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筆記（4）
隻要看一眼那個拙劣的提要，看一眼電影公司的來信，我便感到噁心。然而，我知道，使電影公司那麽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說獲得成功的原因。小說寫的是種族問題。我說過：小說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緒卻有點可怕，有點不健康，有點狂熱。那是戰爭年代的一種盲目的騷動，一種虛偽的懷舊情結，一種對放肆、自由、混亂、無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讓我再讀一遍，我一定會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著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別人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沒有一個評論家看到這一點。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學的朋友也沒有看到這一點。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因為它字字句句閃爍著可怕而虛偽的懷舊情結。我知道，為了寫出另一部小說，寫出那五十篇題材已備的社會報告，我必須十分審慎地去激發這種情感。正是這種情感將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為小說，而不是通訊報導。當我迴想起與那班人在馬雪比旅館度周末的情景時，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東西從自己身上抹去。現在開始寫作時，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讓“故事”開始以小說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事實真相出現。這就像迴憶一次熾烈的愛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尋常的是：隨著懷舊情結加劇，隨著故事開始成形，內心的激動就像顯微鏡下的細胞一樣繁殖起來。這種懷舊情結太強烈了，我每次都隻能寫上幾行字就停下來。沒有任何情感能比這種虛無主義更刻骨銘心了，總是那麽怒氣沖沖，隨時準備把一切拋入水中，心甘情願地、急切地想讓自己化為烏有。這種情緒也正是戰爭為什麽會延續的根本原因之一。讀過《戰爭邊緣》的人即使他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也會無意中飽餐這種情緒。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這就是我為什麽會始終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麽罪的原因。那一班人是偶然湊合在一起的，他們心裏明白，隻要這場特殊的戰爭一結束，他們就不會再聚集在一起。他們誰都知道，並且極其坦誠地承認：他們間沒有共同語言。
不管戰爭在世界別的地方激起什麽樣的熱情和信仰，導致極其的貧困，它在我們這個國家卻從一開始就是以雙重的感情為其特徵的。顯而易見，戰爭對於我們來說是件好事。這一點說起來並不複雜，用不著專家來解釋。中非和南非的物質繁榮是可感知的，每個人都會一下子變得更有錢。盡管中非的經濟自古以來就隻為確保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和發展的需要，但這對非洲人來說同樣也是個事實。用錢買不到商品這種嚴重的狀況將不複存在。至少不至於嚴重到使人活不下去。當地的廠商開始生產原先得靠進口的商品，這樣就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戰爭的兩麵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後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的非洲經濟原先是那麽遲滯、蕭條，它因而需要某種來自外部的衝擊。而戰爭正是這樣一種衝擊。還有一個理由是針對犬儒主義的———首先，一旦人們開始對自己所蒙受的恥辱感到不耐煩，他們就會開始懷疑一切。這場戰爭呈現在我們麵前是一場討伐希特勒的邪惡主張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陸上，在大約半個非洲的領土上，希特勒關於某些人因種族的原因比別人優越的主張卻大有市場。非洲大陸到處有不少人懷著嘲諷的態度欣賞著他們的白人主子加入軍隊去跟法西斯惡魔交戰———那大都還是一些受過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們愛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個戰場投入反對某種主義的戰鬥。而這種主義如果產生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他們是一定會誓死捍衛的。整個戰爭期間，各種報紙的通訊欄目都充斥了這樣的爭論：任何一個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槍口對準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時候運用他所掌握的有關兵器的知識，那麽，把一隻哪怕很蹩腳的槍枝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結論是———當然是正確的———這並不安全。
黑色筆記（5）
這兒有兩條我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當理由，但從一開始，它們就具有某種令人愉快的諷刺意義。
（我再次不知不覺地以一種錯誤的口氣來說話———我討厭這種口氣。然而，月複一月，年複一年，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戰爭之中，我相信，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感情的封鎖，一種對無法將相互衝突的事物糅合成一個整體的無奈和逃避。這樣，不管戰爭多麽可怕，人們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這種逃避意味著既不去改變什麽，也不去破壞什麽。這種逃避最終意味著個體的死亡或凋零。）
我隻想簡單地把事實記錄下來。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場戰爭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情況很糟，敗局隨時可能出現。這個階段結束於史達林格勒。但第二階段卻一直往下延續，直至戰爭勝利。對我們來說———我是指我們這些左派以及與左派有聯繫的自由主義者———這場戰爭則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俄國不參與這場戰爭。這妨礙了我們對它的忠誠———我們當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說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著蘇聯的。這個階段因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告終。緊接著便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局麵。
