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產業之所以能夠解除抵押，而且弄到這種好的情況，完全是由於我的辛苦，可
是現在我老了，你就像條狗似的把我從這裏趕開了。……但是我的眼睛終於睜開了，
現在我可把你看的真清楚了！你寫的是討論藝術的文章，可是你一點藝術都不懂，
你那些從前我認為了不起的工作，其實連一個錢都不值！你耍弄了我們廣」我把自
己的生活糟蹋了廠『氣憤之餘，他朝教授開了兩槍。盡管這兩槍沒有射中教授，但
這兩聲槍響畢竟是有力的，因為這是反抗的聲音，顯示出了萬尼亞舅舅追求個人生
活的一麵。但戲劇的最後，他的性格隻剩下一麵——聽天由命的消極的一麵：教授
夫婦要迴彼得堡了，萬尼亞舅舅與索非亞仍舊坐到了寫字檯前。一切都過去了，一
切又都重新開始，萬尼亞舅舅仍是充當偶像的奴隸。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也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個認識到
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質絕緣的思想者形象呈現在了讀者麵前。
這是一個能代表俄國人大多數的人物形象，他們甘願蒙受苦難，自我戕害，意識到
了美好的東西卻又不努力去得到它。更主要的是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個明確的信念
：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無須加以改變了。
直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在俄國仍處於艱難起步階段，個性自由不可能得到
普遍承認，相反，在俄羅斯文化中得到廣泛體現的是集體主義精神，對個人價值、
個人權利認識不足，缺乏尊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在俄羅斯，直至19世紀60年
代以前，一直實行以農奴製為基礎的沙皇專製製度，簡單重複的封建農業生活方式，
極為封閉的村舍農民生活，加上宗法村社製與沙皇專製對農民的絕對統治，在農民
中形成了馴順的心理特徵。村社是賦役承擔者的聯合體，是一種向國家、向地主負
責的集體，離開村社，個人難以生存，也為法律所不容，村社的各項製度在一代又
一代的農民身上培育著集體主義精神。可以說，俄羅斯人隻有作為集體的一員，才
能存在。在曆史上，國家往往作為集體的代表出現，而俄國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隻有在與四麵八方的敵對力量的鬥爭中才能生存，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
對集體主義的崇尚在俄國與對國家的崇拜密不可分。而對集體、國家禮拜有加，必
然對自己的價值和尊嚴認識不足。東正教的教條主義、禁欲主義影響使這種情況得
到進一步發展。長期生活在農村公社及農奴製下的俄國農民，僅隻希望有一塊黑土
地，除此別無他求。屠格涅夫筆下的農民，淳樸、熱情、有才幹、有美好的靈魂、
有「黃金似的」心，但卻對一切都滿足，「對一切都感謝」，不抱怨，不訴苦，甚
至對於死亡抱著冷漠的態度。他們盡是「溫和的、忍辱的、柔順的——他們可以使
得一個善良的人流淚，但是希望在他們身上發現一點積極的創造性的原則的人看來，
他們就會撩起厭惡之情」。蘇聯時期集體農莊的建立更加強了這種集體主義。他們
追求一種「眾人如一人」的局麵。對「出人頭地」的哥們兒，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態，千方百計想把他們拉下來，使他們與「眾人」一個樣；而
對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則想方設法幫他們一把，讓他們重新爬起來，與
「眾人」一個樣。另外，與自然鬥爭也要求俄羅斯人「協同作戰」，齊心協力。因
此，「大夥兒一起上」、「眾誌成城」是俄羅斯人生活的要訣。俄羅斯人在社團裏
習慣於自我約束，他們為達到某種結果首先採取共同行動，而且從不把這些成果與
個人活動掛鉤。
就俄羅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們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種無政府狀態。
19世界下半葉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都流露出無政府主義的情緒。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說《罪與罰》中，以令人窒息的筆調描述了農奴製改革後俄國社會的劇烈動蕩，
無情鞭答農奴主階級的殘暴、野蠻，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虛偽性表示痛恨，由此而否
定政治，否定政府，幻想人民過上如兄弟般友愛的倫理純真的生活。書中的主要人
物是貧窮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他因繳不起學費而退學，為付不出房租而羞愧，要
謀求職業又無人聘用。他住在一座5 層樓房的屋脊下邊的閣樓裏。這房子，「與其
說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是一個櫃櫥」。即使這樣貧困的生活，他也還要靠母親
和妹妹的接濟才能維持。拉斯柯尼科夫富有同情心，他個人處境已極度窘困，在力
所不及的情況下仍樂於以微薄力量幫助比自己生活更苦的人們。他在下等酒館裏遇
到了失業的9 等文官馬爾美拉托夫，馬爾美拉托夫一家的悲慘處境使他深感痛苦。
正是對下層人民的這種真摯同情使他接受了酒店裏那個大學生關於殺死一個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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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在我老了，你就像條狗似的把我從這裏趕開了。……但是我的眼睛終於睜開了，
