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議會中的群體很容易受暗示的影響，而且就像所有群體一樣，暗示都是來自享有名望的領袖。不過議會群體這種易受暗示的特點，又有著很明確的界限，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
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牢固而無法改變的意見，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例如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有關的問題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賦，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發出的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麵的一切取消的建議，使意見的絕對穩定得到了維護。
一涉及到一般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開徵一種新稅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雖然與普通群體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有時發現自已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因此難免遲疑不決。這解釋了為什麽經常會看到他在一刻鍾之內就會做出相反的表決，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僱主選擇和解僱工人的權利，然後又來上一條幾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同樣的理由，每屆議會也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和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大體上說，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在議會中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永遠存在著對選民的擔心，從他們那裏收到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這有可能製約領袖的影響力。
不過，在無數的辯論中，當涉及的問題議員們沒有強烈的先人之見時，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組成群體的人沒了頭頭便一事無成，因此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隻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隻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據，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因為什麽情況威信掃地，他們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隻屬於他們個人，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於這個事實，西蒙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是其成員之——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
路易·拿破崙兩個月以前還無所不能，如今卻完全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台。他無功而返。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次阿說話一樣，但是他並沒有博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基內盡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裏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於衷的地方，莫過於政治集會。它所留。心的隻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於黨派的滔滔辯才，並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嚇。
我引用上麵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並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在多年時間裏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於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片為人知。他隻消做個手勢，內閣便倒台了。有個作家用下麵一席話說明了他的影響程度：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於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沒發可危，我們在南尼日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丟失的領土，比拿破崙一世的災難有過之而無及。對於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於苛責。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領袖很少超前於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這裏所討論的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名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他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瞭然於心，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向他們說話。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詞彙、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應當具備特殊的辯才，這包括言之鑿鑿——卸去證明的重負——和生動的形象，並伴之以十分籠統的論證。這種辯才在所有集會中都可以看到，英國議會也不例外，雖然它是所有議會中最嚴肅的一家。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院的爭吵中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些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之間的交鋒。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像有著巨大的影響。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麽難事，即使它從未得到過證實，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證實。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重要也不能算過分。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能夠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下麵這段話摘自我們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這艘船將駛向坐落著我們監獄的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把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政府的殺人犯關在一起。這對難兄難弟可以促膝談心，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態中互助早利的兩派。
如此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會覺得自己受著它的威脅。他們的腦海裏浮現出兩幅畫麵：一片熱病肆虐的國土，一艘可以把他們送走的船。他們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義不明確的可怕政客中間嗎？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威脅的演說給國民公會的人的感覺是一樣的。在這種恐懼的影響下，他們肯定會向他投降。
嘩嘩不休地說些最離譜的大話，永遠對領袖有利。我剛才引用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並且不會遇到強烈的抗議一一一一m融家和僧侶在資助扔炸彈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總裁也應受到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懲罰。這種斷言永遠會在人群中發生作用。再激烈的斷言、再可怕的聲明也不算過分。要想嚇唬住聽眾，沒有比這種辯術更有效的辦法。在場的人會擔心，假如他們表示抗議，他們也會被當做叛徒或其同夥打倒。
如我所說，這種特殊的辯論術在所有集會中都極為有效。危難時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顯。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集會上的那些大演說家的講話，讀起來都十分有趣。他們無時無刻不認為自己必須先譴責罪惡弘揚美德，然後再對暴君破口大罵，發誓不自由毋寧死。在場的人站起來熱烈鼓掌，冷靜下來後再迴到自己的座位上。
</br>
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牢固而無法改變的意見，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例如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有關的問題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賦，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發出的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麵的一切取消的建議，使意見的絕對穩定得到了維護。
一涉及到一般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開徵一種新稅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雖然與普通群體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有時發現自已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因此難免遲疑不決。這解釋了為什麽經常會看到他在一刻鍾之內就會做出相反的表決，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僱主選擇和解僱工人的權利，然後又來上一條幾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同樣的理由，每屆議會也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和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大體上說，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在議會中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永遠存在著對選民的擔心，從他們那裏收到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這有可能製約領袖的影響力。
不過，在無數的辯論中，當涉及的問題議員們沒有強烈的先人之見時，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組成群體的人沒了頭頭便一事無成，因此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隻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隻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據，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因為什麽情況威信掃地，他們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隻屬於他們個人，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於這個事實，西蒙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是其成員之——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
路易·拿破崙兩個月以前還無所不能，如今卻完全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台。他無功而返。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次阿說話一樣，但是他並沒有博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基內盡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裏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於衷的地方，莫過於政治集會。它所留。心的隻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於黨派的滔滔辯才，並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嚇。
我引用上麵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並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在多年時間裏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於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片為人知。他隻消做個手勢，內閣便倒台了。有個作家用下麵一席話說明了他的影響程度：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於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沒發可危，我們在南尼日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丟失的領土，比拿破崙一世的災難有過之而無及。對於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於苛責。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領袖很少超前於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這裏所討論的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名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他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瞭然於心，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向他們說話。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詞彙、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應當具備特殊的辯才，這包括言之鑿鑿——卸去證明的重負——和生動的形象，並伴之以十分籠統的論證。這種辯才在所有集會中都可以看到，英國議會也不例外，雖然它是所有議會中最嚴肅的一家。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院的爭吵中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些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之間的交鋒。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像有著巨大的影響。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麽難事，即使它從未得到過證實，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證實。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重要也不能算過分。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能夠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下麵這段話摘自我們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這艘船將駛向坐落著我們監獄的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把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政府的殺人犯關在一起。這對難兄難弟可以促膝談心，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態中互助早利的兩派。
如此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會覺得自己受著它的威脅。他們的腦海裏浮現出兩幅畫麵：一片熱病肆虐的國土，一艘可以把他們送走的船。他們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義不明確的可怕政客中間嗎？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威脅的演說給國民公會的人的感覺是一樣的。在這種恐懼的影響下，他們肯定會向他投降。
嘩嘩不休地說些最離譜的大話，永遠對領袖有利。我剛才引用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並且不會遇到強烈的抗議一一一一m融家和僧侶在資助扔炸彈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總裁也應受到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懲罰。這種斷言永遠會在人群中發生作用。再激烈的斷言、再可怕的聲明也不算過分。要想嚇唬住聽眾，沒有比這種辯術更有效的辦法。在場的人會擔心，假如他們表示抗議，他們也會被當做叛徒或其同夥打倒。
如我所說，這種特殊的辯論術在所有集會中都極為有效。危難時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顯。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集會上的那些大演說家的講話，讀起來都十分有趣。他們無時無刻不認為自己必須先譴責罪惡弘揚美德，然後再對暴君破口大罵，發誓不自由毋寧死。在場的人站起來熱烈鼓掌，冷靜下來後再迴到自己的座位上。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