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到京後被授為翰林侍講，次年遷侍講學士，雖然品級並不高，但是他已成為建文帝的近臣。無論是討論國家大事，還是為建文帝讀書釋疑，他都是建文帝身邊不可缺少的人之一。方孝孺的才學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修《太祖實錄》、《類要》等書，他都被任命為總裁。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讓方孝孺心懷感激，他忠心輔佐年輕的新皇帝推行仁政。建文帝自幼生長於宮廷，受到傳統儒家教育，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他與太祖朱元璋持不同見解，首先就是改變朱元璋事必躬親的做法，適當地放權給大臣們，而且他還注意聽從大臣們的意見，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一種比較寬鬆的氛圍。建文帝以仁義禮治為主要指導思想所採取的一係列變革，後來被史家稱為“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寬刑獄。建文帝推行“寬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為主，以法輔之”的德治思想與建文帝的執政原則不謀而合。在方孝孺的參與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建文帝寬刑獄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國的囚犯人數比往年減少了三分之二。
裁併州縣，精簡機構，更定官製，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個內容，而且曆時比較長，直到建文四年（1402）還在持續。建文帝在經濟方麵也有所舉措，一是減輕江浙地區的沉重賦稅，二是準備推行井田製。方孝孺認為實行井田製可以抑製土地兼併，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限於條件，井田製最後並沒有真正實行。建文新政實行幾年之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會風氣明顯好轉，而且贏得了民心，年輕的皇帝得到了百姓們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還有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削藩。各地諸王擁兵自重的局麵，讓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雖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方孝孺在建文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用和恩寵，盡力輔佐建文帝將自己仁義治國的理念付諸實施。仁義治國，這是方孝孺平生的願望。如果願望成為現實，這對他來講也是莫大的榮耀。對比洪武年間的遭遇，同是朱姓天下、大明王朝，為什麽方孝孺的人生會發生這麽大的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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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朝際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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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從明初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談起。朱元璋經過前期的統一戰爭，大明江山已經穩固，但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卻逐漸顯現出來。朱元璋當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戰打天下的將領也大多高官得做，駿馬得騎。這些人中的淮西勛貴逐漸成為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他們掌握著軍政大權，並極力排擠其他大臣，維護自己的政治壟斷地位。這種“君弱臣強”的局麵是皇帝朱元璋決不允許的。他遵循以猛治國、重典馭下的政治方針，為強化皇權採取了一係列的嚴厲措施，凡是妨礙皇權專製統治的人物一概剷除。朱元璋以胡、藍黨案為切入點，幾乎誅殺了全部的開國功臣。方孝孺倡導的是“以仁義治國”，他的理論和觀點與洪武朝血雨腥風的政治環境、朱元璋“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雖然朱元璋對他的才學和人品比較讚賞，認為他是個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為一個傑出的統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說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時候”，就是精當地指出了方孝孺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飽學之士一生都沒有等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和他們相比，方孝孺無疑是幸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還得到了重用。此時的大明王朝經過朱元璋三十多年勵精圖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經相當鞏固，皇權已經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認為自己已經給皇太孫朱允炆掃平了一切障礙，雖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隱患，但是表麵上還是個太平盛世。更何況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教育，奉行仁義治國的理念與方孝孺如出一轍。君臣二人關於崇尚禮治、實行仁政的觀點更是完全一致。此時無論是從政治環境來講，還是從統治者自身來看，都給方孝孺提供了一個展示才華的絕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夠得到重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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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族慘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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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方孝孺等人奉行儒家仁義治國的理論，推行一係列的改革，很得民心。但是他們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無法妥善應付來自燕王朱棣的威脅。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朝廷中能夠帶兵打仗的武將，在洪武朝已幾乎被朱元璋趕盡殺絕。現在，上至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麵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勛宿將幾乎斬殺殆盡，卻沒有想到，後世子孫的皇位將由誰來保衛呢？看來無論多麽英雄偉大的人物都有失算的時候。當危險真正來臨時，隻剩皇帝一個孤家寡人和一群文人墨客坐以待斃。
