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施民有恆產的計劃,孟子又提出了恢複井田製度.第一,把耕地劃為井字形的方塊,每井九百畝,每塊百畝,中間的百畝為"公田",周圍的八百畝分給八家農戶作為私用,使八家"皆私百畝".第二,八家農戶提供勞力地租,"同養公田"即共同耕作公田,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務後,才能幹自己私田上的農活,即"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第三,各農戶"死徙無出鄉",永不離開家鄉,並按井編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互相友愛,互相幫助.一有盜賊,共同防禦;一有疾病,互相照顧,形成一個親愛和睦的小農經濟社區.第四,這種"九一而助"的井田製度隻適用於"野",至於"國中"即城內和近郊則不劃並地,而實行"什一而使自賦",即由土地的所有者向國家繳納十分之一的實物地租.第五,這種井田製度還得"潤澤之",根據實情進行適度調整.
在先秦諸子中,關幹社會分工、交換和商品價值的論述,孟子是最為精彩的.
他批判了許行否定社會分工、交換的觀點,提出: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有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從人的社會性出發,肯定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的必要性,而且認為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的分工與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一樣,都是一種"通工易事"的關係.這樣,孟子就從生產分工的必然性推論出階級分工的必然性.
人們公認孟子將先秦的民本思想發展到了高峰.但人們所認為"高峰"的那些民本思想,如果嚴格分析,其實並不是民本思想,而是地地道道的樸素民主思想.
平等精神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必然前提,因而是民主思想的應有之義.孟子"道性善",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這種天賦道德論在認識論上雖然有欠妥之處,但在政治觀上卻頗富於進步意義.因為承認人在生性上是一樣的,而且都是善的,這種天賦平等觀為老百姓爭取平等權利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孟子看來,"舜,人也;我,亦人也","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在人格上普通百姓與聖王是平等的.在政治上君臣也自應平等、對等.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同上)士可以德藐諸侯,這實際是以土與諸侯的政治道德平等作為前提的.
對於國家的治理,孟子認為不但君主有責百姓也有責.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裏奚這些人,有的是農,有的是工,有的是商,有的是遊民,有的是奴隸,但孟子認為"天"都可以"降大任於是人"(《孟子·告子下》),不僅可以為賢相,而且還可以為聖君.這實際是承認了民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
基於政治平權、人格平等的觀念,孟子在君臣關係上作了許多精彩的論述:
君之視裏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孟子認為,君和臣民是一種對等關係,君對臣民怎麽樣,臣民就可以對君怎麽樣.這種以"腹心"對"手足"、以"國人"對"犬馬",以"寇讎"對"土芥"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政治平等的關係.將這種論點再歸入到以君本位為前提的民本思想中去,是很不適合的.據說朱元璋讀到此章時勃然大怒,認為是"非臣子所宣言",以致將孟子趕出了孔廟.[注]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孟子此說屬於民主思想而非民本思想.
孟子和齊宣王曾就君權問題進行過一係列討論.齊宣王向他請教關於公卿的問題,他認為"貴威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而"異性之卿""君有過則,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直說得齊宣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這是說,臣民不但可以背棄君主,而且還有權廢置君主.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對君主專製的直接挑戰.
齊宣王作為一個專製君主,對孟子這些直接否定君權的言論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他轉彎抹角地問孟子: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商紂這樣的"臣弒其君"的行為,是不是正確?孟子迴答道: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賤之人謂之"一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這種正名論,其實質是肯定臣民可以誅殺無道之君.
與易位說、革命說有關的還有禪讓說.孟子認為"惟仁者直在高位",如果臣民的賢超過了君主,那麽君主就應禪讓.於是,他屢屢稱頌堯、舜的禪讓,許以為仁.這種禪讓說是原始民主製思想的遺留,孟子稱讚它,也正表現了他對君主世襲製的否定,也應屬於樸素民主思想的範疇.
孟子之所以會產生易位說、革命說、禪位說,就是因為他有民貴君輕的價值判斷,他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囗,祭祀以時,然而早幹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總之,政權可以更迭,君主可以易人,這一切都得取決於人民的態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為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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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諸子中,關幹社會分工、交換和商品價值的論述,孟子是最為精彩的.
他批判了許行否定社會分工、交換的觀點,提出: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有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從人的社會性出發,肯定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的必要性,而且認為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的分工與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一樣,都是一種"通工易事"的關係.這樣,孟子就從生產分工的必然性推論出階級分工的必然性.
人們公認孟子將先秦的民本思想發展到了高峰.但人們所認為"高峰"的那些民本思想,如果嚴格分析,其實並不是民本思想,而是地地道道的樸素民主思想.
平等精神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必然前提,因而是民主思想的應有之義.孟子"道性善",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這種天賦道德論在認識論上雖然有欠妥之處,但在政治觀上卻頗富於進步意義.因為承認人在生性上是一樣的,而且都是善的,這種天賦平等觀為老百姓爭取平等權利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孟子看來,"舜,人也;我,亦人也","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在人格上普通百姓與聖王是平等的.在政治上君臣也自應平等、對等.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同上)士可以德藐諸侯,這實際是以土與諸侯的政治道德平等作為前提的.
對於國家的治理,孟子認為不但君主有責百姓也有責.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裏奚這些人,有的是農,有的是工,有的是商,有的是遊民,有的是奴隸,但孟子認為"天"都可以"降大任於是人"(《孟子·告子下》),不僅可以為賢相,而且還可以為聖君.這實際是承認了民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
基於政治平權、人格平等的觀念,孟子在君臣關係上作了許多精彩的論述:
君之視裏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孟子認為,君和臣民是一種對等關係,君對臣民怎麽樣,臣民就可以對君怎麽樣.這種以"腹心"對"手足"、以"國人"對"犬馬",以"寇讎"對"土芥"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政治平等的關係.將這種論點再歸入到以君本位為前提的民本思想中去,是很不適合的.據說朱元璋讀到此章時勃然大怒,認為是"非臣子所宣言",以致將孟子趕出了孔廟.[注]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孟子此說屬於民主思想而非民本思想.
孟子和齊宣王曾就君權問題進行過一係列討論.齊宣王向他請教關於公卿的問題,他認為"貴威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而"異性之卿""君有過則,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直說得齊宣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這是說,臣民不但可以背棄君主,而且還有權廢置君主.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對君主專製的直接挑戰.
齊宣王作為一個專製君主,對孟子這些直接否定君權的言論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他轉彎抹角地問孟子: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商紂這樣的"臣弒其君"的行為,是不是正確?孟子迴答道: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賤之人謂之"一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這種正名論,其實質是肯定臣民可以誅殺無道之君.
與易位說、革命說有關的還有禪讓說.孟子認為"惟仁者直在高位",如果臣民的賢超過了君主,那麽君主就應禪讓.於是,他屢屢稱頌堯、舜的禪讓,許以為仁.這種禪讓說是原始民主製思想的遺留,孟子稱讚它,也正表現了他對君主世襲製的否定,也應屬於樸素民主思想的範疇.
孟子之所以會產生易位說、革命說、禪位說,就是因為他有民貴君輕的價值判斷,他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囗,祭祀以時,然而早幹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總之,政權可以更迭,君主可以易人,這一切都得取決於人民的態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為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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