人們對於共產主義，或者不如說對他們的共產黨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對一個有朝一日將為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問題缺乏考慮。那就是社會活動問題，它是直接或間接由共產黨的存在引發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共產黨的鼓舞和激勵，或被推向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情形即使在一個隻有共產黨的小組織存在的國家裏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小鎮上，自俄國介入戰爭，左派因此而活躍起來以後，一個小管弦樂隊、一些讀者團體、兩個劇團、一個電影協會相繼宣告成立（共產黨本身的活動在此暫不去說它），此外還有一個業餘組織對非洲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當調查報告發表時，曾經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觸動，使他們很長時間懷有一種負罪感，並促使六七個社團就非洲問題舉行了研討會。在這個鎮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某種類似文化生活的東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歡迎，盡管這些人對共產黨的了解隻限於他們是一班懷有仇恨的人。當然，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當時正處在生機勃勃並且教條主義泛濫時期的共產黨人讚許的，但共產黨還是鼓勵他們，因為堅定不移地信任別人這在當時已形成一種小小的風尚。
對我們來說（我們那一帶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後便是一個頻繁活動的時期。這一階段———一個充滿喜悅而自信的階段———大約結束於一九四四年，即戰爭結束之前。這一變化的原因並不在於外部的事件，如蘇聯“路線”的變化什麽的，而在於內部的因素，在於共產黨自身發展的結果。迴顧過去，我看得出，從這個共產主義集團成立的第一天起，這種變化就已呈端倪。當然，冷戰一開始，所有的討論會、社團組織都相繼消亡了，任何對中國和蘇聯的興趣都由熱衷轉向懷疑（但那些單純的文化組織，如管弦樂隊，劇團等等，仍繼續存在下去）。在我們鎮上，就在“左派的”、“進步的”，或者說“共產黨人的”熱情———這些用詞哪個更確切，現在很難說得清———正處在最高漲的時候，黨組織內部那些發起者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喪失了責任心。當然，有一陣子，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誰都清楚了，在共產黨或其集團內部，與生俱來就存在著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存在或興盛都是通過不斷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係來實現的。這種排斥並非由於某一部分人有什麽優缺點，而是以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是否與黨內的方針保持一致而決定的。在我們這個規模不大、實際上十分可笑的業餘組織裏，發生在本世紀初即共產黨開創時期倫敦那個稱為伊斯拉克的組織身上的一切無不一一重現。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運動的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們就能從犬儒主義以及挫折與迷惑中解脫出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不想多說。從我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分裂的產生。我們當時跟非洲大陸上出現的運動並無任何聯繫———任何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會誕生以前，犬儒主義就存在了。當時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會，但他們並不信任我們，因為我們是白人。其中有一兩個人來請教我們有關技術方麵的問題，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腦子裏是怎樣想的。當時的形勢是：一班極其好戰的政客滿腦子想著如何組織革命運動，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頻繁活動，想促使黑人騷亂起來，但實際上就是再過若幹年黑人群眾也不會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產黨也麵臨這樣的局麵。如果不是一個由外國人組成的團體，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鬥爭、衝突和辯論可能有助於它的發展，但由於沒有根，它就隻能很快走向毀滅。一年之內，我們的組織就分裂了、形成了幫派，出現了背叛者，而那忠誠可靠的堅強核心，除了個別成員外，一直在不斷地變動。由於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變動，我們的熱情一天天在枯竭。盡管我們已經意識到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已開始，我們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麽時候開始變味。我們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種強烈的犬儒主義思想已日漸冒頭。一走出嚴肅的會議室，我們所開的玩笑便與我們所說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從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們的玩笑。一句略帶惡意的言辭，一個稍嫌憤激的聲音，十年以後都有可能演變成一個致命的毒瘤。這樣的情況我經常看到，除了政治團體或共產黨組織，其他許多地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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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看一眼那個拙劣的提要，看一眼電影公司的來信，我便感到噁心。