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筆記（6）
我要描述的這個組織經曆了一次可怕的“黨內”鬥爭（我不得不在“黨內”這個詞上用上引號，這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黨”從來沒有正式宣布成立過，它很大程度上隻是一個感情化的實體），它分裂成兩派，為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那麽微不足道，我現在甚至迴憶不起來了。我們隻是感到十分震驚和迷惑：那麽大的仇恨和對立僅僅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組織問題而引起。兩派組織同意繼續合作———我們總算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但我們有各自的方針政策。出於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聲來———一切都那麽無關緊要，但事實是，這個組織就像一個由流放者組成的團體，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懷著流放者所懷有的深仇大恨。我們大約有二十來人，個個都是流放者。我們的觀點遠遠趕在這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前頭。噢，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之所以發生爭吵，是因為我們中有一半人抱怨說某些成員“沒在這個國家紮根”。我們就因這樣一些方向性問題而鬧分裂。
下麵就談談我們這個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吧。其中三人來自空軍兵營，他們最初都是在牛津認識的———分別名叫保羅、傑米和泰德。然後是喬治？豪斯婁，一個養路工。維利？羅德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難民。接下去是我自己。還有瑪麗羅斯，她就出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圈子裏我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因為隻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自由”的含義是指我當初是自己選擇到這個殖民地來的，隻要我樂意，隨時可以離開。但我為什麽不離開這個地方呢？我恨這個地方，自從一九三九年初次來到這裏結婚並成為一個種植煙糙的農場主的妻子以後，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倫敦認識史蒂文的，他當時在那裏度假。到農場後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歡史蒂文，但絕對無法容忍他那兒的生活。但我終於沒有迴到倫敦，而是進了城，做了一名秘書。多年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顯得很充實，開始三心兩意地做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比如說，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其原因就在於左派是這個鎮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隻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做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身上始終存在著雙重人格：共產黨員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評判共產黨員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種懶散症。我知道戰爭馬上就要爆發，迴家的路將變得艱難，但我還是繼續留了下來。我不喜歡這裏的生活，我並不快活，但我還是去參加日暮後的聚會，跳舞、打網球，看日落。時間似乎顯得那麽遙遠，我簡直感覺不到自己曾經做過這一切。我“記不起”作為坎貝爾先生的秘書是怎麽生活過來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樣去跳舞的。好像這些事都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不過，我好像認清過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也隻是那天找到了一張舊照片才產生的。那張照片上的人是個又瘦又小、脾氣暴躁的小女孩，簡直就是一個洋娃娃。比起當地的女孩子來，我自然顯得老於世故；但經驗卻比她們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更多的事。女孩子們在那裏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國就非得去爭去搶不可。我的老於世故隻是在文學和社交方麵。瑪麗羅斯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傷害，但即便跟這樣的女孩子相比較，我仍像嬰孩一樣缺乏經驗。那張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樂部的門口台階上，手裏握著個球拍。我看上去很開心，很刻薄。那是一張又小又尖的臉。我身上從來沒有過殖民地人那種令人羨慕的品質———即好脾氣。（為什麽說它令人羨慕呢？反正我很喜歡那樣的脾氣）。我已記不起自己有過什麽想法，隻記得每天都對自己說：我現在必須訂好機票迴家。即使戰爭開始以後也一直這樣想。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碰到了維利？羅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並非第一次。我當時年紀太輕，當然不可能參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們參加了。因此，共產主義和左派對我來說已不是什麽新鮮事。我不喜歡維利，他也不喜歡我。然而，我們卻開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說盡可能這樣去做。在一個小鎮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幹什麽。我們住在同一家旅館裏，一起用餐。我們在一起差不多過了三年。然而，我們相互間既不喜歡，也不理解。我們甚至在一起睡覺時也不怎麽開心。當然，那時候我沒有經驗，在那以前我隻跟史蒂文睡過覺，但為期不長。我知道我們並不投合，這一點維利也知道。自從對性有所了解以後，我懂得了“不投合”這個詞的某些真實的含義。它並非指沒有愛情，沒有同情心，不耐煩，不懂事理。兩人在性關係上不投合，好像他們身上的化學結構就是對立的，但在跟別人上床時又會變得非常幸福。對了，維利和我十分清楚這一點，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種無益的歡娛。我們隻能在感情上有些相通。我們都同情對方，兩人都懷著一種悲愴的失望，並為之苦惱著，因為我知道，在這方麵我們無法使對方獲得幸福。沒有任何東西阻止我們選擇對方作為自己的伴侶，但我們沒有這樣做。你說怪不怪，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我具有被我稱之為懶散或好奇心的品質，即使我覺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實際上它總是逗留在我身上揮之不去。這是不是由於脆弱？在我寫下這個詞以前，我從沒想過這個詞可以運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測它確實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維利決不是個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無情的人。
