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哈爾濱市地方史學會、中國作家協會黑龍江分會以及平房區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後中蘇聯合進行調查的事實。也有中方有關人士否定這件事，他們認為，戰爭結束時十分混亂，中蘇兩國不會聯合起來，進行這種調查。
戰爭結束時，在中國東北地方的日方人員也認為，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東北民主聯軍，1945年11月時，照例不會進入哈爾濱周圍地區。
也有人主張“1945年戰爭結束前後，哈爾濱還在國民黨政府軍隊的統治之下，林彪指揮下的東北民主聯軍的總部設在佳木斯，賀誠先生等人理應在那裏。再者，戰爭結束後，根據《中蘇友好條約》，蘇聯約定隻向國民政府軍提供軍事援助，不會和中共軍隊聯合進行調查”。
對此，d·s先生說：“戰爭結束時，哈爾濱地區十分混亂，蘇軍、國民政府軍和中共軍隊的勢力都進入這一地區，哈爾濱市區大致在國民政府軍的統治之下，而周圍郊區則在中共軍隊的控製中。蘇軍和中共軍隊在地下保持著聯繫。”
總而言之，1945年對中國來說，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爭奪統治權的特殊時期。
順便說一下，中共紅軍（中國工農紅軍）在1937年8月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改編成了八路軍，它和留在以江西省為中心的舊蘇區的遊擊隊新四軍，構成了中共的主力軍。開始時約有5萬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過了128萬人。作為抗日戰爭的第一目標，提出了解放“滿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時，國民政府軍隊為了單獨控製滿洲，調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處肆意燒殺。因此，八路軍調遣主力北上，與之進行對抗。
負責指揮解放“滿洲”的是當時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中國戰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東北抗日聯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間，中共改編八路軍，把東北民主聯軍、新四軍和華南的遊擊部隊統一起來，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之，中日戰爭結束時，在華日軍麵臨著國民政府軍、中共軍隊、蘇軍和美軍等同時要求解除武裝的困境：“一天之內來要求日軍繳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難想像，當時哈爾濱和東北地區亂到了什麽程度。
即使賀誠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後，中國經曆了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大風暴，在這個過程中，也許尚未建立起檔案係統，中蘇聯合調查的記錄，究竟是否保存下來了，尚屬疑問。唯一的希望是賀誠先生的記憶。可是，他重病在床，隻能祝願他早日康複。
一生一次的淚水
9月27日，已是臨迴國的日期。我們應遨同戲劇作家夏衍先生座談。他是中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夏衍先生生於1900年，1929年創立了中國最早由共產黨領導的劇團“藝術劇社”，並投身於抗日運動。他曾以《救亡日報》編輯身份，轉戰於廣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後來到重慶。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細菌》、《考驗》、《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曾一度被隔離審查。粉碎“四人幫”以後，作為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又重新活躍起來。考慮到夏先生巳是82歲的高齡，原來預定隻座談15分鍾左右，但是夏先生談笑風生，座談竟達一個半小時以上。夏老談話的內容涉及文學、戰爭與和平、抗戰時期的迴憶等多方麵。真看不出是位年過八旬高齡，身心都老當益壯的人。
初次見麵，寒暄之後，夏先生談到教科書問題。他的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打算忘掉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所犯下的無數罪行。可是，現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卻說什麽沒有進行過侵略，並且要支持和複活軍國主義，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迴顧37年前的往事，將侵略史實公之於眾。”曆史的見證人夏衍先生，曾為抗擊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戰，對於教科書問題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責，受害者是不會忘記過去的創傷的。
9月30日晨，北京機場顯得很繁忙。中國是一個擁有從北方的寒帶到南方的熱帶的國土和50多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從國內航線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豐富的民族色彩。
終於要和在中國逗留期間一直陪同我們的林紹綱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們帶著“送行通行證”，通過了出入境管理處和海關，一直送我們到乘機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門口，和我緊緊握手告別。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濕潤了。我的心中也湧現一股暖流。在兩周時間內我們共同旅行，雖說隻有兩周的時間，但卻感到很長。這是一次收穫豐碩的旅行。
