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合之助所經曆的一個事實,有助於消除這種困惑。受到勒龐的觀點觸動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盤接受它們的人,如民粹派社會學家羅斯和心理學家麥克道格爾,甚至包括一些反對它們的人,如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弗洛伊德和社會學家帕克。反對者可以駁斥勒龐的言論,但是他們不能對它視而不見,至少,假如他們不想放棄對社會心理學問題的關。乙,他們就不能這樣做,因為那都是些基本的問題。


    這正是勒龐此書的主要功績所在:它幾乎從頭到尾表現出一種對重要問題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爾姆斯先生的話說,勒龐在這本書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隻有在極少數思想家中,才能看到這種不斷發現有研究價值的問題的本領。對於社會心理學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會的人,勒龐的著作所關注的問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註定會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本書的標題有著迷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談到了許多人們通常並不與"人群"聯繫在一起的現象。可以說,勒龐在此書的這裏或那裏,以十分簡約甚至時代錯置的方式,觸及到了一些今天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如社會服從和過度服從、趣味單一、群眾的反叛、大眾文化、受別人支配的自我、群眾運動、人的自我異化、官僚化過程、逃避自由投向領袖的懷抱,以及無意識在社奎x虧為中的作用,等等。簡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現代人麵臨的社會問題和觀念。我相信,正是這本小書所涉及到的問題的多樣性,使它有著持久的意義。


    因此,《烏合之眾》的當代意義,在於它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隻要看一下此書對弗洛伊德的意義便可認識到,這兩種知識功能雖然互有關連,還是有所區別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條主渠道,使勒龐的思想影響進入了當代人的頭腦。當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轉向"群眾心理學"(這是他的"massenpychofogie"一詞的習慣澤法),發表了這方麵的第一本專著《懈眾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時,他專辟一章討論勒龐這本書。他開篇便下了一個斷語:"勒龐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體心理學》,該書法文原版的書名。——譯註),一本當之無愧的名著",最後又以類似的判斷做結:"他極為精彩地描述了集體心態"。夾在這兩個判斷之間的,是連篇累牘地引用《烏合之眾》中的段落,數量之多,與弗洛伊德簡短的評論加在一起,幾乎占了全書的六分之一。


    但是人們很快便發現,弗洛伊德對勒龐這本書並非持明確的贊成態度。在下麵一章,他一開口便收迴了前麵對勒龐思想的讚揚,他說:"…我們現在必須補充一句,其實作者的所言沒有一點新東西。……此外,勒龐等人對群體心理的描述和評估,絕不是無可爭議的。"


    這些否定性斷語看上去有些失禮,與弗洛伊德幾頁紙之前的說法也不十分吻合。不過,這種雙重否定也許是內心感受的真實流露,而非不禮貌的廢話。誇張法曆來就是一種簡單表明觀點的技巧。因此,假如我們從弗洛伊德的判斷中消除他表達這種判斷所採用的誇張語氣,隻保留其實質,然後問~句:既然勒龐的話既無新意也不正確,為何又對它如此重視呢?弗洛伊德為何像許多嚴肅的評論家一樣,懷著從知識角度以明顯的尊重來看待鵬合之助呢?他幹嘛要把此書作為自己論述社會心理學的起點?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態度迴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把勒龐的言論作為我們的引路人,因為它對無意識精神生活的強調,十分適合我們的心理學。"


    弗洛伊德給自己重視勒龐的思想所做的簡單解釋,乍一看好像無可非議,然而並不全麵。他解釋了自己如何從勒龐的著作中找到了優點,卻沒有解釋自己為何要貶斥勒龐的思想既無新意也不正確。要想理解弗洛伊德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弗洛伊德對勒龐自相矛盾的態度是難以否認的。他在一頁紙上否定勒龐,又在下一頁紙上反過來說,勒龐"對群體心態做了出色的心理學說明"。


    在弗洛伊德論述勒龐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對這種矛盾態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學——解釋。在這裏,他幾乎是用一種貓捉耗子式的蘇格拉底對話的方式,為兩個角色寫出台詞。這種矛盾態度的基礎歸結起來說就是:勒龐隻是問題的發現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為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勒龐是否能夠既當前者也當後者,並不是件十分確定的事情。對於前一種能力,勒龐值得讚賞,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至於後一種能力,勒龐頂多隻能說是毫無用處,甚至完全錯誤,而弗洛伊德則堅持認為,他既無用又錯誤。弗洛伊德把這兩種角色交替派給勒龐,於是他本人也在這種矛盾態度的兩極之間搖擺。最後,弗洛伊德為所有這些論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畫麵(雖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畫麵):勒龐播種,弗洛伊德澆水並培育其生長。


    在弗洛伊德看來,勒龐作為問題的發現者,指出了群體生活重要的方麵,但並沒有對它們做出解釋。


    勒龐討論了"感情的強化"與"理智的欠缺",因而點明了群體心理的"基本"事實。但是——弗洛伊德說——他並沒有看到群體成員之間建立感情聯繫的心理過程的原因。


    作為問題的發現者,勒龐也看到了群體和有組織的團體之間"感情傳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他沒有認識到,這是團體成員與領袖以及其他團體有著性本能關係的產物。


    勒龐意識到,如果沒有任何聯繫,"隻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團體",但是他卻不理解這種聯繫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勒龐特別指出了群體感情的易變、愛與恨的遊移不定以及它的團結和仇視態度,但是他沒有看到群體的矛盾和理想化(這時受到過份愛戴的人物會變得不容批評)傾向的心理機製。


    勒龐"生動描述了"群體缺乏感情約束以及它"沒有中庸與三思而後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備任何理論,使自己可以看出這是退化到某個早期階段的結果。(甚至弗洛伊德這樣的大人物有時也會走神。他說勒龐沒有明確的退化觀念,這當然不錯。但是勒龐一再把群體所特有的衝動、"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比做"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例如婦女、野蠻人和兒童——中的傾向"。因此他已預見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錯誤,當他寫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蠻人或兒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階段"時,婦女顯然被排除在了這個階段之外。)


    弗洛伊德錯誤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說,勒龐沒有"估計到領袖在集體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夠揭示領袖在集體行為心理過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沒有注意到,勒龐賦予了英雄神話以極大的重要性,這正像弗洛伊德在與奧托·蘭克討論之後認為英雄神話是個人把自己從不斷的集體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手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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