然而，我知道，使電影公司那麽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說獲得成功的原因。小說寫的是種族問題。我說過：小說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緒卻有點可怕，有點不健康，有點狂熱。那是戰爭年代的一種盲目的騷動，一種虛偽的懷舊情結，一種對放肆、自由、混亂、無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讓我再讀一遍，我一定會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著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別人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沒有一個評論家看到這一點。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學的朋友也沒有看到這一點。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因為它字字句句閃爍著可怕而虛偽的懷舊情結。我知道，為了寫出另一部小說，寫出那五十篇題材已備的社會報告，我必須十分審慎地去激發這種情感。正是這種情感將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為小說，而不是通訊報導。當我迴想起與那班人在馬雪比旅館度周末的情景時，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東西從自己身上抹去。現在開始寫作時，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讓“故事”開始以小說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事實真相出現。這就像迴憶一次熾烈的愛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尋常的是：隨著懷舊情結加劇，隨著故事開始成形，內心的激動就像顯微鏡下的細胞一樣繁殖起來。這種懷舊情結太強烈了，我每次都隻能寫上幾行字就停下來。沒有任何情感能比這種虛無主義更刻骨銘心了，總是那麽怒氣沖沖，隨時準備把一切拋入水中，心甘情願地、急切地想讓自己化為烏有。這種情緒也正是戰爭為什麽會延續的根本原因之一。讀過《戰爭邊緣》的人即使他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也會無意中飽餐這種情緒。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這就是我為什麽會始終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麽罪的原因。那一班人是偶然湊合在一起的，他們心裏明白，隻要這場特殊的戰爭一結束，他們就不會再聚集在一起。他們誰都知道，並且極其坦誠地承認：他們間沒有共同語言。
不管戰爭在世界別的地方激起什麽樣的熱情和信仰，導致極其的貧困，它在我們這個國家卻從一開始就是以雙重的感情為其特徵的。顯而易見，戰爭對於我們來說是件好事。這一點說起來並不複雜，用不著專家來解釋。中非和南非的物質繁榮是可感知的，每個人都會一下子變得更有錢。盡管中非的經濟自古以來就隻為確保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和發展的需要，但這對非洲人來說同樣也是個事實。用錢買不到商品這種嚴重的狀況將不複存在。至少不至於嚴重到使人活不下去。當地的廠商開始生產原先得靠進口的商品，這樣就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戰爭的兩麵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後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的非洲經濟原先是那麽遲滯、蕭條，它因而需要某種來自外部的衝擊。而戰爭正是這樣一種衝擊。還有一個理由是針對犬儒主義的———首先，一旦人們開始對自己所蒙受的恥辱感到不耐煩，他們就會開始懷疑一切。這場戰爭呈現在我們麵前是一場討伐希特勒的邪惡主張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陸上，在大約半個非洲的領土上，希特勒關於某些人因種族的原因比別人優越的主張卻大有市場。非洲大陸到處有不少人懷著嘲諷的態度欣賞著他們的白人主子加入軍隊去跟法西斯惡魔交戰———那大都還是一些受過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們愛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個戰場投入反對某種主義的戰鬥。而這種主義如果產生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他們是一定會誓死捍衛的。整個戰爭期間，各種報紙的通訊欄目都充斥了這樣的爭論：任何一個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槍口對準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時候運用他所掌握的有關兵器的知識，那麽，把一隻哪怕很蹩腳的槍枝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結論是———當然是正確的———這並不安全。
黑色筆記（5）
這兒有兩條我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當理由，但從一開始，它們就具有某種令人愉快的諷刺意義。
（我再次不知不覺地以一種錯誤的口氣來說話———我討厭這種口氣。然而，月複一月，年複一年，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戰爭之中，我相信，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感情的封鎖，一種對無法將相互衝突的事物糅合成一個整體的無奈和逃避。這樣，不管戰爭多麽可怕，人們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這種逃避意味著既不去改變什麽，也不去破壞什麽。這種逃避最終意味著個體的死亡或凋零。）
我隻想簡單地把事實記錄下來。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場戰爭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情況很糟，敗局隨時可能出現。這個階段結束於史達林格勒。但第二階段卻一直往下延續，直至戰爭勝利。對我們來說———我是指我們這些左派以及與左派有聯繫的自由主義者———這場戰爭則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俄國不參與這場戰爭。這妨礙了我們對它的忠誠———我們當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說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著蘇聯的。這個階段因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告終。緊接著便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局麵。
