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誤用照片問題發生的同時，在高級隊員中出現了“反對證詞”。他們縮小或否定下級隊員的證詞，以維護731部隊。過去一直緘口不語的高級隊員，張開了緊閉的嘴，迫不及待地開始為731部隊進行辯護。在誰都不願意開口的時期，是下級隊員挺身作證，使那些力圖被隱瞞的戰爭罪行公之於眾。與此相比較，那些辯解的證詞，是何等的卑劣。
聽了高級隊員的一係列證詞，令人感到他們毫無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許多外國記者就《惡魔的飽食》問題的採訪。他們異口同聲地問我：“日本為什麽不能由本國獨自審判那些戰爭罪犯呢？”原來的高級軍官和戰爭指揮者們在戰後都竊據要職，怎麽能審判呢？
我迴答問題時說，關於戰爭，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格審判同夥的。
雖說是在一部分軍部領導人的誘導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種“以天皇為首的大村落共同體成員”意識，還有一種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軍部正是利用這一點，驅使全體人民瘋狂地參加了戰爭。
這就是“八紘一宇”（囊括天下為一家）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擴大為以日本為家長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對此，日本軍隊的走狗宣傳媒體，則大肆進行吹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存在著一種容易被獨裁者利用的國民秉性。“為了國家”這句話成了免罪符。在戰後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頭，這種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這不正是日本本質危險之所在嗎？
所謂國民的瘋狂，純粹出自內因，而不是從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瘋狂，我認為這是日本國內不能審判戰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隊的高級隊員揮舞著“為了國家”、“因為是戰爭，沒有辦法”等免罪符，說“731部隊裏沒有一個惡魔”等等。在這種自我辯解麵前，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日本人是否是一個不進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書第一集中所闡明的，採訪寫作這部紀實的目的，並不是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是，這並不妨礙對犯下的罪行進行反省。寫這本書是為了促使人們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導致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不僅於此，還有日本的戰爭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隱瞞、搪塞其罪行的話，那麽，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日本人把個人責任掩埋在集體之中的意識結構了。
我並不是把731部隊的所作所為僅僅當作日軍的一支部隊的戰爭記錄來追溯的，而是將731部隊作為戰爭罪惡的一個象徵來捕捉的，並且想通過這些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惡魔結構進行一次解剖的嚐試。
在“為了國家”的背後
附屬於比個人更大的團體或組織，通過發誓來效忠於他們，從而得到團體的庇護，並將團體的權威和聲譽視為己有，進而，在團體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則作為團體的責任而被分散和掩蓋，從而個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責。
個人多半是出於對團體的忠誠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團體作為個人責任的“蔽護傘”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就731部隊而言，在“為了國家”、“為了醫學的進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錦旗之下，難道醫學者們沒有追求個人功名的野心嗎？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眾多的實驗，難道真的隻是在“集體瘋狂”下完成的嗎？這裏就沒有個人的精密打算和作為醫學者旺盛的求知慾望嗎？這不是在“為了國家”掩蓋下的“為了自己”又是什麽呢？之所以這樣說，證據就是在戰後某些人把731部隊在“為了國家”的名義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竊為私有。
若說是由於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產生的內在的瘋狂導致日本人的戰爭罪行的話，那麽，見過731部隊的高級隊員之後，總會感到在他們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還存在著某種不同的因素，這又說明了什麽？在這裏難道不正是潛藏著731部隊的惡魔性嗎？
他們絕不是為了日本這個集團而犯下了罪行，其實是利用集團的名義強烈追求私慾而發動了戰爭。正是因為具有強烈的個人慾望，所以對自己不利的證詞就斷然否認，或保持沉默，將其罪行縮小，甚至掩蓋起來，絲毫沒有反省之意。
731部隊將活人視為醫學和個人技術素材這一思想，一直持續到戰後，成為“日本醫學、醫療‘荒廢’的起點”。731部隊的思想，在日本醫學界中仍然繼續存在著。這些實情在高杉真吾先生為追蹤731部隊在戰後醫學界的足跡和影響而寫的《追查石井細菌部隊現存幹部》（德間書店出版）一書中有詳細的介紹。
