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國家命運完全寄託於皇帝.所謂"禦臣",主要講的是對官吏的選拔和賞罰,他說:"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在"言練兵"一條中,他提出了整頓軍隊的意見,主張精簡軍隊,提高戰鬥素質.
關於"正規"之諫,是在"陳三德"的基礎上進行規勸人君治理好國家,提出的一些補充意見.所謂"五規",第一規謂之"保業",勸誡皇帝要"夙興夜寐,兢兢業業"地求治,說明國家政權"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的道理.第二規謂之"惜時",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時機"立綱布紀,定萬世之業",他把皇帝基業比做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將以傳其子孫的皇帝"實其基堂,壯其柱石,強其棟樑,高其垣塘,嚴其關鍵."巨室築成之後,要求做到使其"亙千萬年無頹壞."他說:
"夫君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這段話表明了司馬光治國思想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一派封建賢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規謂之"遠謀",勸皇帝要有深謀遠慮,"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第四規謂之"重微",勸皇帝時時警惕,做到防微杜漸,"銷惡於未萌,洱禍於未形."第五規謂之"務實",強調"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凡一切政教設施,必須講求實際,做到"撥去浮文,悉敦本實."以上五規均以"保業"為目的,其餘四規都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具體途徑.
"三言","五規"的提出,構成了司馬光治國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論思想之綱目和明確的施政綱領.這些建議雖不曾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用,但卻在統治者集團內部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繼續懇請建儲.這是司馬光為諫官之後所關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諫官之前,他曾接連三次上疏,力陳早日建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諫官後的第一次麵見仁宗皇帝,就當麵提醒他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2)仁宗帝也當麵讚揚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是事隔很久,仍未實行,為此,司馬光又繼續上疏,催促仁宗接納他的請求,結果終於使仁宗帝下了決心,把他的奏章發送中書省會議定實行.事隔不久,仁宗將其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第13子趙曙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仁宗就死了,遺詔命趙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這個關係到統治核心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在司馬光的努力下,終於得到了解決.
第三件大事是調解英宗和皇太後的皇室內部矛盾.宋仁宗於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趙曙於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幾天之後生了重病,不能親政,由皇太後曹氏垂簾,代管軍國大事.當時北宋統治表麵平靜,實際上是內外矛盾尖銳,處在危機四伏之中.司馬光等人為此憂心忡忡,深怕不是親生母子的曹太後同英宗皇帝不和,造成統治核心的分裂.情況確實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後的關係時好時壞,在病重時對母後"時有不遜語",加上有人從中離間,弄得太後大不高興,一些曾反對立英宗為太子的大臣就"乘機陰進廢立之說"(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
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兩宮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馬光絞盡腦汁,一再上疏調和兩宮的關係,重點是明陳兩宮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勸導英宗孝謹太後,在他的調停下終於收到很好的效果,從而鞏固了統治核心的內部團結,避免了一場危機的發生.
後來,太後終於還政於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況繼續加強.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諫官期間,本著"安國家,利百姓"的原則為民請命.司馬光有較長時期在地方做官,對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為《道傍田家》
的詩,道出了農民的艱苦情況:
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
翁攜鐮索樞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靜夜偷春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一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皇朝文鑒》卷21)
這首詩的內容表明司馬光對下層農民的疾苦是很關心的,他對城市貧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詩中寫道:
因思聞井民,糊仰執薄技.
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
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匾.
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
(《傳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紀事呈同舍》)鑑於這種情況,司馬光想到自己負有解救斯民之責,深深感到有愧於心,認為必須設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溫飽,於是又寫道:"一夫有不獲,伊尹深為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困倉稠."(《傳家集》卷32,《言蓄積劄子》)很想在這方麵實現他的願望.他在諫官任上,除了關注於鞏固國家基業的大事之外,也本著"國以民為本"的原則,進諫了一些要求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根據孔子"節用而愛民"的思想,請求統治者帶頭崇尚節儉緊縮財政開支,禁止亂攤亂派和懲治橫徵暴斂之官,同時還要求統治者愛惜民力,不要濫征百姓當兵.