現在我可把你看的真清楚了！你寫的是討論藝術的文章，可是你一點藝術都不懂，
你那些從前我認為了不起的工作，其實連一個錢都不值！你耍弄了我們廣」我把自
己的生活糟蹋了廠『氣憤之餘，他朝教授開了兩槍。盡管這兩槍沒有射中教授，但
這兩聲槍響畢竟是有力的，因為這是反抗的聲音，顯示出了萬尼亞舅舅追求個人生
活的一麵。但戲劇的最後，他的性格隻剩下一麵——聽天由命的消極的一麵：教授
夫婦要迴彼得堡了，萬尼亞舅舅與索非亞仍舊坐到了寫字檯前。一切都過去了，一
切又都重新開始，萬尼亞舅舅仍是充當偶像的奴隸。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也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個認識到
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質絕緣的思想者形象呈現在了讀者麵前。
這是一個能代表俄國人大多數的人物形象，他們甘願蒙受苦難，自我戕害，意識到
了美好的東西卻又不努力去得到它。更主要的是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個明確的信念
：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無須加以改變了。
直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在俄國仍處於艱難起步階段，個性自由不可能得到
普遍承認，相反，在俄羅斯文化中得到廣泛體現的是集體主義精神，對個人價值、
個人權利認識不足，缺乏尊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在俄羅斯，直至19世紀60年
代以前，一直實行以農奴製為基礎的沙皇專製製度，簡單重複的封建農業生活方式，
極為封閉的村舍農民生活，加上宗法村社製與沙皇專製對農民的絕對統治，在農民
中形成了馴順的心理特徵。村社是賦役承擔者的聯合體，是一種向國家、向地主負
責的集體，離開村社，個人難以生存，也為法律所不容，村社的各項製度在一代又
一代的農民身上培育著集體主義精神。可以說，俄羅斯人隻有作為集體的一員，才
能存在。在曆史上，國家往往作為集體的代表出現，而俄國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隻有在與四麵八方的敵對力量的鬥爭中才能生存，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
對集體主義的崇尚在俄國與對國家的崇拜密不可分。而對集體、國家禮拜有加，必
然對自己的價值和尊嚴認識不足。東正教的教條主義、禁欲主義影響使這種情況得
到進一步發展。長期生活在農村公社及農奴製下的俄國農民，僅隻希望有一塊黑土
地，除此別無他求。屠格涅夫筆下的農民，淳樸、熱情、有才幹、有美好的靈魂、
有「黃金似的」心，但卻對一切都滿足，「對一切都感謝」，不抱怨，不訴苦，甚
至對於死亡抱著冷漠的態度。他們盡是「溫和的、忍辱的、柔順的——他們可以使
得一個善良的人流淚，但是希望在他們身上發現一點積極的創造性的原則的人看來，
他們就會撩起厭惡之情」。蘇聯時期集體農莊的建立更加強了這種集體主義。他們
追求一種「眾人如一人」的局麵。對「出人頭地」的哥們兒，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態，千方百計想把他們拉下來，使他們與「眾人」一個樣；而
對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則想方設法幫他們一把，讓他們重新爬起來，與
「眾人」一個樣。另外，與自然鬥爭也要求俄羅斯人「協同作戰」，齊心協力。因
此，「大夥兒一起上」、「眾誌成城」是俄羅斯人生活的要訣。俄羅斯人在社團裏
習慣於自我約束，他們為達到某種結果首先採取共同行動，而且從不把這些成果與
個人活動掛鉤。
就俄羅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們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種無政府狀態。
19世界下半葉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都流露出無政府主義的情緒。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說《罪與罰》中，以令人窒息的筆調描述了農奴製改革後俄國社會的劇烈動蕩，
無情鞭答農奴主階級的殘暴、野蠻，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虛偽性表示痛恨，由此而否
定政治，否定政府，幻想人民過上如兄弟般友愛的倫理純真的生活。書中的主要人
物是貧窮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他因繳不起學費而退學，為付不出房租而羞愧，要
謀求職業又無人聘用。他住在一座5 層樓房的屋脊下邊的閣樓裏。這房子，「與其
說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是一個櫃櫥」。即使這樣貧困的生活，他也還要靠母親
和妹妹的接濟才能維持。拉斯柯尼科夫富有同情心，他個人處境已極度窘困，在力
所不及的情況下仍樂於以微薄力量幫助比自己生活更苦的人們。他在下等酒館裏遇
到了失業的9 等文官馬爾美拉托夫，馬爾美拉托夫一家的悲慘處境使他深感痛苦。
正是對下層人民的這種真摯同情使他接受了酒店裏那個大學生關於殺死一個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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