由於高杉先生不休的調查，這樣的例子發現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間，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療“腦梅素”為名，對患者進行過恙忠病的人體實驗。又如，1952年前後，名古屋市立醫大的小兒科和細菌學教研室，以市立嬰兒院的嬰兒為對象進行過人體實驗等，這些僅僅是冰山的一角。這種全國性存在的人體實獫，很明顯和731部隊的幹部是有關聯的。
如果愛護患者，尊重生命，絕不會產生“把人的生命當作自己醫術素材”的想法。醫學者的使命感，應該建立在對患者的愛和尊重生命的基礎之上，任何醫學者都應以此為誌。然而，醫學的使命感不知何時被個人的求知慾、功名心和提高技術的欲望所代替，並且打著為了國家和醫學的旗幟來掩飾。
鬥爭的理念
不僅是731部隊，而且當時所有的日本人都高舉著“為了國家”這麵錦旗，究竟是為什麽呢？無數的士兵在戰場上臨死時，不喊母親的名字，卻高喊“天皇陛下萬歲！”在日本漫長的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識裏，天皇不僅高於骨肉親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國民價值體係中至高無上的象徵。
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一切隻要以天皇的名義，日本人就會盲從。上級向下級下達命令時，使用天皇的名字；軍部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利用天皇作為工具，違背政府的方針，接連不斷地發動侵略。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不僅軍隊脫離中央的文官控製，陸軍中央也控製不了派往滿洲的關東軍，而關東軍司令部又控製不了當地的部隊。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模式。就連最低級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義下達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時，還將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關係搬到軍隊裏來。陸軍的內務班，就是所謂的“軍人家庭”。“生死與共的軍人家庭”的大家長，就是“朕依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領，其親至深”的天皇，上級、班長是父母，老兵是兄長。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堅固的軍國主義體製，在“軍人敕詔”和“戰陣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軍人敕詔”中一開頭就頌揚“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率”。
在“戰陣訓”中更是反反覆覆地擁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國。有萬世一係的天皇在上；第二，軍隊在天皇的統率下，體現神武精神；第三，皇軍軍紀的精髓，在於誠惶誠恐尊奉大元帥陛下，在於絕對順從的精神；第四，軍隊要尊奉至高無上的天皇陛下為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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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高級隊員的一係列證詞，令人感到他們毫無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許多外國記者就《惡魔的飽食》問題的採訪。他們異口同聲地問我：“日本為什麽不能由本國獨自審判那些戰爭罪犯呢？”原來的高級軍官和戰爭指揮者們在戰後都竊據要職，怎麽能審判呢？
我迴答問題時說，關於戰爭，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格審判同夥的。
雖說是在一部分軍部領導人的誘導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種“以天皇為首的大村落共同體成員”意識，還有一種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軍部正是利用這一點，驅使全體人民瘋狂地參加了戰爭。
這就是“八紘一宇”（囊括天下為一家）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擴大為以日本為家長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對此，日本軍隊的走狗宣傳媒體，則大肆進行吹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存在著一種容易被獨裁者利用的國民秉性。“為了國家”這句話成了免罪符。在戰後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頭，這種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這不正是日本本質危險之所在嗎？
所謂國民的瘋狂，純粹出自內因，而不是從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瘋狂，我認為這是日本國內不能審判戰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隊的高級隊員揮舞著“為了國家”、“因為是戰爭，沒有辦法”等免罪符，說“731部隊裏沒有一個惡魔”等等。在這種自我辯解麵前，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日本人是否是一個不進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書第一集中所闡明的，採訪寫作這部紀實的目的，並不是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是，這並不妨礙對犯下的罪行進行反省。寫這本書是為了促使人們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導致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不僅於此，還有日本的戰爭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隱瞞、搪塞其罪行的話，那麽，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日本人把個人責任掩埋在集體之中的意識結構了。
