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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何說勒龐這本書是一部以閱讀法國大革命事件為基礎的群體行為的社會心理學著作，隻是出於習慣，卻並不完全準確。這種流行的解釋隻有部分的正確性。不錯，在勒龐用來闡明自己這個或那個觀點的五十多個具體曆史事件中，大約有二十個左右說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歲月，還有幾個談到了拿破崙。不過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們不但都發生在法國，而且都是勒龐親眼目睹的事件。進一步說，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為勒龐本人那個時代的事件起著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許多法國人一樣，勒龐受著這場大革命的糾纏，但是在他的著作中還有無數個暗示表明，他對自己身邊的群體行為所做的觀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關事件。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往往是因為他看到了19世紀法國的群體生活而對曆史的迴顧。簡言之，他經常是在評價大革命時代群體行為的偽裝下，對第三共和國的群體行為進行分析。
如我們所知，在閱讀勒龐時，往往會覺得他本人經曆過法國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國所出賣，又因第三共和國而徹底破滅。當然不是這樣。他隻活了叨歲，這本使他揚名四方的書問世於他55歲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個時代對法國群體行為的觀察，已足以為他的社會心理學奠定基礎。勒龐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也許他會對聖保羅大教堂唱詩班入口處那句紀念雷恩的銘文重新加以解釋，向他的同代人說："諸位如果需要我這些想法的證明，看看你們周圍吧！"
事情就是這樣，過去時代的曆史事件，既不是勒龐的群體行為理論的推一來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經驗證據。人們所以能夠得出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因為他對於把曆史用於學術研究的目的，表現出一種十分矛盾的態度。這本書裏，他發現對於作為當時複雜事件和人類社會行為結果之真實記錄的史學，或更確切地說是曆史記載，他可以不予理會。在這一點上，雖然無據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則，他持的是"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觀點，（據說）這句話後來由亨利·福特說出而廣為人知。如果福特確實說過這句妙語，他也隻是簡單一提，而且是出於無知，而勒龐卻說得很多，並且不像是出於無知。懷著這樣的心情，勒龐相信"隻能把史學著作當做純粹想像的產物。它們是對被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的記述，並且混雜著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擲光陰。"（見第1卷第2章第2節）為了得出這種虛無主義的判斷，勒龐首先認為曆史記載難逃兩種噩運：第一，這是因為記錄曆史真相的證據並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對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獻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他認為這是史學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後來他又換了一種心情，這種心情顯然延續了很長時間，使他花費精力寫了好幾本所謂曆史著作。他發現，不完全地依賴曆史，根本無法談論群體行為（或人類任何其他類型的行為）。1912年，當勒龐發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學）（in ie voiuhonfhacaise etmphafogie des 1？evt）lution）時，他隻是改變了自己的做法，卻沒有改變看法，即寫出真實的曆史是一種荒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做鬥爭的大多數人一樣，勒龐也提出了一種妥協的理論。這使他既可以和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夠否認與它同居的事實。這個合理化的理論迷人而簡單：不錯，"關於那些在人類曆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迎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勒龐又說，這些人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眾神話中呈現出什麽形象。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見第四卷第2章第2節）
對於這種好像在真正的曆史與作為有效神話的曆史之間取得妥協的做法，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是，對於勒龐在這種看待曆史的矛盾心情中搖擺於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困境，我們卻必須給予同情。他觸及到了一個後來得到更嚴格更令人信服的闡述的觀點：在決定人們的曆史地位上起著更大作用的，不是他們的"真實"麵目，而是後人對他們的認識和感受。在這兩者之間，在真實性（在創作者本人看來也許完美無缺）與表象之間，不必完全吻合，雖然有時能夠吻合。在同自己這種對待曆史的複雜感情的搏鬥中，勒龐使自己接近於一個可以稱為托馬斯定理（這個名稱來自對世紀美國社會學大師托馬斯）的觀點："假如人們把條件定義為真，則根據其結果它們即為真。"他接近於得出一個後來人們才知道的見解，即人的"公開形象"以及該形象在影響接受它的"群體方麵所起的作用。勒龐對自己對待曆史的矛盾態度極力要想出～個究竟，這使他幾乎——雖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種正確的見解：作為神話的曆史在形成後來作為社會現實的曆史上發揮的作用。