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穫是在中國結識了許多朋友。僅在兩周內就結識這麽多朋友，是難以想像的。可我的確在這次旅行中結識了灑淚相別的朋友，其意義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處很久的朋友，也未必會依依惜別。兩位中國朋友目不轉睛地目送我們進入機艙，直到看不見為止。1978年8月12日締結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條約中強調兩國確認“要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文化關係，促進兩國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國與國之間的友好，是每個國民之間友誼的堆積。
每個國民之間無任何怨和恨，但是，由於領導人的想法和煽動，國家之間才產生對立，國民之間才相互殺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機場所見到的兩位中國朋友的淚水。對我來說，在北京機場的惜別比任何和平條約更有分量。
中國朋友啊！我希望不久還會重逢，再見！盡管還會有多次賓主的會麵，但是當我一想到今天的會麵不會再現時，更深切地感到：其實，這是一生隻有一次的會麵。
第09章 《惡魔的飽食》一書的理念
內在性的瘋狂
在一段時間內，我曾擔心是否會永遠寫不出《惡魔的飽食》第三集的最後一章，現在得到了寫成的機會，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誤用問題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使《惡魔的飽食》一書的繼續寫作，無論在精神，還是在物質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問題的發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連“第一集”以及相關的圖書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這種情況下重新修訂及繼續執筆“第三集”，是兩項極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這是日本民族在軍國主義肆虐情況下所犯的罪行，必須由全體日本人來承擔這種痛苦，這是推脫不了的。若誠心誠意地承受這種痛苦，就必須將這種痛苦作為日本人的債務而承擔起來，並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轍。
發生誤用照片以後，（在日本）出現了兩種動向：有的人竭力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也有人從根本上否定731部隊的惡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隊的人員，但戰後的經曆多種多樣。有的下級隊員至今仍拖著沉重的枷鎖，而高級隊員們利用他們擁有的部隊研究成果在社會上身居要職。《惡魔的飽食》裏的證詞，大部分是背著731這個枷鎖的原委任官級的下級隊員從贖罪觀念出發提供的。
</br>
戰爭結束時，在中國東北地方的日方人員也認為，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東北民主聯軍，1945年11月時，照例不會進入哈爾濱周圍地區。
也有人主張“1945年戰爭結束前後，哈爾濱還在國民黨政府軍隊的統治之下，林彪指揮下的東北民主聯軍的總部設在佳木斯，賀誠先生等人理應在那裏。再者，戰爭結束後，根據《中蘇友好條約》，蘇聯約定隻向國民政府軍提供軍事援助，不會和中共軍隊聯合進行調查”。
對此，d·s先生說：“戰爭結束時，哈爾濱地區十分混亂，蘇軍、國民政府軍和中共軍隊的勢力都進入這一地區，哈爾濱市區大致在國民政府軍的統治之下，而周圍郊區則在中共軍隊的控製中。蘇軍和中共軍隊在地下保持著聯繫。”
總而言之，1945年對中國來說，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爭奪統治權的特殊時期。
順便說一下，中共紅軍（中國工農紅軍）在1937年8月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改編成了八路軍，它和留在以江西省為中心的舊蘇區的遊擊隊新四軍，構成了中共的主力軍。開始時約有5萬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過了128萬人。作為抗日戰爭的第一目標，提出了解放“滿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時，國民政府軍隊為了單獨控製滿洲，調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處肆意燒殺。因此，八路軍調遣主力北上，與之進行對抗。
負責指揮解放“滿洲”的是當時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中國戰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東北抗日聯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間，中共改編八路軍，把東北民主聯軍、新四軍和華南的遊擊部隊統一起來，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之，中日戰爭結束時，在華日軍麵臨著國民政府軍、中共軍隊、蘇軍和美軍等同時要求解除武裝的困境：“一天之內來要求日軍繳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難想像，當時哈爾濱和東北地區亂到了什麽程度。
即使賀誠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後，中國經曆了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大風暴，在這個過程中，也許尚未建立起檔案係統，中蘇聯合調查的記錄，究竟是否保存下來了，尚屬疑問。唯一的希望是賀誠先生的記憶。可是，他重病在床，隻能祝願他早日康複。
一生一次的淚水
