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必有些來曆。
《新農大》報上說，“老闆”之稱，來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後所得。這想必是那時報紙湊不夠版麵，東拚西扯起來的，當然不足為憑。
那麽，“老闆”到底來自何時何地?
“老闆”的戰友、“老闆”的親屬以及黨史、軍史研究專家的迴答各異，甚至大相逕庭。
有人說，叫他譚老闆，是因為毛主席叫起來的。在一次會上，毛主席叫他：譚老闆，說說你的意見。主席帶頭叫，別人跟著叫，老闆老闆的，很快叫順了口。
有人說，因為他是店員出身，開店嘛自然是老闆，所以，“譚副總理就成譚老闆了”。
有人說，叫他譚老闆，起初是開玩笑。他不激烈反對，反而笑嗬嗬，所以越叫越響，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還有人說，老闆的名字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新四軍工作時，因執行任務的需要，化裝成老闆模樣，對外稱老闆。以後就沿襲下來，習慣成自然，大家都稱他譚老闆。
經過一番認真考證，筆者認為，這後一種說法真實性最大。他的部下、戰友多數以為此種說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發電給中共江蘇省委稱：
現為加強東路工作，已調譚震林同誌去組織軍政會，以統一黨軍指揮，不日出發。
這份隻有幾十字的電報，引出了許許多多的故事。
當時，譚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涇縣。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經是懷孕9月有餘，眼看就要臨盆。軍令如山倒，妻子一邊為他整理行裝，一邊抹眼淚。他隻能安慰說：“你放心，我很快就會迴來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邊而感到內疚——這畢竟是新婚剛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親啊!
“你身體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囑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癒，還不時咳嗽。
譚震林沒有時間兒女情長，他匆匆告別妻子，乘著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東路”，即津浦路東段的“蘇太常”“澄錫虞”地區(蘇州、太倉、常熟、江陰、無錫一帶的簡稱)。
堅持蘇南抗戰，是有著重大戰略意義的。它西有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部及汪偽政府所在地南京，東臨早已淪陷的上海市，中間是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蘇州。要在這一帶發展抗日武裝，堅持抗日鬥爭，確實責任重大。
為了確保安全，譚震林和隨行人員都進行了一番偽裝。譚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銜的國民黨“三戰區參謀主任”。
“從今以後，誰再叫出譚司令，我就不客氣嚕!”譚震林這樣說。
他的兩個警衛員，一個化裝為馬夫，一個是挎盒子槍的。而隨行的廖海濤化名廖濤，是林俊的“秘書”，俞炳輝化名張德標，職務是“侍從副官”。
他們用特殊手段，製作了通行證，堂堂正正寫好，去東路“檢查工作”。——這個“國民黨三戰區”的“檢查小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蘇的路上。
行程是異常艱辛的。從皖南到蘇南，本來並不算遠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達新四軍江南總指揮部水西村後，他們稍事停留，又匆匆趕路。
此時，譚震林的衣著打扮已經是“鳥槍換炮”了。——雪白的襯衣，毛料西褲，外披嗶嘰長衫，頭頂黑色禮帽。走路時前唿後擁，儼然一派“大老闆”的神氣。這還不夠，他還借用延陵鎮一家綢布店老闆的名字搞了良民證，證上的名字是：李明。
譚震林甩甩衣袖，對同行者們說：“我走幾步，你們看看，像不像老闆!”
說完，邁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搖搖晃晃，逗得人們大笑不止。
“笑什麽?像，還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點太擺架子。”
“不擺架子怎麽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鬧鬧，譚震林卻說：“像不像三分樣。我盡量擺出老闆的樣子，有什麽破綻，你們替我彌補著點。”
“老闆”的正式稱謂，自此而始。
“良民證”上是李老闆，實際姓氏應為譚老闆，按照化名，應為林老闆。姓氏上容易出錯，幹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稱“老闆”。
幾天以後，老闆出現在常州街頭。
到了常州，住進了一家“萃昌豆行”。老闆的“買賣”越做越大，改行經營起豆類來了。——由日本人簽發的通行證上，他又變成了豆行的老闆。
不要小看這張通行證，有了它，在蘇州一帶活動就暢行無阻。譚震林能夠得到它，全憑“萃昌豆行”的小夥計，我們的地下交通員張建林。他買通各種關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這個證件。
雖說有了證件，譚震林仍然十分謹慎。在敵人眼皮底下活動，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因此，到了蘇州以後，住進東來旅館，“老闆”對他的“夥計”們說：“累是累點，可今晚都去看電影。”
有隨行者不解其意，譚又悄聲告訴他們：“小心為好，看電影比在旅館更安全。”
</br>
《新農大》報上說，“老闆”之稱，來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後所得。這想必是那時報紙湊不夠版麵，東拚西扯起來的，當然不足為憑。
那麽，“老闆”到底來自何時何地?