勒龐雖然展現出他的全部智力（這一點不容忽視），比較而言他還是沒能取得對那些學者的勝利，他們以人盡皆知的含糊其辭的最終分析為據，否認曆史為發現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龐像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許多後來者一樣，認為曆史是一種表象，而曆史文獻所記錄的是一些獨一無二的事件。如果嚴格地說就是如此，如果曆史材料不能為用一種讓人覺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確的語言，探尋人類行為發展及其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發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礎，那麽勒龐確實是在浪費他本人和我們的時間。對於這種粗糙的錯誤觀點，也隻有那些享受著不勞而獲的先人遺產的人才能瞧不起它：這不過是事後的聰明。就在（烏合之眾）出版6年後，傑出的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仍在解釋為何曆史隻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們不同於能夠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發現的相同因素。隻是到了後來，才有人否認在研究普遍規律的，或概括性的學科與研究獨特，或稱單獨的現象的學科之間所做的錯誤劃分，例如，柏拉圖的觀點："曆史絕不會重複與相應的曆史在某些方麵——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要的方麵——總是重複，是同樣正確的。"
幸運的是，勒龐在實踐中繼續否認他從原則上給予肯定的觀點。他利用曆史，通過從無疑具有獨特性的具體曆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複出現的方麵，以此找出人類行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過在指出這一點時，我們切不可對勒龐有失公正，把他實際上沒有表現出來的先見之明歸在他的名下。讀一下此書便可知道，勒龐顯然並不具備方法論的頭腦。他的著作從來不為係統搜集證據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夠經受住公正的（即沒有偏見的）檢驗。他所採用的方法，是社會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社會觀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個時代十分流行，我們這個時代也遠沒有消失：把曆史上的奇聞逸事用作思想資源，誤以為這種資源多少能夠證明由此得出的解釋的真實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們所見，他的某些觀點卻是正確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後來的社會科學家再付出大量平凡無奇的艱苦工作，他們不想從一個觀念高峰跳向另一個觀念高峰，他們在認為自己已準備好攀登之前，先要長途跋涉於方法論研究的峽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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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所知，在閱讀勒龐時，往往會覺得他本人經曆過法國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國所出賣，又因第三共和國而徹底破滅。當然不是這樣。他隻活了叨歲，這本使他揚名四方的書問世於他55歲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個時代對法國群體行為的觀察，已足以為他的社會心理學奠定基礎。勒龐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也許他會對聖保羅大教堂唱詩班入口處那句紀念雷恩的銘文重新加以解釋，向他的同代人說："諸位如果需要我這些想法的證明，看看你們周圍吧！"
事情就是這樣，過去時代的曆史事件，既不是勒龐的群體行為理論的推一來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經驗證據。人們所以能夠得出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因為他對於把曆史用於學術研究的目的，表現出一種十分矛盾的態度。這本書裏，他發現對於作為當時複雜事件和人類社會行為結果之真實記錄的史學，或更確切地說是曆史記載，他可以不予理會。在這一點上，雖然無據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則，他持的是"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觀點，（據說）這句話後來由亨利·福特說出而廣為人知。如果福特確實說過這句妙語，他也隻是簡單一提，而且是出於無知，而勒龐卻說得很多，並且不像是出於無知。懷著這樣的心情，勒龐相信"隻能把史學著作當做純粹想像的產物。它們是對被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的記述，並且混雜著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擲光陰。"（見第1卷第2章第2節）為了得出這種虛無主義的判斷，勒龐首先認為曆史記載難逃兩種噩運：第一，這是因為記錄曆史真相的證據並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對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獻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他認為這是史學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後來他又換了一種心情，這種心情顯然延續了很長時間，使他花費精力寫了好幾本所謂曆史著作。