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劉基提出“移師湖口”之策，就是將戰艦全部移往湖口，封鎖鄱陽湖通向長江的水路通道，關門打狗。九月二日，朱元璋的戰艦尾部都升起燈籠，陸續駛向鄱陽湖湖口，鄱陽湖成為一隻紮住陳友諒軍隊的口袋。很明顯，陳友諒的巨艦在相對狹隘的湖口水麵上遠遠比不上朱元璋戰艦那樣靈活有用，所以，陳友諒始終未能攻破湖口。陳友諒的一些將領們主張棄舟從陸路迴武昌。由於意見不統一，漢軍內部發生爭吵，接著發生了叛逃。更要命的是，雙方相持很久，陳友諒軍的糧食已經吃完，而五百艘搶糧的船隻也被朱文正燒了個幹淨。可以想見，缺少糧食的陳友諒軍隊最後突圍而出的窘迫。最後，陳友諒在激戰中頭中流矢，不治身亡。此戰朱元璋得勝的關鍵，正是劉基“移師湖口”這一計策的實施。
正由於劉基在朱元璋日漸擴大的創業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很受朱元璋的寵信。據說，朱元璋每次召見劉基，都是屏人密語，往往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所談的內容“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然而，吳元年（1367）九月，徐達攻克蘇州，擒張士誠，明朝的立國規模已經初見。軍中一幫謀士的作用也發生了轉變。早在前一年，劉基就被授予太史令一職，主持修訂新朝的曆法。吳元年十一月，新曆法頒行。昔日的謀略不再是朱元璋所必需的，五十七歲的劉基從此隻要規規矩矩地按章辦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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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中的英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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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中的英雄：1368—1375
大凡一個王朝的開國功臣，或者韜光養晦，安享晚年，或者驕橫恣（zì)肆，最終被戮。然而，像劉基晚年進退維穀、左右為難的境地，卻還是少見。
朱元璋曾將劉基比作漢高祖劉邦的張良，於是後人便將張良與劉基作比較。王世貞說：“有人將劉基比作張良，劉基在謀略上確實無愧於張良，但說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氣節，卻差得遠了。”王世貞認為劉基早年仕元，後來轉而扶助朱元璋滅元，大節有虧。這是一種比較。另外一種比較，是明人廖道南的話：漢代大封功臣，張良僅要求封為“留侯”就滿足了，然後專心於道術，明哲保身，傳說中還變成了神仙，而劉基卻沒有急流勇退，猶豫在朝，最終就像野雞投於網羅、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殺身之禍，難道他真是一心忠於朝廷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嗎？
劉基不能安心做一個元朝遺臣，卻心甘情願地扶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標準來看，確實容易招致批評。何況，他還是元朝的進士。清代史學家趙翼曾注意到元末殉難的官員多是進士，並舉出了十六人為例。劉基卻以元朝進士身份去輔佐被人視為“盜賊”的朱元璋軍隊，也許要承受更多的壓力。其實，在王世貞之前，已經有人就此批評過劉基。明人劉定之在為其鄉人王子讓的詩集作序的時候，說：“子讓是元朝的舉人，遊曆官場幾年，難以施展才能，便辭官歸隱，終身不仕。我讀他的詩文，覺得流露出一股奇氣，他的胸懷還是跟從前一樣啊。……有一個人跟子讓一樣出自元朝的科舉，輔佐石抹主帥守衛婺州和處州，他們相互詩文酬唱，氣勢萬千。後來這個人攀龍附鳳，自比劉文成（文成是劉基的諡號），可是他這時的詩文糟糕得很，昔日的豪氣一點也沒有了。”顯然，劉定之這裏所批評的人正是劉基本人。劉定之注意到了劉基詩文前後風格的變化，確是深刻。
明末降清的文人領袖錢謙益也許於劉基有“同情之理解”，對此見得更為分明。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劉基在幕府，與石抹宜孫在患難中共事，被石抹以知己相待，迫切地想要效力朝廷。他這時寫的詩歌，抑揚頓挫，豪氣非常，使人讀了躍躍欲試，就好像捋起袖子要跟他大幹一場。後來劉基遇到太祖，運籌帷幄，受封伯爵，成為開國功臣，可謂功成名就。可是，他這時期的詩文裏，卻屢屢哀嘆窮病衰老，昔日的豪氣蕩然無存了。”晚年的劉基，為什麽悲窮嘆老，豪氣全無？真的像人們所猜測的那樣，是劉基“變節”所帶來的負罪感嗎？然而，我們看劉基扶佐朱元璋運籌帷幄的自然，很難想像他內心真受著負罪感的煎熬。史載，劉基因母親去世，迴家鄉料理喪事，常向鄉人宣講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而適逢處州發生叛亂，他立即不遺餘力地率軍平定了叛亂。他對於舊朝，能有多少的留戀呢？劉基晚年悲嘆背後的真正原因，應該是因為他在洪武初年不斷地遭受淮右集團的排擠和朱元璋的猜忌。
廖道南批評劉基不能及時功成身退，大體是合理的。其實，在洪武元年（1368）劉基被授予禦史中丞職務的時候，他還是有點意氣風發的。中書省都事李彬犯下貪縱之罪。李彬是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的私人，因此李善長請劉基緩治李彬之獄。劉基堅決主張查辦，並派人專程向遠在汴梁的朱元璋匯報。李善長便在朱元璋麵前搶先告了一狀，說劉基“專恣”。對於專製君主來說，臣下的專恣自是不可容忍，太祖對劉基的寵信開始打折扣了。接下來的一件事，又正趕上劉基的方術似乎也不靈驗了。八月，天大旱。劉基進言道：“陣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數萬之眾，居於別營，陰氣鬱結；工匠死後，屍骸未收；張士誠的降卒們都編入了軍戶。這三點有幹天和，所以發生旱災。”