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處.二程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卷25)認為格物就是窮理.司馬光說:"格猶扡也,禦也,能扡禦外物也."為什麽要這樣來解釋格物這個概念了司馬光說:"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趨之也."(《致知在格物論》)他認為,人們雖然都喜歡善,不喜歡惡,以是為慕,以非為羞,但實際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聖賢,實在不容易,為什麽呢?這是因為受到外物的引誘和蒙蔽的緣故,所以必須抵製外物的引誘才能做到去惡從善,去非存是.司馬光說,他訓格物為抵製外物對人的侵害,也是為了更好地求得知識,因為隻有能抵製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誘,才能獲得知識,他是從修養論和認識論一致的前提下,講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馬光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本是一致的.
對誠意、正心的問題,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對《大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夠"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其中,他著重對誠意、正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講述.司馬光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無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答秉國第二書》)把"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講得十分言簡意賅.講到誠的重要性時,他說:"君子所以感人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書》)司馬光自己很重視待人以誠,他說:"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嚐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2)說到"正心","司馬光認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又說:"小人治跡,君子治心."(《迂書》)在如何治心的問題上,司馬光說:"帥庸》所謂中者,動靜雲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皆雖為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答秉國第二書》)使語言行為不過分,無不足,達到"適中",恰到好處,就是治心之術.
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是理學家們對修身治國的"君子""賢人"之基本要求,所以討論得很多,司馬光也不例外,他在這方麵的見解,對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響.
對性理問題,司馬光不主張講得太玄妙.他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跋懸而不可及,積瞀而不能知,則晝麗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書》)他認為,有些人把性理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弄得人們神智不清,不過是欺人之談.其實,所謂理,無非是個是不是的問題,所謂"命",無非就是決定人的材質(本質)的那個東西.他對性理問題雖然講得不多,但比較切合實際.
五、立身處事有則 道德文章啟後人
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有如下評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這是對司馬光個人品德的一個簡要概括.這個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說前麵提到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這就是事實.他居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騎過的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卷11)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
他做官直言敢諫,為人處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嚐有餘裕."(同上卷12)修《資治通鑑》能據事直書,不為尊者諱,該褒則褒,該貶則貶,盡量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據實直書.在治學態度上刻苦踏實,學而無厭,敢於攀登高峰.
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歸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樣說就怎樣做,隻要認為是應該做的,堅決做到底.在生活上養成了崇尚節儉的美德;不講奢華,不貪而好利.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據可查.
司馬光的憂國憂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憂的國雖是皇帝的國家,但他所憂的"民"主要還是封建統治下的勞苦大眾們,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當然不會懂得勞苦大眾的苦難根源,但他反對殺雞取卵的暴政,反對貪汙腐敗,對生活於苦難之中的下層勞動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後,黃庭堅有輓聯雲:"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資治通鑑》就是本著"敘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窮探治亂之跡"的精神編寫出來的.
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上,司馬光是反對派.對這個問題也應當實事求是進行具體分析.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確實在曆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但他作為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製訂和實行的變法目的,同樣是出於從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著想,這一點上,同司馬光並無區別.兩人都具有憂國憂民之心,希望通過改革弊政來做到國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的分歧隻是在同一目標下的不同方法的爭論.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傳家集》卷60,《與王介甫書》)王安石也說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王臨川集》卷73)司馬光也不是頑固的保守分子,其實他先前也曾提出過許多主張變更舊製,革新弊政的意見,如認為"世變風移",不能"因循舊貫,更成大弊"(《傳家集》卷27,《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他還批評過英宗"動循舊例,不顧事情"(《傳家集》卷36,《上皇帝書》).不可否認,司馬光說過"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話,但他並不主張消極地維持現狀,他隻是要求對改革持慎重態度,對不合時用的舊製度進行"損益",要"精心審慮"(同上),不應大刀闊斧,隻能逐漸改善.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司馬溫公文集》卷10,《與王介市第三書》)在變法問題的爭論中,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著想,但王安石著眼於"開源",司馬光著眼於"節流",兩人都沒有提出如何推動生產發展的有力主張,而"開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過改革,把"聚斂之權歸之公上",達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的目的."節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減冗費,限製以皇帝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揮霍浪費.就這一點說,司馬光的主張不無道理.況且,由於王安石執行新法中用人不當,產生了與其本來願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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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誠意、正心的問題,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對《大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夠"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其中,他著重對誠意、正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講述.司馬光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無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答秉國第二書》)把"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講得十分言簡意賅.講到誠的重要性時,他說:"君子所以感人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書》)司馬光自己很重視待人以誠,他說:"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嚐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2)說到"正心","司馬光認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又說:"小人治跡,君子治心."(《迂書》)在如何治心的問題上,司馬光說:"帥庸》所謂中者,動靜雲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皆雖為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答秉國第二書》)使語言行為不過分,無不足,達到"適中",恰到好處,就是治心之術.