遺憾的是他的這一番苦心獻策,卻未得到採納.以上諫議,雖然是本著忠君、利國、養民的儒家政治原則,為統治階段的根本利益著想,但比起當時多數昏庸腐敗貪戾的統治者成員來,算得上是一位為民請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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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規"之諫,是在"陳三德"的基礎上進行規勸人君治理好國家,提出的一些補充意見.所謂"五規",第一規謂之"保業",勸誡皇帝要"夙興夜寐,兢兢業業"地求治,說明國家政權"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的道理.第二規謂之"惜時",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時機"立綱布紀,定萬世之業",他把皇帝基業比做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將以傳其子孫的皇帝"實其基堂,壯其柱石,強其棟樑,高其垣塘,嚴其關鍵."巨室築成之後,要求做到使其"亙千萬年無頹壞."他說:
"夫君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這段話表明了司馬光治國思想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一派封建賢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規謂之"遠謀",勸皇帝要有深謀遠慮,"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第四規謂之"重微",勸皇帝時時警惕,做到防微杜漸,"銷惡於未萌,洱禍於未形."第五規謂之"務實",強調"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凡一切政教設施,必須講求實際,做到"撥去浮文,悉敦本實."以上五規均以"保業"為目的,其餘四規都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具體途徑.
"三言","五規"的提出,構成了司馬光治國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論思想之綱目和明確的施政綱領.這些建議雖不曾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用,但卻在統治者集團內部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繼續懇請建儲.這是司馬光為諫官之後所關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諫官之前,他曾接連三次上疏,力陳早日建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諫官後的第一次麵見仁宗皇帝,就當麵提醒他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2)仁宗帝也當麵讚揚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是事隔很久,仍未實行,為此,司馬光又繼續上疏,催促仁宗接納他的請求,結果終於使仁宗帝下了決心,把他的奏章發送中書省會議定實行.事隔不久,仁宗將其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第13子趙曙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仁宗就死了,遺詔命趙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這個關係到統治核心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在司馬光的努力下,終於得到了解決.
第三件大事是調解英宗和皇太後的皇室內部矛盾.宋仁宗於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趙曙於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幾天之後生了重病,不能親政,由皇太後曹氏垂簾,代管軍國大事.當時北宋統治表麵平靜,實際上是內外矛盾尖銳,處在危機四伏之中.司馬光等人為此憂心忡忡,深怕不是親生母子的曹太後同英宗皇帝不和,造成統治核心的分裂.情況確實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後的關係時好時壞,在病重時對母後"時有不遜語",加上有人從中離間,弄得太後大不高興,一些曾反對立英宗為太子的大臣就"乘機陰進廢立之說"(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
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兩宮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馬光絞盡腦汁,一再上疏調和兩宮的關係,重點是明陳兩宮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勸導英宗孝謹太後,在他的調停下終於收到很好的效果,從而鞏固了統治核心的內部團結,避免了一場危機的發生.
後來,太後終於還政於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況繼續加強.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諫官期間,本著"安國家,利百姓"的原則為民請命.司馬光有較長時期在地方做官,對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為《道傍田家》
的詩,道出了農民的艱苦情況:
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
翁攜鐮索樞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靜夜偷春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一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皇朝文鑒》卷21)
這首詩的內容表明司馬光對下層農民的疾苦是很關心的,他對城市貧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詩中寫道:
因思聞井民,糊仰執薄技.
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
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匾.
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
(《傳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紀事呈同舍》)鑑於這種情況,司馬光想到自己負有解救斯民之責,深深感到有愧於心,認為必須設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溫飽,於是又寫道:"一夫有不獲,伊尹深為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困倉稠."(《傳家集》卷32,《言蓄積劄子》)很想在這方麵實現他的願望.他在諫官任上,除了關注於鞏固國家基業的大事之外,也本著"國以民為本"的原則,進諫了一些要求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根據孔子"節用而愛民"的思想,請求統治者帶頭崇尚節儉緊縮財政開支,禁止亂攤亂派和懲治橫徵暴斂之官,同時還要求統治者愛惜民力,不要濫征百姓當兵.
遺憾的是他的這一番苦心獻策,卻未得到採納.以上諫議,雖然是本著忠君、利國、養民的儒家政治原則,為統治階段的根本利益著想,但比起當時多數昏庸腐敗貪戾的統治者成員來,算得上是一位為民請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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