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亨，曾守衛大同。也先攻大同時，他打了敗仗，一個人跑迴來，受到處分，後來還是於謙推薦他掌管五軍大營。北京保衛戰期間，他是於謙的副手，為擊退也先立下軍功，進武清侯爵。石亨為表示對於謙的感謝，再加上他功不及於謙但所受封賞卻超過了於謙，心中慚愧，於是薦舉於謙的兒子於冕，景帝召於冕赴北京。於謙辭讓，景帝不允。於冕到北京後，於謙不但不領情，還上疏景帝，言辭懇切，指責石亨徇私：“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幸，決不敢以子濫功。”於是，石亨由恩生怨。
當然，於謙之死，也不能從徐有貞、石亨等輩構陷這樣簡單來看。
古語有雲：“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這種情況雖然與官僚士大夫長期接受的儒家正統教育相背離，卻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場的潛規則。於謙是在傳統思想文化薰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剛正不阿、潔身自愛，不會接納也不會融入官場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貞和石亨為代表的另一種官僚集團，抱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到處投機鑽營。他們為人處世的準則不講究憂國憂民的情懷，而是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樹黨營私。
以於謙的操守和性情，被傳統社會的官場所邊緣化，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官僚集團或許還能容忍於謙的存在；一旦天下無事，於謙必然會被排擠，甚至遭到殺害這樣的奇禍。在北京保衛戰之後，即使於謙多次請辭避讓，極力想逃離政治鬥爭的漩渦，但悲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於謙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樣身體力行地按照儒家規範來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為什麽反而還會招來禍端。
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從更立太子到複儲風波，短短數年之間，明朝發生了那麽多的事件。這些事件中，有的豪壯，讓人激情澎湃，讓人熱血沸騰，如於謙主持的北京保衛戰；有的沉重，讓人窒息，讓人絕望，如功臣於謙的冤殺。在金戈鐵馬、刀光劍影中，在宮廷政變、政治權術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總能見到光怪陸離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每個人的操守。也許隨著時間飛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記起，但是，在曆史的長河中，總會有些事情讓人記起，有些人值得牽掛。於謙正是這樣的人，他也做過這樣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兒子憲宗朱見深為於謙平反，詔複原官，追贈太傅。弘治七年（1494），賜諡曰“肅湣”，建祠，匾額書“旌功”。萬曆十八年（1590），改諡為“忠肅”。幹隆十六年（1751），幹隆帝南巡，題寫匾額“丹心抗節”。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
（1）賴家度，李光璧：《於謙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選註：《於謙詩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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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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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於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他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他的學說——王學（陽明學）——也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
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穆先生著《王守仁》，說他是明代學者的重鎮、宋明理學的高峰。錢穆還曾說：“陽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暢此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業、文章均已冠絕當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講學為性命，若饑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學風淹被之廣，漸漬之深，在宋明學者中，乃莫與倫比。”即使在明朝人看來，王陽明的個人魅力也確實非凡。明末崇禎時期的學者黃景昉說：“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羅甚富，如致仕縣丞、捕盜老人、報效生員、儒士、義官、義民、殺手、打手等，皆在籠絡奔走中，即土目亦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從學問澄徹來。”這種豪傑之氣，使王守仁幾乎很難得到“醇儒”的讚譽。然而，他在生前卻確實以近乎詭辨的睿智和顯赫的軍功征服了世人。
當代學者陳來先生曾說，王陽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氣質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豪雄、神秘。對於王守仁的一生來說，作為政治家，其豪雄之氣無與倫比；作為文學家，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作為思想家，他是一個提倡神秘主義的牧師，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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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坎坷之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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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一生，幾乎體驗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舉、任官、諫諍、廷杖、貶謫、平叛、晉爵、受誣、辭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被視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獲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卻體現為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麵政治聲望不斷升高，另一方麵卻是仕途日趨坎坷。平定寧王叛亂，無疑代表著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著一個官員兢兢業業的本分，卻從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後，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訓，所以借著為父親守喪的名義居家不出，但卻拗不住朝廷的徵用，最終死於軍旅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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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於謙之死，也不能從徐有貞、石亨等輩構陷這樣簡單來看。
古語有雲：“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這種情況雖然與官僚士大夫長期接受的儒家正統教育相背離，卻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場的潛規則。於謙是在傳統思想文化薰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剛正不阿、潔身自愛，不會接納也不會融入官場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貞和石亨為代表的另一種官僚集團，抱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到處投機鑽營。他們為人處世的準則不講究憂國憂民的情懷，而是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樹黨營私。
以於謙的操守和性情，被傳統社會的官場所邊緣化，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官僚集團或許還能容忍於謙的存在；一旦天下無事，於謙必然會被排擠，甚至遭到殺害這樣的奇禍。在北京保衛戰之後，即使於謙多次請辭避讓，極力想逃離政治鬥爭的漩渦，但悲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於謙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樣身體力行地按照儒家規範來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為什麽反而還會招來禍端。
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從更立太子到複儲風波，短短數年之間，明朝發生了那麽多的事件。這些事件中，有的豪壯，讓人激情澎湃，讓人熱血沸騰，如於謙主持的北京保衛戰；有的沉重，讓人窒息，讓人絕望，如功臣於謙的冤殺。在金戈鐵馬、刀光劍影中，在宮廷政變、政治權術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總能見到光怪陸離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每個人的操守。也許隨著時間飛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記起，但是，在曆史的長河中，總會有些事情讓人記起，有些人值得牽掛。於謙正是這樣的人，他也做過這樣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兒子憲宗朱見深為於謙平反，詔複原官，追贈太傅。弘治七年（1494），賜諡曰“肅湣”，建祠，匾額書“旌功”。萬曆十八年（1590），改諡為“忠肅”。幹隆十六年（1751），幹隆帝南巡，題寫匾額“丹心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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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寒選註：《於謙詩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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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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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於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他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他的學說——王學（陽明學）——也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
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穆先生著《王守仁》，說他是明代學者的重鎮、宋明理學的高峰。錢穆還曾說：“陽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暢此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業、文章均已冠絕當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講學為性命，若饑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學風淹被之廣，漸漬之深，在宋明學者中，乃莫與倫比。”即使在明朝人看來，王陽明的個人魅力也確實非凡。明末崇禎時期的學者黃景昉說：“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羅甚富，如致仕縣丞、捕盜老人、報效生員、儒士、義官、義民、殺手、打手等，皆在籠絡奔走中，即土目亦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從學問澄徹來。”這種豪傑之氣，使王守仁幾乎很難得到“醇儒”的讚譽。然而，他在生前卻確實以近乎詭辨的睿智和顯赫的軍功征服了世人。
當代學者陳來先生曾說，王陽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氣質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豪雄、神秘。對於王守仁的一生來說，作為政治家，其豪雄之氣無與倫比；作為文學家，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作為思想家，他是一個提倡神秘主義的牧師，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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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坎坷之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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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一生，幾乎體驗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舉、任官、諫諍、廷杖、貶謫、平叛、晉爵、受誣、辭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被視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獲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卻體現為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麵政治聲望不斷升高，另一方麵卻是仕途日趨坎坷。平定寧王叛亂，無疑代表著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著一個官員兢兢業業的本分，卻從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後，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訓，所以借著為父親守喪的名義居家不出，但卻拗不住朝廷的徵用，最終死於軍旅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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