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是日中戰爭的延長，確實是一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國民有義務將對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訴我們的後代。國家的罪過和家長的罪過不同。那是國家在統治者的錯誤指導下，驅使國民集體瘋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將這種過錯掩蓋起來，那麽，不了解過去的新一代人，將會多次重蹈覆轍。這一時期，到我這裏採訪的外國記者，異口同聲地提出這樣的疑問：即日本人為什麽不親自去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呢？
對於過去的戰爭，全體日本人都是共犯，由於教育不斷灌輸，從而使人們相信那是正義的而參加了戰爭。我們絕不能再次成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隊人員、k大學教授植村肇先生說：“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然而，我們卻不能說因為是戰爭而沒有辦法。
發生誤用照片問題後，連日來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圍出現了攻擊我的宣傳車，他們用違反防止噪音條例的高音喇叭，罵我是國賊、非國民和賣國賊等。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政府就出動大批警察來保護我。
宣傳車上的人們，要求和我麵談，我表示拒絕。因為要求同不相識的人麵談，毋須穿著迷彩戰鬥服或行動服，更不必乘坐宣傳車進行謾罵。我要求同意見對立的人麵談時，絕不穿戰鬥服，也不乘坐宣傳車，而事先取得聯繫，必要時帶上介紹信。這是會見不相識的人時所必需的程序。
人們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張，能夠自由地討論問題，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國家裏，意見發生對立時，有什麽必要讓警察來保護呢？在民主主義國家裏，本來就不必要保護。這證明日本在言論和行動自由方麵還存在著製約。
我對在我身邊保護的許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也希望當信仰和主張發生對立時，確立正確的真正的言論自由，而不需要那樣的保護。
我還接到了許多右派分子的來信和電話，其共同的特點幾乎都是匿名的。從其言行、訂閱的報紙以及所屬團體名稱，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右翼。發表意見時，不講明姓名和住址，我隻能認為是對自己的言論不負責任。這次發生如此重大的誤用照片問題之後，我估計寫第三集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由於誤用照片，整個《惡魔的飽食》的內容都會遭到懷疑，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這件事而抹殺《惡魔的飽食》全書，使其陷於窘境的話，那麽，在731部隊屠殺的無數靈魂是不會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們提供重要證詞和資料的證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將化為烏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寫作前隱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為了由於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奪去生命和財產的人們，為了不重蹈覆轍，今天，作為作者，我必須全力以赴地捍衛《惡魔的飽食》這部作品。
《惡魔的飽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據加害者的證詞和受害的證詞寫成的。現巳完成。
加害者想對自己所犯的罪行盡量加以掩蓋或縮小，而被害者對所蒙受的損害存在著誇大的傾向。以加害者的證詞為主體寫成的《惡魔的飽食》第一、二集凝聚著加害者的膽量和贖罪意識。它不是將已經發表過的資料彙編或借用、分析、綜合他人的資料，而是基於本人體驗的曆史證詞。根據加害者和受害者雙方的證詞就能夠揭發軍國主義，不能因為誤用照片問題就將一切化為烏有。
教科書問題，被認為是由《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誤報。根據兩雜誌的報導，不存在由於審定而把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改寫為“進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企圖在教科書裏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樣，這也是事實。
嚴重的並非何時誤報，而是在國民不知不覺之間把“侵略”調換成了“進入”這一事實。《產經新聞》立即發表了誤報的謝罪消息，獲得了一部分新聞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讚賞。這種謝罪不是向讀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讀者道歉的話，與其說是就誤報問題，毋寧說應該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沒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時間把“侵略”巧妙地改寫成“進入”的事實。
關於這次誤用照片問題，我接受了許多記者的採訪。從他們的報導中可以看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就誤用照片追究我作為作者的責任；另一種是以此作為絕好的突破口來攻擊共產黨，並企圖掩蓋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的事實。
追究我本人的責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頭指向別處，我絕不接受這種記者的採訪。這是對特定的新聞界人士拒絕採訪的理由。