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線戰事節節失利，讓方孝孺憂心如焚。這時，他的學生林嘉猷獻上離間計。朝廷正無計可施，建文帝就同意了這種做法，命方孝孺給燕王世子朱高熾修書一封，企圖離間他和朱棣之間的關係。沒想到朱高熾生性謹慎，收到書信，根本就不啟封，就連人帶信都交給了燕王。離間計失敗了，舉朝上下更是一籌莫展，朝廷的失敗隻是早晚的事了。方孝孺此時的心境正如他在《聞鵑》這首詩中所寫的一樣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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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寬刑獄。建文帝推行“寬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為主，以法輔之”的德治思想與建文帝的執政原則不謀而合。在方孝孺的參與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建文帝寬刑獄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國的囚犯人數比往年減少了三分之二。
裁併州縣，精簡機構，更定官製，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個內容，而且曆時比較長，直到建文四年（1402）還在持續。建文帝在經濟方麵也有所舉措，一是減輕江浙地區的沉重賦稅，二是準備推行井田製。方孝孺認為實行井田製可以抑製土地兼併，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限於條件，井田製最後並沒有真正實行。建文新政實行幾年之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會風氣明顯好轉，而且贏得了民心，年輕的皇帝得到了百姓們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還有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削藩。各地諸王擁兵自重的局麵，讓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雖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方孝孺在建文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用和恩寵，盡力輔佐建文帝將自己仁義治國的理念付諸實施。仁義治國，這是方孝孺平生的願望。如果願望成為現實，這對他來講也是莫大的榮耀。對比洪武年間的遭遇，同是朱姓天下、大明王朝，為什麽方孝孺的人生會發生這麽大的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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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朝際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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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從明初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談起。朱元璋經過前期的統一戰爭，大明江山已經穩固，但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卻逐漸顯現出來。朱元璋當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戰打天下的將領也大多高官得做，駿馬得騎。這些人中的淮西勛貴逐漸成為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他們掌握著軍政大權，並極力排擠其他大臣，維護自己的政治壟斷地位。這種“君弱臣強”的局麵是皇帝朱元璋決不允許的。他遵循以猛治國、重典馭下的政治方針，為強化皇權採取了一係列的嚴厲措施，凡是妨礙皇權專製統治的人物一概剷除。朱元璋以胡、藍黨案為切入點，幾乎誅殺了全部的開國功臣。方孝孺倡導的是“以仁義治國”，他的理論和觀點與洪武朝血雨腥風的政治環境、朱元璋“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雖然朱元璋對他的才學和人品比較讚賞，認為他是個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為一個傑出的統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說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時候”，就是精當地指出了方孝孺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飽學之士一生都沒有等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和他們相比，方孝孺無疑是幸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還得到了重用。此時的大明王朝經過朱元璋三十多年勵精圖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經相當鞏固，皇權已經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認為自己已經給皇太孫朱允炆掃平了一切障礙，雖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隱患，但是表麵上還是個太平盛世。更何況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教育，奉行仁義治國的理念與方孝孺如出一轍。君臣二人關於崇尚禮治、實行仁政的觀點更是完全一致。此時無論是從政治環境來講，還是從統治者自身來看，都給方孝孺提供了一個展示才華的絕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夠得到重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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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族慘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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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方孝孺等人奉行儒家仁義治國的理論，推行一係列的改革，很得民心。但是他們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無法妥善應付來自燕王朱棣的威脅。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朝廷中能夠帶兵打仗的武將，在洪武朝已幾乎被朱元璋趕盡殺絕。現在，上至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麵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勛宿將幾乎斬殺殆盡，卻沒有想到，後世子孫的皇位將由誰來保衛呢？看來無論多麽英雄偉大的人物都有失算的時候。當危險真正來臨時，隻剩皇帝一個孤家寡人和一群文人墨客坐以待斃。
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線戰事節節失利，讓方孝孺憂心如焚。這時，他的學生林嘉猷獻上離間計。朝廷正無計可施，建文帝就同意了這種做法，命方孝孺給燕王世子朱高熾修書一封，企圖離間他和朱棣之間的關係。沒想到朱高熾生性謹慎，收到書信，根本就不啟封，就連人帶信都交給了燕王。離間計失敗了，舉朝上下更是一籌莫展，朝廷的失敗隻是早晚的事了。方孝孺此時的心境正如他在《聞鵑》這首詩中所寫的一樣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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