他發現，不完全地依賴曆史，根本無法談論群體行為（或人類任何其他類型的行為）。1912年，當勒龐發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學）（in ie voiuhonfhacaise etmphafogie des 1？evt）lution）時，他隻是改變了自己的做法，卻沒有改變看法，即寫出真實的曆史是一種荒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做鬥爭的大多數人一樣，勒龐也提出了一種妥協的理論。這使他既可以和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夠否認與它同居的事實。這個合理化的理論迷人而簡單：不錯，"關於那些在人類曆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迎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勒龐又說，這些人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眾神話中呈現出什麽形象。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見第四卷第2章第2節）
對於這種好像在真正的曆史與作為有效神話的曆史之間取得妥協的做法，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是，對於勒龐在這種看待曆史的矛盾心情中搖擺於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困境，我們卻必須給予同情。他觸及到了一個後來得到更嚴格更令人信服的闡述的觀點：在決定人們的曆史地位上起著更大作用的，不是他們的"真實"麵目，而是後人對他們的認識和感受。在這兩者之間，在真實性（在創作者本人看來也許完美無缺）與表象之間，不必完全吻合，雖然有時能夠吻合。在同自己這種對待曆史的複雜感情的搏鬥中，勒龐使自己接近於一個可以稱為托馬斯定理（這個名稱來自對世紀美國社會學大師托馬斯）的觀點："假如人們把條件定義為真，則根據其結果它們即為真。"他接近於得出一個後來人們才知道的見解，即人的"公開形象"以及該形象在影響接受它的"群體方麵所起的作用。勒龐對自己對待曆史的矛盾態度極力要想出～個究竟，這使他幾乎——雖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種正確的見解：作為神話的曆史在形成後來作為社會現實的曆史上發揮的作用。
勒龐雖然展現出他的全部智力（這一點不容忽視），比較而言他還是沒能取得對那些學者的勝利，他們以人盡皆知的含糊其辭的最終分析為據，否認曆史為發現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龐像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許多後來者一樣，認為曆史是一種表象，而曆史文獻所記錄的是一些獨一無二的事件。如果嚴格地說就是如此，如果曆史材料不能為用一種讓人覺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確的語言，探尋人類行為發展及其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發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礎，那麽勒龐確實是在浪費他本人和我們的時間。對於這種粗糙的錯誤觀點，也隻有那些享受著不勞而獲的先人遺產的人才能瞧不起它：這不過是事後的聰明。就在（烏合之眾）出版6年後，傑出的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仍在解釋為何曆史隻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們不同於能夠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發現的相同因素。隻是到了後來，才有人否認在研究普遍規律的，或概括性的學科與研究獨特，或稱單獨的現象的學科之間所做的錯誤劃分，例如，柏拉圖的觀點："曆史絕不會重複與相應的曆史在某些方麵——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要的方麵——總是重複，是同樣正確的。"
幸運的是，勒龐在實踐中繼續否認他從原則上給予肯定的觀點。他利用曆史，通過從無疑具有獨特性的具體曆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複出現的方麵，以此找出人類行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過在指出這一點時，我們切不可對勒龐有失公正，把他實際上沒有表現出來的先見之明歸在他的名下。讀一下此書便可知道，勒龐顯然並不具備方法論的頭腦。他的著作從來不為係統搜集證據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夠經受住公正的（即沒有偏見的）檢驗。他所採用的方法，是社會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社會觀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個時代十分流行，我們這個時代也遠沒有消失：把曆史上的奇聞逸事用作思想資源，誤以為這種資源多少能夠證明由此得出的解釋的真實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們所見，他的某些觀點卻是正確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後來的社會科學家再付出大量平凡無奇的艱苦工作，他們不想從一個觀念高峰跳向另一個觀念高峰，他們在認為自己已準備好攀登之前，先要長途跋涉於方法論研究的峽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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