“老闆”的戰友、“老闆”的親屬以及黨史、軍史研究專家的迴答各異，甚至大相逕庭。
有人說，叫他譚老闆，是因為毛主席叫起來的。在一次會上，毛主席叫他：譚老闆，說說你的意見。主席帶頭叫，別人跟著叫，老闆老闆的，很快叫順了口。
有人說，因為他是店員出身，開店嘛自然是老闆，所以，“譚副總理就成譚老闆了”。
有人說，叫他譚老闆，起初是開玩笑。他不激烈反對，反而笑嗬嗬，所以越叫越響，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還有人說，老闆的名字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新四軍工作時，因執行任務的需要，化裝成老闆模樣，對外稱老闆。以後就沿襲下來，習慣成自然，大家都稱他譚老闆。
經過一番認真考證，筆者認為，這後一種說法真實性最大。他的部下、戰友多數以為此種說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發電給中共江蘇省委稱：
現為加強東路工作，已調譚震林同誌去組織軍政會，以統一黨軍指揮，不日出發。
這份隻有幾十字的電報，引出了許許多多的故事。
當時，譚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涇縣。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經是懷孕9月有餘，眼看就要臨盆。軍令如山倒，妻子一邊為他整理行裝，一邊抹眼淚。他隻能安慰說：“你放心，我很快就會迴來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邊而感到內疚——這畢竟是新婚剛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親啊!
“你身體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囑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癒，還不時咳嗽。
譚震林沒有時間兒女情長，他匆匆告別妻子，乘著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東路”，即津浦路東段的“蘇太常”“澄錫虞”地區(蘇州、太倉、常熟、江陰、無錫一帶的簡稱)。
堅持蘇南抗戰，是有著重大戰略意義的。它西有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部及汪偽政府所在地南京，東臨早已淪陷的上海市，中間是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蘇州。要在這一帶發展抗日武裝，堅持抗日鬥爭，確實責任重大。
為了確保安全，譚震林和隨行人員都進行了一番偽裝。譚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銜的國民黨“三戰區參謀主任”。
“從今以後，誰再叫出譚司令，我就不客氣嚕!”譚震林這樣說。
他的兩個警衛員，一個化裝為馬夫，一個是挎盒子槍的。而隨行的廖海濤化名廖濤，是林俊的“秘書”，俞炳輝化名張德標，職務是“侍從副官”。
他們用特殊手段，製作了通行證，堂堂正正寫好，去東路“檢查工作”。——這個“國民黨三戰區”的“檢查小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蘇的路上。
行程是異常艱辛的。從皖南到蘇南，本來並不算遠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達新四軍江南總指揮部水西村後，他們稍事停留，又匆匆趕路。
此時，譚震林的衣著打扮已經是“鳥槍換炮”了。——雪白的襯衣，毛料西褲，外披嗶嘰長衫，頭頂黑色禮帽。走路時前唿後擁，儼然一派“大老闆”的神氣。這還不夠，他還借用延陵鎮一家綢布店老闆的名字搞了良民證，證上的名字是：李明。
譚震林甩甩衣袖，對同行者們說：“我走幾步，你們看看，像不像老闆!”
說完，邁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搖搖晃晃，逗得人們大笑不止。
“笑什麽?像，還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點太擺架子。”
“不擺架子怎麽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鬧鬧，譚震林卻說：“像不像三分樣。我盡量擺出老闆的樣子，有什麽破綻，你們替我彌補著點。”
“老闆”的正式稱謂，自此而始。
“良民證”上是李老闆，實際姓氏應為譚老闆，按照化名，應為林老闆。姓氏上容易出錯，幹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稱“老闆”。
幾天以後，老闆出現在常州街頭。
到了常州，住進了一家“萃昌豆行”。老闆的“買賣”越做越大，改行經營起豆類來了。——由日本人簽發的通行證上，他又變成了豆行的老闆。
不要小看這張通行證，有了它，在蘇州一帶活動就暢行無阻。譚震林能夠得到它，全憑“萃昌豆行”的小夥計，我們的地下交通員張建林。他買通各種關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這個證件。
雖說有了證件，譚震林仍然十分謹慎。在敵人眼皮底下活動，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因此，到了蘇州以後，住進東來旅館，“老闆”對他的“夥計”們說：“累是累點，可今晚都去看電影。”
有隨行者不解其意，譚又悄聲告訴他們：“小心為好，看電影比在旅館更安全。”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