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麵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為口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正是基於這種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沉淪的自覺，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而經過銳意考查，有些認識也頗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認隻開放不可逆轉的大臣之一。從鴉片戰爭開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間，對侵略者與老師一身二任的列強持什麽態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爭辯的問題。頑固守舊派要恪守嚴夷夏之辨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既阻礙了本國的發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去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釀成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禍。這些大禍的發生，西方侵略者當然有其罪責，那是要另行討論的問題。這裏我們著重看中國這一方的問題，守舊派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李鴻章則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係，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當時，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與正確的救國途徑背道而馳。有的大臣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視野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於七十年代趨於成熟。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已屬卓犖不群。
他把學西方作為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於言表。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為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而根本的出發點是變法圖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作為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繼續。他把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整軍經武，購買和仿造船、炮、洋槍則成了變法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國環伺，整軍經武是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不能不考慮的大事。李鴻章的高明處在於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個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養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麵發展工商業;三是要求宮廷節省冗費。——曆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與現代事業的失敗同沒有貫徹這些主張有密切的關係。從整個社會看，李鴻章不一定是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麵地提出這些主張的卻不多見。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 稍加考查就會知道，中國有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麵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 人們曆數過這些官辦企業或事業的種種弊端，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同樣無法否定一個事實：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不是孕育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一代唿風喚雨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又怎麽會跑到南京去上學呢?對 19 世紀以來為捍衛中國的獨立和擺脫中世紀的落後狀況盡心盡力的人，我們都應如實記下其勞績和失誤。李鴻章也不應例外。 第三，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後在中西文化撞擊下逐漸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先是集結在曾國藩周圍，接著就向李鴻章靠攏。在甲午戰爭以前，這些對西方了解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大體上都視李鴻章為中心。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李鴻章所以能顯得識見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許多新鮮的知識。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謀求上進，首先想到的就是給李鴻章上書。其中固然與李氏是重要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較開明和開放，是各項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因而對有新知識的青年頗具吸引力。在甲午戰爭前，不但嚴複、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為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李鴻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才能轉換為政策或各項活動。這項轉換機製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在甲午戰爭前的 20 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著轉換樞紐的重要作用。由於多種因素的製約，這個作用完成得不好。但這個情況卻有力地證明，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仍然依附於清政府;同戊戌維新前後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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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是最早認隻開放不可逆轉的大臣之一。從鴉片戰爭開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間，對侵略者與老師一身二任的列強持什麽態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爭辯的問題。頑固守舊派要恪守嚴夷夏之辨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既阻礙了本國的發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去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釀成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禍。這些大禍的發生，西方侵略者當然有其罪責，那是要另行討論的問題。這裏我們著重看中國這一方的問題，守舊派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李鴻章則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係，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當時，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與正確的救國途徑背道而馳。有的大臣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視野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於七十年代趨於成熟。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已屬卓犖不群。
他把學西方作為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於言表。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為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而根本的出發點是變法圖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作為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繼續。他把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整軍經武，購買和仿造船、炮、洋槍則成了變法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國環伺，整軍經武是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不能不考慮的大事。李鴻章的高明處在於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個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養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麵發展工商業;三是要求宮廷節省冗費。——曆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與現代事業的失敗同沒有貫徹這些主張有密切的關係。從整個社會看，李鴻章不一定是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麵地提出這些主張的卻不多見。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 稍加考查就會知道，中國有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麵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 人們曆數過這些官辦企業或事業的種種弊端，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同樣無法否定一個事實：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不是孕育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一代唿風喚雨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又怎麽會跑到南京去上學呢?對 19 世紀以來為捍衛中國的獨立和擺脫中世紀的落後狀況盡心盡力的人，我們都應如實記下其勞績和失誤。李鴻章也不應例外。 第三，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後在中西文化撞擊下逐漸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先是集結在曾國藩周圍，接著就向李鴻章靠攏。在甲午戰爭以前，這些對西方了解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大體上都視李鴻章為中心。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李鴻章所以能顯得識見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許多新鮮的知識。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謀求上進，首先想到的就是給李鴻章上書。其中固然與李氏是重要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較開明和開放，是各項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因而對有新知識的青年頗具吸引力。在甲午戰爭前，不但嚴複、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為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李鴻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才能轉換為政策或各項活動。這項轉換機製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在甲午戰爭前的 20 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著轉換樞紐的重要作用。由於多種因素的製約，這個作用完成得不好。但這個情況卻有力地證明，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仍然依附於清政府;同戊戌維新前後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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