所謂曆史，是由體驗者的證詞或記錄積累而成的。包括記憶的出入、不準確之處等的綜合，構築了曆史的金字塔。
誤用照片和說明文字，都是由於相信照片的真實性而發生的。雖然我們對照片的驗證，缺乏充分的注意，但這絕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過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這種過失來洗刷日本過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們絕不允許搪塞說，那不隻是日本犯的罪行（隻要是戰爭，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能犯同樣的罪行）。這種託詞是他們為了使犯罪正當化而經常使用的手段。隻要加害者不進行反省，戰爭的悲劇就會重演。把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說成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這種自以為是的，而且是時代錯誤的愛國主義，最終隻能使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孤立起來，並導致滅亡。“國家利益”、“大和民族”、“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聖戰”等想法，導致隨意地將中國的領土滿洲當做日本的生命線，驅使全體國民進行侵略戰爭。這些事實，我們是不應忘記的。錯誤的愛國主義曾釀成一場戰爭的噩夢。一旦再次爆發戰爭，被驅趕上戰場的將是那些尚未得到國家一點恩惠的年輕人。戰爭的指導者是不會自己拿起武器上戰場的。正是由於我充分認識到日本是個非常美好的國家，為了不再重蹈覆轍，所以才從加害者的角度將（過去的）這種錯誤記錄下來，傳達給下一代人。我們並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這裏，我謹向讀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並表示我的決心，希望大家今後仍能給予支持。（本文係摘要，原載1983年1月號《文藝春秋》月刊）
作者後記
《惡魔的飽食》出版後巳過了10年。在那以後，對731部隊的研究有了進展，發現了不少新資料和新事實。通過加害者的手，勾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相併列的罪行，而銷毀罪跡和隱瞞證人的做法，使戰後在一段時間內，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鎖在黑暗之中。
在《惡魔的飽食》中，我雖自負“已迫近了731部隊的本來麵目”，但是，由於後來的研究進展，越發使我期待它更加準確。在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鬆村高夫的協助下，得以在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出版了修訂版，這是筆者莫大的喜悅。
為了不讓戰爭的罪惡重演，要把戰爭的實際情況正確地傳達給下一代。為了實現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摯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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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的戰爭，全體日本人都是共犯，由於教育不斷灌輸，從而使人們相信那是正義的而參加了戰爭。我們絕不能再次成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隊人員、k大學教授植村肇先生說：“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然而，我們卻不能說因為是戰爭而沒有辦法。
發生誤用照片問題後，連日來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圍出現了攻擊我的宣傳車，他們用違反防止噪音條例的高音喇叭，罵我是國賊、非國民和賣國賊等。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政府就出動大批警察來保護我。
宣傳車上的人們，要求和我麵談，我表示拒絕。因為要求同不相識的人麵談，毋須穿著迷彩戰鬥服或行動服，更不必乘坐宣傳車進行謾罵。我要求同意見對立的人麵談時，絕不穿戰鬥服，也不乘坐宣傳車，而事先取得聯繫，必要時帶上介紹信。這是會見不相識的人時所必需的程序。
人們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張，能夠自由地討論問題，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國家裏，意見發生對立時，有什麽必要讓警察來保護呢？在民主主義國家裏，本來就不必要保護。這證明日本在言論和行動自由方麵還存在著製約。
我對在我身邊保護的許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也希望當信仰和主張發生對立時，確立正確的真正的言論自由，而不需要那樣的保護。
我還接到了許多右派分子的來信和電話，其共同的特點幾乎都是匿名的。從其言行、訂閱的報紙以及所屬團體名稱，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右翼。發表意見時，不講明姓名和住址，我隻能認為是對自己的言論不負責任。這次發生如此重大的誤用照片問題之後，我估計寫第三集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由於誤用照片，整個《惡魔的飽食》的內容都會遭到懷疑，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這件事而抹殺《惡魔的飽食》全書，使其陷於窘境的話，那麽，在731部隊屠殺的無數靈魂是不會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們提供重要證詞和資料的證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將化為烏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寫作前隱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為了由於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奪去生命和財產的人們，為了不重蹈覆轍，今天，作為作者，我必須全力以赴地捍衛《惡魔的飽食》這部作品。
