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莽來說,為了實現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而劉歆所鼓吹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左傳》和《周禮》,頗有一些利於其篡漢奪權的內容,所以他利用政權的力量大力支持劉歆推行古文經學,同時換取劉歆等人利用古文經學為其固位、篡權和托古改製製造輿論,提供謀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兒許配給平帝為皇後,劉歆等人就占卜說:"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注]並為之"雜定婚禮"[注].由此,王莽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劉歆典其事,其製度之盛,無與倫比.從而贏得天下儒生學士的好感,他們上書認為這是比"唐虞發舉,成周造業"更有意義的事業,要求給王莽"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注]王莽得加"九錫",成為無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劉歆作《鍾曆書#與《三統曆譜》.前者從鍾律的考定,以恢複古代的樂律.後者從其父"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的理論出發,考其三代曆日,從而探索曆史變化與天命的關係.兩者後來都成為王莽篡權建新的基礎理論.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為"居攝踐柞",一切"皆如天子之製"、"民臣謂之攝皇帝"[注].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與皇帝一樣了.而劉歆也因之被任命為少阿,成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攝二年(公元7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王莽任命孫建等七人為將軍,率兵征討,劉歆也被任命為揚武將軍,屯兵於宛.直到翟義被平,劉歆才歸故宮.
居攝三年,王莽的兒子王安、王臨皆封公,孫王宗封為新都侯,侄王光封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顯君死,為了進一步明確自己萬尊之位,王莽讓太後下詔議論莽之喪服.劉歆率博士諸儒78人上書,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攝使殷、周興盛的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攝踐柞,盛讚三年來王莽"茂成天功,與唐虞三代比隆",乃"聖哲之至".說王莽"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後之詔,秦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根據《周禮》"王為諸侯緦糹衰"、"弁而加環糹至"的規定,王莽對母喪宜"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製"[注].很顯然,這裏已不是單純的議喪服,而是要從禮製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義上還是"攝皇帝""假皇帝",現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無論從天意、從功勞、從禮製上都應該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劉歆帶領或啟發下,各地鑽營之徒紛紛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銅櫃,有兩印案封題,稱此為高帝廟之圖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並有輔佐11人包括王舜、劉歆、王興、哀章諸名.據說在此前後,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應12都是督促王莽代漢的符命.甚至當王莽等人還猶豫不決時,大神石人又說道:"促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於是承應天意,當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國.以王舜為太師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劉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躍為四輔,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底的一紙諭旨中道出了奧妙,說"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厥功茂焉".
必須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漢有著複雜的曆史原因,由於土地過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階級統治的危機是最根本的問題.統治階級內部,以王莽、劉歆為首的這部分人,終於看出了腐朽的西漢王朝無法維持,而試圖以複古改製為旗幟,以推翻劉氏政權為號召,從而達到抑製土地兼併,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至於讖緯符瑞之類,不過是神化王莽欺騙世人的手段而已.劉歆講符瑞,是否出自違心地假造以取悅王莽的卑鄙目的,這是一個曆史的懸案.因為,不僅在西漢,就是到隋唐明清,讖緯符瑞之類仍是統治者經常利用的工具.何況他從自己屢受挫折的經曆看出了做學問也必須有政治靠山.在經王莽提攜而地位不斷提高後,他更痛感與其苦苦地做學問,不如設法謀取利祿.當時,揚雄不願與王莽同流合汙,而潛心於著述《太玄》、《法言》請書,以至"家素貧""時人皆忽之".劉歆與揚雄是幾十年的好朋友,他勸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注]這是一句極有代表性的話,它固然是對揚雄"恬於勢力"、"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的規勸,更反映了劉歆的人生觀,說明此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安貧樂道的純學者,而是一個熱衷於祿利的政治型的學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銅臭和權勢欲.他和甄豐、王舜三人"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前人對劉歆"助成莽篡"的譴責,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頭幾年進行了一係列的"改製",有的是針對社會矛盾進行的企圖挽救危機的措施,有的是為了進一步迷惑人民進行的一些表麵的變動."改製"的內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禁止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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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兒許配給平帝為皇後,劉歆等人就占卜說:"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注]並為之"雜定婚禮"[注].由此,王莽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劉歆典其事,其製度之盛,無與倫比.從而贏得天下儒生學士的好感,他們上書認為這是比"唐虞發舉,成周造業"更有意義的事業,要求給王莽"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注]王莽得加"九錫",成為無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劉歆作《鍾曆書#與《三統曆譜》.前者從鍾律的考定,以恢複古代的樂律.後者從其父"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的理論出發,考其三代曆日,從而探索曆史變化與天命的關係.兩者後來都成為王莽篡權建新的基礎理論.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為"居攝踐柞",一切"皆如天子之製"、"民臣謂之攝皇帝"[注].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與皇帝一樣了.而劉歆也因之被任命為少阿,成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攝二年(公元7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王莽任命孫建等七人為將軍,率兵征討,劉歆也被任命為揚武將軍,屯兵於宛.直到翟義被平,劉歆才歸故宮.
