如周敦頤等,在其生前也並不像後來那樣名聲顯赫,南宋前期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也不像後來那樣走紅,在當時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朱熹等人甚至遭受過沉重的打擊,理學曾一度被定為"偽學"而加以禁止.魏了翁作為一位具有卓識遠見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就是在理學遭受厄運而處於低潮時期,站出來奮力為之恢複名譽、爭取地位的關鍵人物.


    經過他同真德秀等人的積極努力,終於使理學恢複了名譽,並且取得了官方哲學的崇高地位,勿庸置疑,他在理學發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魏了翁倡導理學並使之取得顯赫地位,並不隻是靠給皇帝上疏,請求褒揚理學先賢、宣揚理學之如何高明那樣簡單的事,他之所以能夠使理學在中國學術思想領域中占居正統地位,成為官方哲學,主要是適應了當時統治者階級在政治上的需要,還在於他同真德秀等人對理學進行了苦心孤詣地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特別是魏了翁對理學的創造性貢獻.他的創造性研究,主要表現於他不死守陳說,不依傍門戶,能夠兼取各家之長.他能夠擺脫程朱學說脫離現實生活和煩瑣支離的弊病,對儒家思想的精華部分,如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天民一體"的重民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對這些東西,他不但有所發揮,而且還竭力爭取付諸實行.魏了翁和那些常常被人嘲笑的道學先生不同,他不遷不腐,沒有過多的書呆子氣,而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想比較開明的進步思想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提倡和宣揚理學的主觀願望,雖然是為了維繫人心和挽救封建統治危機,但也包含了符合於大多數人民安定生活與救國救民的善良願望.至於理學在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不良影響,是魏了翁本人始料不及的.


    (李剛興 撰)


    主要參考書


    1.《宋史·魏了翁傳》


    2.《宋元學案·鶴山學案》


    3.《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4.宋明理學史》第21章


    5.《春秋左傳要義》


    6.《四書集注)


    7.《禮記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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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先生 真德秀


    (1178—1235)


    真德秀是南宋後期與魏了翁齊名的一位著名理學家,也是繼朱熹之後的理學正宗傳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一、少幼苦讀成器 入仕為國分憂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縣晉陽鎮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生於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於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


    出生於一個貧寒之家.自幼聰穎,4歲開始讀書,即能一過成誦.德秀從小愛好學習,在學習中勤奮過人.據其學生劉某在他死後所寫的《行狀》記載:"入小學夜歸,嚐置書枕旁",深夜還在蚊帳中看書,以至蚊帳被蠟燭薰成黑色.當其他兒童玩水遊戲之時,德秀就把這些兒童的書取來閱讀熟了.真德秀15歲時喪父,其母親吳夫人在窮困中操勞家計,供他學習,撫養其成長,使他獲得了專心學習的機會.由於他勤奮努力,學業上進步很快,在18歲時便考上了舉人,19歲時即來寧宗慶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進士,授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試,中博學宏詞科,被閩帥蕭逵聘為幕僚,協助蕭逵辦理政務,旋召為太學正,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為博士官.


    自從政之後,真德秀胸懷憂國憂民之誌,竭誠於職守,希望能夠使處於內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來,以擺脫危機.他是當時腐敗政權中少數頭腦清醒的大臣之一.


    真德秀的治國方案主要是用理學思想為指導來正君心,眼民心.在對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麵反對納貢稱臣,一方麵又主張不急於征討,而應該首先鞏固內部,實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南宋小朝廷確實已麵臨日暮途窮的處境,根本談不上恢複故疆.他鑑於韓囗胄貿然出兵北伐慘敗的教訓,主張清除腐敗,嚴肅政紀,收服民心,這對當時處於危勢的宋王朝來說,不失其為正確的決策.他看到當時南宋再也經不起大的折騰了,於嘉定元年,首次入對,向理宗進言說:


    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慾多歲幣數,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慾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幣,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饅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宋史》本傳)提醒最高統治者不要安於暫時的和平,應該看到其中隱藏的禍患和危險性,所以應該提高警惕思圖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見,其振救禍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學,奉行正道,褒崇名節,以明示好尚.因此他還對理宗說:"囗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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