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建議，一一妥加處理，誰料十天過後，依舊大旱。至此，劉基隻得捲鋪蓋迴青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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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劉基在朱元璋日漸擴大的創業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很受朱元璋的寵信。據說，朱元璋每次召見劉基，都是屏人密語，往往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所談的內容“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然而，吳元年（1367）九月，徐達攻克蘇州，擒張士誠，明朝的立國規模已經初見。軍中一幫謀士的作用也發生了轉變。早在前一年，劉基就被授予太史令一職，主持修訂新朝的曆法。吳元年十一月，新曆法頒行。昔日的謀略不再是朱元璋所必需的，五十七歲的劉基從此隻要規規矩矩地按章辦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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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中的英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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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中的英雄：1368—1375
大凡一個王朝的開國功臣，或者韜光養晦，安享晚年，或者驕橫恣（zì)肆，最終被戮。然而，像劉基晚年進退維穀、左右為難的境地，卻還是少見。
朱元璋曾將劉基比作漢高祖劉邦的張良，於是後人便將張良與劉基作比較。王世貞說：“有人將劉基比作張良，劉基在謀略上確實無愧於張良，但說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氣節，卻差得遠了。”王世貞認為劉基早年仕元，後來轉而扶助朱元璋滅元，大節有虧。這是一種比較。另外一種比較，是明人廖道南的話：漢代大封功臣，張良僅要求封為“留侯”就滿足了，然後專心於道術，明哲保身，傳說中還變成了神仙，而劉基卻沒有急流勇退，猶豫在朝，最終就像野雞投於網羅、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殺身之禍，難道他真是一心忠於朝廷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嗎？
劉基不能安心做一個元朝遺臣，卻心甘情願地扶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標準來看，確實容易招致批評。何況，他還是元朝的進士。清代史學家趙翼曾注意到元末殉難的官員多是進士，並舉出了十六人為例。劉基卻以元朝進士身份去輔佐被人視為“盜賊”的朱元璋軍隊，也許要承受更多的壓力。其實，在王世貞之前，已經有人就此批評過劉基。明人劉定之在為其鄉人王子讓的詩集作序的時候，說：“子讓是元朝的舉人，遊曆官場幾年，難以施展才能，便辭官歸隱，終身不仕。我讀他的詩文，覺得流露出一股奇氣，他的胸懷還是跟從前一樣啊。……有一個人跟子讓一樣出自元朝的科舉，輔佐石抹主帥守衛婺州和處州，他們相互詩文酬唱，氣勢萬千。後來這個人攀龍附鳳，自比劉文成（文成是劉基的諡號），可是他這時的詩文糟糕得很，昔日的豪氣一點也沒有了。”顯然，劉定之這裏所批評的人正是劉基本人。劉定之注意到了劉基詩文前後風格的變化，確是深刻。
明末降清的文人領袖錢謙益也許於劉基有“同情之理解”，對此見得更為分明。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劉基在幕府，與石抹宜孫在患難中共事，被石抹以知己相待，迫切地想要效力朝廷。他這時寫的詩歌，抑揚頓挫，豪氣非常，使人讀了躍躍欲試，就好像捋起袖子要跟他大幹一場。後來劉基遇到太祖，運籌帷幄，受封伯爵，成為開國功臣，可謂功成名就。可是，他這時期的詩文裏，卻屢屢哀嘆窮病衰老，昔日的豪氣蕩然無存了。”晚年的劉基，為什麽悲窮嘆老，豪氣全無？真的像人們所猜測的那樣，是劉基“變節”所帶來的負罪感嗎？然而，我們看劉基扶佐朱元璋運籌帷幄的自然，很難想像他內心真受著負罪感的煎熬。史載，劉基因母親去世，迴家鄉料理喪事，常向鄉人宣講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而適逢處州發生叛亂，他立即不遺餘力地率軍平定了叛亂。他對於舊朝，能有多少的留戀呢？劉基晚年悲嘆背後的真正原因，應該是因為他在洪武初年不斷地遭受淮右集團的排擠和朱元璋的猜忌。
廖道南批評劉基不能及時功成身退，大體是合理的。其實，在洪武元年（1368）劉基被授予禦史中丞職務的時候，他還是有點意氣風發的。中書省都事李彬犯下貪縱之罪。李彬是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的私人，因此李善長請劉基緩治李彬之獄。劉基堅決主張查辦，並派人專程向遠在汴梁的朱元璋匯報。李善長便在朱元璋麵前搶先告了一狀，說劉基“專恣”。對於專製君主來說，臣下的專恣自是不可容忍，太祖對劉基的寵信開始打折扣了。接下來的一件事，又正趕上劉基的方術似乎也不靈驗了。八月，天大旱。劉基進言道：“陣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數萬之眾，居於別營，陰氣鬱結；工匠死後，屍骸未收；張士誠的降卒們都編入了軍戶。這三點有幹天和，所以發生旱災。”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建議，一一妥加處理，誰料十天過後，依舊大旱。至此，劉基隻得捲鋪蓋迴青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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