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禁南遷之議。麵對也先軍隊直撲北京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講徐珵（chéng）善於星象之數，託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於謙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chéng）王朱祁鈺（yù)支持於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於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製，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隻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餘黨。宦官王振可以說是導致土木之變的直接責任人。正是他不顧眾議，策動英宗親征。在行軍過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鄉，後又考慮到大軍會踐踏家鄉的莊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誤了時機，明軍被圍於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據。被圍數日後，王振傳令移營，而瓦剌軍隊四麵圍攻，明軍大亂，傷亡慘重，王振本人也死於亂軍之中。王振雖死，但是朝中同黨猶在。
有明一朝，宦官專權始於王振。據說，明初朱元璋曾於宮內立鐵券，禁宦官幹政。建文帝控製宦官也很嚴。正因為如此，在靖難之役中多有內宦逃至朱棣軍中，密告朝中虛實。朱棣登基後，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隻任內廷打掃事務。王振本來是個讀書人，於永樂朝入宮。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嶄露頭角，後來掌司禮監，成為“內相”。英宗對他很是尊重，不唿其名而稱之為“先生”，對他言聽計從。因此，朝中許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門下。
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群情激憤，請族誅王振。此時王振的餘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罵驅逐朝臣。大家對馬順平日裏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為早已看不順眼，現在見他仍舊氣焰囂張，喪師辱國的怨氣統統指向了馬順。群臣義憤沖天，不顧大臣的體麵，一擁而上，拳打腳踢，竟然在左順門將馬順活活打死。隨後，眾人又將王振餘黨宦官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屍於東安門外示眾。監國的郕王哪裏見過這樣的場麵，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於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布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眾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於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於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為百官所倚重。
第三，擁立明景帝。大敵當前，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複國家的重任。於謙及眾大臣請皇太後立郕王朱祁鈺為帝。郕王朱祁鈺是英宗的親弟弟，英宗在親征之前曾命他監國，此時他二十二歲，僅比英宗小一歲，年富力強。明朝實行嫡長子繼承製，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鈺是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但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領導百官、消除禍亂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鈺就要比太子朱見深更為合適。
當郕王朱祁鈺得知群臣請立自己為帝的消息後，驚謝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願即皇帝位。這是因為他擔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見深亦將長大成人，不免有顧慮，另外蒙古鐵騎兵臨城下，可謂吉兇未料。在這種情況下，於謙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鈺指出：“我們做臣子的擁立您，是為國家著想，並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這番話使年輕的朱祁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於是他不再避讓，在群臣的簇擁下登基即位，年號景泰，史稱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戰，反對南遷，任命於謙負責指揮北京保衛戰，這些措施為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談遷在《國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績：“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然而，還有一個景帝。土木之變發生後，如果沒有景帝，我們都會淪為異族統治下的奴僕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個是他善於知人，一個是他懂得安民。”所謂“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於謙，任命他為兵部尚書，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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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時宰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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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衛北京城。北京保衛戰是艱苦而慘烈的。於謙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及運糧軍入衛京師，於是人心漸趨穩定。此時，糧食問題又浮出水麵。通州為北京的屏障，同時又是京城糧食的儲存地。在敵人的進逼下，通州城勢難保全，糧食落入敵手，將會為敵所用。但是，短期內明廷難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將糧食搬運入京。為了不讓通州的糧食落入也先手中，於謙想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奏請皇帝準許官軍預支通州倉糧，令人自取，能多運者還有物質獎勵。如此一來，通州的糧食很快就運入北京城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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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製，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隻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餘黨。宦官王振可以說是導致土木之變的直接責任人。正是他不顧眾議，策動英宗親征。在行軍過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鄉，後又考慮到大軍會踐踏家鄉的莊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誤了時機，明軍被圍於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據。被圍數日後，王振傳令移營，而瓦剌軍隊四麵圍攻，明軍大亂，傷亡慘重，王振本人也死於亂軍之中。王振雖死，但是朝中同黨猶在。
有明一朝，宦官專權始於王振。據說，明初朱元璋曾於宮內立鐵券，禁宦官幹政。建文帝控製宦官也很嚴。正因為如此，在靖難之役中多有內宦逃至朱棣軍中，密告朝中虛實。朱棣登基後，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隻任內廷打掃事務。王振本來是個讀書人，於永樂朝入宮。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嶄露頭角，後來掌司禮監，成為“內相”。英宗對他很是尊重，不唿其名而稱之為“先生”，對他言聽計從。因此，朝中許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門下。
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群情激憤，請族誅王振。此時王振的餘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罵驅逐朝臣。大家對馬順平日裏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為早已看不順眼，現在見他仍舊氣焰囂張，喪師辱國的怨氣統統指向了馬順。群臣義憤沖天，不顧大臣的體麵，一擁而上，拳打腳踢，竟然在左順門將馬順活活打死。隨後，眾人又將王振餘黨宦官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屍於東安門外示眾。監國的郕王哪裏見過這樣的場麵，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於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布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眾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於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於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為百官所倚重。
第三，擁立明景帝。大敵當前，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複國家的重任。於謙及眾大臣請皇太後立郕王朱祁鈺為帝。郕王朱祁鈺是英宗的親弟弟，英宗在親征之前曾命他監國，此時他二十二歲，僅比英宗小一歲，年富力強。明朝實行嫡長子繼承製，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鈺是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但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領導百官、消除禍亂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鈺就要比太子朱見深更為合適。
當郕王朱祁鈺得知群臣請立自己為帝的消息後，驚謝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願即皇帝位。這是因為他擔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見深亦將長大成人，不免有顧慮，另外蒙古鐵騎兵臨城下，可謂吉兇未料。在這種情況下，於謙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鈺指出：“我們做臣子的擁立您，是為國家著想，並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這番話使年輕的朱祁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於是他不再避讓，在群臣的簇擁下登基即位，年號景泰，史稱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戰，反對南遷，任命於謙負責指揮北京保衛戰，這些措施為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談遷在《國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績：“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然而，還有一個景帝。土木之變發生後，如果沒有景帝，我們都會淪為異族統治下的奴僕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個是他善於知人，一個是他懂得安民。”所謂“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於謙，任命他為兵部尚書，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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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時宰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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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衛北京城。北京保衛戰是艱苦而慘烈的。於謙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及運糧軍入衛京師，於是人心漸趨穩定。此時，糧食問題又浮出水麵。通州為北京的屏障，同時又是京城糧食的儲存地。在敵人的進逼下，通州城勢難保全，糧食落入敵手，將會為敵所用。但是，短期內明廷難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將糧食搬運入京。為了不讓通州的糧食落入也先手中，於謙想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奏請皇帝準許官軍預支通州倉糧，令人自取，能多運者還有物質獎勵。如此一來，通州的糧食很快就運入北京城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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