黑色筆記（7）
一寫下這句話，連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藹。我現在記起來了：許多年以前我就發現，不管我用一個什麽樣的形容詞來描述維利，總能同時用上它的反義詞。是的。我翻閱了以前寫的筆記，發現在維利的標題下曾列過一張表：無情的仁慈的冷淡的 熱情的
感情用事的 講究實際的
如此這般一直往下寫。底下還有幾行字：“當我寫下關於維利的這些印象時，我發現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個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實際上所發現的是：用這些話來描述一個人的個性都是沒有意義的。但當時我並不懂得這一點。要描述一個人，你可以這樣說：“維利僵著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讓臉上那一對一閃一閃的眼鏡片對準正在朝他看的聽眾，開始以嚴肅的口吻說話，語氣中略現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問題的關鍵是———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於不知道以後該怎麽辦，在我列出這些意思相反的詞語時，我便不知不覺地流露出這種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說“好與壞”、“強與弱”這樣一些意義大相逕庭的詞語時，我的態度是超越道德的。當我開始編寫“故事”或“小說”時，我便打算奉行這樣的準則，別的一切我都顧不上了。我所關心的隻是：我應該把維利和瑪麗羅斯寫出來，讓讀者感受到他們的真實性。在左派的周圍生活了二十年以後（這意味著有關文學藝術的道德標準的說教曾先入為主地影響過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張的卻隻有這一點了。我說這話的意思其實是：在我看來，人的個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聖的，與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這就是我要說的話嗎？如果是，這話又是什麽意思呢？迴頭再說維利。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織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個較大組織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另外一個跟維利一樣強有力的人如今正領導著分裂後的另一個組織。維利之所以能成為我們的核心，是因為他堅信他是正確的。他是個辯論大師，能十分精闢、十分理智地剖析社會問題，換句話也就是說，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魯鈍。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繼續圍著他轉，連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盡管有時他們明明知道他在胡說八道。我們已經變得十分放肆，甚至敢當他的麵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類古怪的差事，我們仍得以他為中心，並依賴他。事實就是如此，這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br>
我要描述的這個組織經曆了一次可怕的“黨內”鬥爭（我不得不在“黨內”這個詞上用上引號，這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黨”從來沒有正式宣布成立過，它很大程度上隻是一個感情化的實體），它分裂成兩派，為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那麽微不足道，我現在甚至迴憶不起來了。我們隻是感到十分震驚和迷惑：那麽大的仇恨和對立僅僅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組織問題而引起。兩派組織同意繼續合作———我們總算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但我們有各自的方針政策。出於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聲來———一切都那麽無關緊要，但事實是，這個組織就像一個由流放者組成的團體，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懷著流放者所懷有的深仇大恨。我們大約有二十來人，個個都是流放者。我們的觀點遠遠趕在這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前頭。噢，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之所以發生爭吵，是因為我們中有一半人抱怨說某些成員“沒在這個國家紮根”。我們就因這樣一些方向性問題而鬧分裂。
下麵就談談我們這個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吧。其中三人來自空軍兵營，他們最初都是在牛津認識的———分別名叫保羅、傑米和泰德。然後是喬治？豪斯婁，一個養路工。維利？羅德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難民。接下去是我自己。還有瑪麗羅斯，她就出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圈子裏我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因為隻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自由”的含義是指我當初是自己選擇到這個殖民地來的，隻要我樂意，隨時可以離開。但我為什麽不離開這個地方呢？我恨這個地方，自從一九三九年初次來到這裏結婚並成為一個種植煙糙的農場主的妻子以後，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倫敦認識史蒂文的，他當時在那裏度假。到農場後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歡史蒂文，但絕對無法容忍他那兒的生活。但我終於沒有迴到倫敦，而是進了城，做了一名秘書。多年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顯得很充實，開始三心兩意地做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比如說，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其原因就在於左派是這個鎮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隻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做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身上始終存在著雙重人格：共產黨員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評判共產黨員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種懶散症。