我並不是把731部隊的所作所為僅僅當作日軍的一支部隊的戰爭記錄來追溯的，而是將731部隊作為戰爭罪惡的一個象徵來捕捉的，並且想通過這些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惡魔結構進行一次解剖的嚐試。
在“為了國家”的背後
附屬於比個人更大的團體或組織，通過發誓來效忠於他們，從而得到團體的庇護，並將團體的權威和聲譽視為己有，進而，在團體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則作為團體的責任而被分散和掩蓋，從而個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責。
個人多半是出於對團體的忠誠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團體作為個人責任的“蔽護傘”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就731部隊而言，在“為了國家”、“為了醫學的進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錦旗之下，難道醫學者們沒有追求個人功名的野心嗎？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眾多的實驗，難道真的隻是在“集體瘋狂”下完成的嗎？這裏就沒有個人的精密打算和作為醫學者旺盛的求知慾望嗎？這不是在“為了國家”掩蓋下的“為了自己”又是什麽呢？之所以這樣說，證據就是在戰後某些人把731部隊在“為了國家”的名義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竊為私有。
若說是由於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產生的內在的瘋狂導致日本人的戰爭罪行的話，那麽，見過731部隊的高級隊員之後，總會感到在他們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還存在著某種不同的因素，這又說明了什麽？在這裏難道不正是潛藏著731部隊的惡魔性嗎？
他們絕不是為了日本這個集團而犯下了罪行，其實是利用集團的名義強烈追求私慾而發動了戰爭。正是因為具有強烈的個人慾望，所以對自己不利的證詞就斷然否認，或保持沉默，將其罪行縮小，甚至掩蓋起來，絲毫沒有反省之意。
731部隊將活人視為醫學和個人技術素材這一思想，一直持續到戰後，成為“日本醫學、醫療‘荒廢’的起點”。731部隊的思想，在日本醫學界中仍然繼續存在著。這些實情在高杉真吾先生為追蹤731部隊在戰後醫學界的足跡和影響而寫的《追查石井細菌部隊現存幹部》（德間書店出版）一書中有詳細的介紹。
由於高杉先生不休的調查，這樣的例子發現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間，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療“腦梅素”為名，對患者進行過恙忠病的人體實驗。又如，1952年前後，名古屋市立醫大的小兒科和細菌學教研室，以市立嬰兒院的嬰兒為對象進行過人體實驗等，這些僅僅是冰山的一角。這種全國性存在的人體實獫，很明顯和731部隊的幹部是有關聯的。
如果愛護患者，尊重生命，絕不會產生“把人的生命當作自己醫術素材”的想法。醫學者的使命感，應該建立在對患者的愛和尊重生命的基礎之上，任何醫學者都應以此為誌。然而，醫學的使命感不知何時被個人的求知慾、功名心和提高技術的欲望所代替，並且打著為了國家和醫學的旗幟來掩飾。
鬥爭的理念
不僅是731部隊，而且當時所有的日本人都高舉著“為了國家”這麵錦旗，究竟是為什麽呢？無數的士兵在戰場上臨死時，不喊母親的名字，卻高喊“天皇陛下萬歲！”在日本漫長的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識裏，天皇不僅高於骨肉親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國民價值體係中至高無上的象徵。
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一切隻要以天皇的名義，日本人就會盲從。上級向下級下達命令時，使用天皇的名字；軍部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利用天皇作為工具，違背政府的方針，接連不斷地發動侵略。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不僅軍隊脫離中央的文官控製，陸軍中央也控製不了派往滿洲的關東軍，而關東軍司令部又控製不了當地的部隊。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模式。就連最低級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義下達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時，還將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關係搬到軍隊裏來。陸軍的內務班，就是所謂的“軍人家庭”。“生死與共的軍人家庭”的大家長，就是“朕依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領，其親至深”的天皇，上級、班長是父母，老兵是兄長。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堅固的軍國主義體製，在“軍人敕詔”和“戰陣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軍人敕詔”中一開頭就頌揚“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率”。
在“戰陣訓”中更是反反覆覆地擁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國。有萬世一係的天皇在上；第二，軍隊在天皇的統率下，體現神武精神；第三，皇軍軍紀的精髓，在於誠惶誠恐尊奉大元帥陛下，在於絕對順從的精神；第四，軍隊要尊奉至高無上的天皇陛下為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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