人們對於共產主義，或者不如說對他們的共產黨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對一個有朝一日將為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問題缺乏考慮。那就是社會活動問題，它是直接或間接由共產黨的存在引發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共產黨的鼓舞和激勵，或被推向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情形即使在一個隻有共產黨的小組織存在的國家裏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小鎮上，自俄國介入戰爭，左派因此而活躍起來以後，一個小管弦樂隊、一些讀者團體、兩個劇團、一個電影協會相繼宣告成立（共產黨本身的活動在此暫不去說它），此外還有一個業餘組織對非洲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當調查報告發表時，曾經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觸動，使他們很長時間懷有一種負罪感，並促使六七個社團就非洲問題舉行了研討會。在這個鎮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某種類似文化生活的東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歡迎，盡管這些人對共產黨的了解隻限於他們是一班懷有仇恨的人。當然，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當時正處在生機勃勃並且教條主義泛濫時期的共產黨人讚許的，但共產黨還是鼓勵他們，因為堅定不移地信任別人這在當時已形成一種小小的風尚。
對我們來說（我們那一帶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後便是一個頻繁活動的時期。這一階段———一個充滿喜悅而自信的階段———大約結束於一九四四年，即戰爭結束之前。這一變化的原因並不在於外部的事件，如蘇聯“路線”的變化什麽的，而在於內部的因素，在於共產黨自身發展的結果。迴顧過去，我看得出，從這個共產主義集團成立的第一天起，這種變化就已呈端倪。當然，冷戰一開始，所有的討論會、社團組織都相繼消亡了，任何對中國和蘇聯的興趣都由熱衷轉向懷疑（但那些單純的文化組織，如管弦樂隊，劇團等等，仍繼續存在下去）。在我們鎮上，就在“左派的”、“進步的”，或者說“共產黨人的”熱情———這些用詞哪個更確切，現在很難說得清———正處在最高漲的時候，黨組織內部那些發起者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喪失了責任心。當然，有一陣子，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誰都清楚了，在共產黨或其集團內部，與生俱來就存在著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存在或興盛都是通過不斷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係來實現的。這種排斥並非由於某一部分人有什麽優缺點，而是以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是否與黨內的方針保持一致而決定的。在我們這個規模不大、實際上十分可笑的業餘組織裏，發生在本世紀初即共產黨開創時期倫敦那個稱為伊斯拉克的組織身上的一切無不一一重現。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運動的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們就能從犬儒主義以及挫折與迷惑中解脫出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不想多說。從我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分裂的產生。我們當時跟非洲大陸上出現的運動並無任何聯繫———任何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會誕生以前，犬儒主義就存在了。當時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會，但他們並不信任我們，因為我們是白人。其中有一兩個人來請教我們有關技術方麵的問題，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腦子裏是怎樣想的。當時的形勢是：一班極其好戰的政客滿腦子想著如何組織革命運動，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頻繁活動，想促使黑人騷亂起來，但實際上就是再過若幹年黑人群眾也不會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產黨也麵臨這樣的局麵。如果不是一個由外國人組成的團體，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鬥爭、衝突和辯論可能有助於它的發展，但由於沒有根，它就隻能很快走向毀滅。一年之內，我們的組織就分裂了、形成了幫派，出現了背叛者，而那忠誠可靠的堅強核心，除了個別成員外，一直在不斷地變動。由於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變動，我們的熱情一天天在枯竭。盡管我們已經意識到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已開始，我們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麽時候開始變味。我們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種強烈的犬儒主義思想已日漸冒頭。一走出嚴肅的會議室，我們所開的玩笑便與我們所說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從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們的玩笑。一句略帶惡意的言辭，一個稍嫌憤激的聲音，十年以後都有可能演變成一個致命的毒瘤。這樣的情況我經常看到，除了政治團體或共產黨組織，其他許多地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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