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是理學家們對修身治國的"君子""賢人"之基本要求,所以討論得很多,司馬光也不例外,他在這方麵的見解,對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響.
對性理問題,司馬光不主張講得太玄妙.他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跋懸而不可及,積瞀而不能知,則晝麗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書》)他認為,有些人把性理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弄得人們神智不清,不過是欺人之談.其實,所謂理,無非是個是不是的問題,所謂"命",無非就是決定人的材質(本質)的那個東西.他對性理問題雖然講得不多,但比較切合實際.
五、立身處事有則 道德文章啟後人
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有如下評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這是對司馬光個人品德的一個簡要概括.這個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說前麵提到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這就是事實.他居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騎過的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卷11)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
他做官直言敢諫,為人處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嚐有餘裕."(同上卷12)修《資治通鑑》能據事直書,不為尊者諱,該褒則褒,該貶則貶,盡量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據實直書.在治學態度上刻苦踏實,學而無厭,敢於攀登高峰.
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歸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樣說就怎樣做,隻要認為是應該做的,堅決做到底.在生活上養成了崇尚節儉的美德;不講奢華,不貪而好利.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據可查.
司馬光的憂國憂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憂的國雖是皇帝的國家,但他所憂的"民"主要還是封建統治下的勞苦大眾們,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當然不會懂得勞苦大眾的苦難根源,但他反對殺雞取卵的暴政,反對貪汙腐敗,對生活於苦難之中的下層勞動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後,黃庭堅有輓聯雲:"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資治通鑑》就是本著"敘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窮探治亂之跡"的精神編寫出來的.
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上,司馬光是反對派.對這個問題也應當實事求是進行具體分析.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確實在曆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但他作為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製訂和實行的變法目的,同樣是出於從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著想,這一點上,同司馬光並無區別.兩人都具有憂國憂民之心,希望通過改革弊政來做到國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的分歧隻是在同一目標下的不同方法的爭論.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傳家集》卷60,《與王介甫書》)王安石也說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王臨川集》卷73)司馬光也不是頑固的保守分子,其實他先前也曾提出過許多主張變更舊製,革新弊政的意見,如認為"世變風移",不能"因循舊貫,更成大弊"(《傳家集》卷27,《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他還批評過英宗"動循舊例,不顧事情"(《傳家集》卷36,《上皇帝書》).不可否認,司馬光說過"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話,但他並不主張消極地維持現狀,他隻是要求對改革持慎重態度,對不合時用的舊製度進行"損益",要"精心審慮"(同上),不應大刀闊斧,隻能逐漸改善.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司馬溫公文集》卷10,《與王介市第三書》)在變法問題的爭論中,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著想,但王安石著眼於"開源",司馬光著眼於"節流",兩人都沒有提出如何推動生產發展的有力主張,而"開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過改革,把"聚斂之權歸之公上",達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的目的."節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減冗費,限製以皇帝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揮霍浪費.就這一點說,司馬光的主張不無道理.況且,由於王安石執行新法中用人不當,產生了與其本來願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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