我知道戰爭馬上就要爆發，迴家的路將變得艱難，但我還是繼續留了下來。我不喜歡這裏的生活，我並不快活，但我還是去參加日暮後的聚會，跳舞、打網球，看日落。時間似乎顯得那麽遙遠，我簡直感覺不到自己曾經做過這一切。我“記不起”作為坎貝爾先生的秘書是怎麽生活過來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樣去跳舞的。好像這些事都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不過，我好像認清過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也隻是那天找到了一張舊照片才產生的。那張照片上的人是個又瘦又小、脾氣暴躁的小女孩，簡直就是一個洋娃娃。比起當地的女孩子來，我自然顯得老於世故；但經驗卻比她們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更多的事。女孩子們在那裏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國就非得去爭去搶不可。我的老於世故隻是在文學和社交方麵。瑪麗羅斯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傷害，但即便跟這樣的女孩子相比較，我仍像嬰孩一樣缺乏經驗。那張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樂部的門口台階上，手裏握著個球拍。我看上去很開心，很刻薄。那是一張又小又尖的臉。我身上從來沒有過殖民地人那種令人羨慕的品質———即好脾氣。（為什麽說它令人羨慕呢？反正我很喜歡那樣的脾氣）。我已記不起自己有過什麽想法，隻記得每天都對自己說：我現在必須訂好機票迴家。即使戰爭開始以後也一直這樣想。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碰到了維利？羅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並非第一次。我當時年紀太輕，當然不可能參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們參加了。因此，共產主義和左派對我來說已不是什麽新鮮事。我不喜歡維利，他也不喜歡我。然而，我們卻開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說盡可能這樣去做。在一個小鎮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幹什麽。我們住在同一家旅館裏，一起用餐。我們在一起差不多過了三年。然而，我們相互間既不喜歡，也不理解。我們甚至在一起睡覺時也不怎麽開心。當然，那時候我沒有經驗，在那以前我隻跟史蒂文睡過覺，但為期不長。我知道我們並不投合，這一點維利也知道。自從對性有所了解以後，我懂得了“不投合”這個詞的某些真實的含義。它並非指沒有愛情，沒有同情心，不耐煩，不懂事理。兩人在性關係上不投合，好像他們身上的化學結構就是對立的，但在跟別人上床時又會變得非常幸福。對了，維利和我十分清楚這一點，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種無益的歡娛。我們隻能在感情上有些相通。我們都同情對方，兩人都懷著一種悲愴的失望，並為之苦惱著，因為我知道，在這方麵我們無法使對方獲得幸福。沒有任何東西阻止我們選擇對方作為自己的伴侶，但我們沒有這樣做。你說怪不怪，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我具有被我稱之為懶散或好奇心的品質，即使我覺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實際上它總是逗留在我身上揮之不去。這是不是由於脆弱？在我寫下這個詞以前，我從沒想過這個詞可以運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測它確實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維利決不是個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無情的人。
黑色筆記（7）
一寫下這句話，連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藹。我現在記起來了：許多年以前我就發現，不管我用一個什麽樣的形容詞來描述維利，總能同時用上它的反義詞。是的。我翻閱了以前寫的筆記，發現在維利的標題下曾列過一張表：無情的仁慈的冷淡的 熱情的
感情用事的 講究實際的
如此這般一直往下寫。底下還有幾行字：“當我寫下關於維利的這些印象時，我發現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個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實際上所發現的是：用這些話來描述一個人的個性都是沒有意義的。但當時我並不懂得這一點。要描述一個人，你可以這樣說：“維利僵著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讓臉上那一對一閃一閃的眼鏡片對準正在朝他看的聽眾，開始以嚴肅的口吻說話，語氣中略現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問題的關鍵是———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於不知道以後該怎麽辦，在我列出這些意思相反的詞語時，我便不知不覺地流露出這種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說“好與壞”、“強與弱”這樣一些意義大相逕庭的詞語時，我的態度是超越道德的。當我開始編寫“故事”或“小說”時，我便打算奉行這樣的準則，別的一切我都顧不上了。我所關心的隻是：我應該把維利和瑪麗羅斯寫出來，讓讀者感受到他們的真實性。在左派的周圍生活了二十年以後（這意味著有關文學藝術的道德標準的說教曾先入為主地影響過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張的卻隻有這一點了。我說這話的意思其實是：在我看來，人的個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聖的，與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這就是我要說的話嗎？如果是，這話又是什麽意思呢？迴頭再說維利。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織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個較大組織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另外一個跟維利一樣強有力的人如今正領導著分裂後的另一個組織。維利之所以能成為我們的核心，是因為他堅信他是正確的。他是個辯論大師，能十分精闢、十分理智地剖析社會問題，換句話也就是說，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魯鈍。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繼續圍著他轉，連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盡管有時他們明明知道他在胡說八道。我們已經變得十分放肆，甚至敢當他的麵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類古怪的差事，我們仍得以他為中心，並依賴他。事實就是如此，這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