9月27日，已是臨迴國的日期。我們應遨同戲劇作家夏衍先生座談。他是中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夏衍先生生於1900年，1929年創立了中國最早由共產黨領導的劇團“藝術劇社”，並投身於抗日運動。他曾以《救亡日報》編輯身份，轉戰於廣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後來到重慶。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細菌》、《考驗》、《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曾一度被隔離審查。粉碎“四人幫”以後，作為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又重新活躍起來。考慮到夏先生巳是82歲的高齡，原來預定隻座談15分鍾左右，但是夏先生談笑風生，座談竟達一個半小時以上。夏老談話的內容涉及文學、戰爭與和平、抗戰時期的迴憶等多方麵。真看不出是位年過八旬高齡，身心都老當益壯的人。
初次見麵，寒暄之後，夏先生談到教科書問題。他的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打算忘掉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所犯下的無數罪行。可是，現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卻說什麽沒有進行過侵略，並且要支持和複活軍國主義，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迴顧37年前的往事，將侵略史實公之於眾。”曆史的見證人夏衍先生，曾為抗擊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戰，對於教科書問題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責，受害者是不會忘記過去的創傷的。
9月30日晨，北京機場顯得很繁忙。中國是一個擁有從北方的寒帶到南方的熱帶的國土和50多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從國內航線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豐富的民族色彩。
終於要和在中國逗留期間一直陪同我們的林紹綱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們帶著“送行通行證”，通過了出入境管理處和海關，一直送我們到乘機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門口，和我緊緊握手告別。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濕潤了。我的心中也湧現一股暖流。在兩周時間內我們共同旅行，雖說隻有兩周的時間，但卻感到很長。這是一次收穫豐碩的旅行。
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穫是在中國結識了許多朋友。僅在兩周內就結識這麽多朋友，是難以想像的。可我的確在這次旅行中結識了灑淚相別的朋友，其意義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處很久的朋友，也未必會依依惜別。兩位中國朋友目不轉睛地目送我們進入機艙，直到看不見為止。1978年8月12日締結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條約中強調兩國確認“要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文化關係，促進兩國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國與國之間的友好，是每個國民之間友誼的堆積。
每個國民之間無任何怨和恨，但是，由於領導人的想法和煽動，國家之間才產生對立，國民之間才相互殺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機場所見到的兩位中國朋友的淚水。對我來說，在北京機場的惜別比任何和平條約更有分量。
中國朋友啊！我希望不久還會重逢，再見！盡管還會有多次賓主的會麵，但是當我一想到今天的會麵不會再現時，更深切地感到：其實，這是一生隻有一次的會麵。
第09章 《惡魔的飽食》一書的理念
內在性的瘋狂
在一段時間內，我曾擔心是否會永遠寫不出《惡魔的飽食》第三集的最後一章，現在得到了寫成的機會，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誤用問題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使《惡魔的飽食》一書的繼續寫作，無論在精神，還是在物質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問題的發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連“第一集”以及相關的圖書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這種情況下重新修訂及繼續執筆“第三集”，是兩項極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這是日本民族在軍國主義肆虐情況下所犯的罪行，必須由全體日本人來承擔這種痛苦，這是推脫不了的。若誠心誠意地承受這種痛苦，就必須將這種痛苦作為日本人的債務而承擔起來，並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轍。
發生誤用照片以後，（在日本）出現了兩種動向：有的人竭力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也有人從根本上否定731部隊的惡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隊的人員，但戰後的經曆多種多樣。有的下級隊員至今仍拖著沉重的枷鎖，而高級隊員們利用他們擁有的部隊研究成果在社會上身居要職。《惡魔的飽食》裏的證詞，大部分是背著731這個枷鎖的原委任官級的下級隊員從贖罪觀念出發提供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