《惡魔的飽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據加害者的證詞和受害的證詞寫成的。現巳完成。
加害者想對自己所犯的罪行盡量加以掩蓋或縮小，而被害者對所蒙受的損害存在著誇大的傾向。以加害者的證詞為主體寫成的《惡魔的飽食》第一、二集凝聚著加害者的膽量和贖罪意識。它不是將已經發表過的資料彙編或借用、分析、綜合他人的資料，而是基於本人體驗的曆史證詞。根據加害者和受害者雙方的證詞就能夠揭發軍國主義，不能因為誤用照片問題就將一切化為烏有。
教科書問題，被認為是由《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誤報。根據兩雜誌的報導，不存在由於審定而把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改寫為“進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企圖在教科書裏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樣，這也是事實。
嚴重的並非何時誤報，而是在國民不知不覺之間把“侵略”調換成了“進入”這一事實。《產經新聞》立即發表了誤報的謝罪消息，獲得了一部分新聞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讚賞。這種謝罪不是向讀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讀者道歉的話，與其說是就誤報問題，毋寧說應該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沒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時間把“侵略”巧妙地改寫成“進入”的事實。
關於這次誤用照片問題，我接受了許多記者的採訪。從他們的報導中可以看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就誤用照片追究我作為作者的責任；另一種是以此作為絕好的突破口來攻擊共產黨，並企圖掩蓋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的事實。
追究我本人的責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頭指向別處，我絕不接受這種記者的採訪。這是對特定的新聞界人士拒絕採訪的理由。
所謂曆史，是由體驗者的證詞或記錄積累而成的。包括記憶的出入、不準確之處等的綜合，構築了曆史的金字塔。
誤用照片和說明文字，都是由於相信照片的真實性而發生的。雖然我們對照片的驗證，缺乏充分的注意，但這絕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過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這種過失來洗刷日本過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們絕不允許搪塞說，那不隻是日本犯的罪行（隻要是戰爭，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能犯同樣的罪行）。這種託詞是他們為了使犯罪正當化而經常使用的手段。隻要加害者不進行反省，戰爭的悲劇就會重演。把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說成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這種自以為是的，而且是時代錯誤的愛國主義，最終隻能使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孤立起來，並導致滅亡。“國家利益”、“大和民族”、“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聖戰”等想法，導致隨意地將中國的領土滿洲當做日本的生命線，驅使全體國民進行侵略戰爭。這些事實，我們是不應忘記的。錯誤的愛國主義曾釀成一場戰爭的噩夢。一旦再次爆發戰爭，被驅趕上戰場的將是那些尚未得到國家一點恩惠的年輕人。戰爭的指導者是不會自己拿起武器上戰場的。正是由於我充分認識到日本是個非常美好的國家，為了不再重蹈覆轍，所以才從加害者的角度將（過去的）這種錯誤記錄下來，傳達給下一代人。我們並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這裏，我謹向讀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並表示我的決心，希望大家今後仍能給予支持。（本文係摘要，原載1983年1月號《文藝春秋》月刊）
作者後記
《惡魔的飽食》出版後巳過了10年。在那以後，對731部隊的研究有了進展，發現了不少新資料和新事實。通過加害者的手，勾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相併列的罪行，而銷毀罪跡和隱瞞證人的做法，使戰後在一段時間內，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鎖在黑暗之中。
在《惡魔的飽食》中，我雖自負“已迫近了731部隊的本來麵目”，但是，由於後來的研究進展，越發使我期待它更加準確。在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鬆村高夫的協助下，得以在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出版了修訂版，這是筆者莫大的喜悅。
為了不讓戰爭的罪惡重演，要把戰爭的實際情況正確地傳達給下一代。為了實現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摯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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