居攝三年,王莽的兒子王安、王臨皆封公,孫王宗封為新都侯,侄王光封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顯君死,為了進一步明確自己萬尊之位,王莽讓太後下詔議論莽之喪服.劉歆率博士諸儒78人上書,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攝使殷、周興盛的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攝踐柞,盛讚三年來王莽"茂成天功,與唐虞三代比隆",乃"聖哲之至".說王莽"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後之詔,秦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根據《周禮》"王為諸侯緦糹衰"、"弁而加環糹至"的規定,王莽對母喪宜"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製"[注].很顯然,這裏已不是單純的議喪服,而是要從禮製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義上還是"攝皇帝""假皇帝",現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無論從天意、從功勞、從禮製上都應該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劉歆帶領或啟發下,各地鑽營之徒紛紛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銅櫃,有兩印案封題,稱此為高帝廟之圖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並有輔佐11人包括王舜、劉歆、王興、哀章諸名.據說在此前後,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應12都是督促王莽代漢的符命.甚至當王莽等人還猶豫不決時,大神石人又說道:"促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於是承應天意,當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國.以王舜為太師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劉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躍為四輔,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底的一紙諭旨中道出了奧妙,說"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厥功茂焉".
必須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漢有著複雜的曆史原因,由於土地過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階級統治的危機是最根本的問題.統治階級內部,以王莽、劉歆為首的這部分人,終於看出了腐朽的西漢王朝無法維持,而試圖以複古改製為旗幟,以推翻劉氏政權為號召,從而達到抑製土地兼併,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至於讖緯符瑞之類,不過是神化王莽欺騙世人的手段而已.劉歆講符瑞,是否出自違心地假造以取悅王莽的卑鄙目的,這是一個曆史的懸案.因為,不僅在西漢,就是到隋唐明清,讖緯符瑞之類仍是統治者經常利用的工具.何況他從自己屢受挫折的經曆看出了做學問也必須有政治靠山.在經王莽提攜而地位不斷提高後,他更痛感與其苦苦地做學問,不如設法謀取利祿.當時,揚雄不願與王莽同流合汙,而潛心於著述《太玄》、《法言》請書,以至"家素貧""時人皆忽之".劉歆與揚雄是幾十年的好朋友,他勸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注]這是一句極有代表性的話,它固然是對揚雄"恬於勢力"、"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的規勸,更反映了劉歆的人生觀,說明此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安貧樂道的純學者,而是一個熱衷於祿利的政治型的學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銅臭和權勢欲.他和甄豐、王舜三人"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前人對劉歆"助成莽篡"的譴責,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頭幾年進行了一係列的"改製",有的是針對社會矛盾進行的企圖挽救危機的措施,有的是為了進一步迷惑人民進行的一些表麵的變動."改製"的內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禁止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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