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78歲高齡的劉瑞龍到廣州參加全國農史學會的會議。此前，劉瑞龍的心髒病已經十分嚴重，曾因心髒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誌，勸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劉瑞龍堅持要去，誰也拗不過他。到廣州後，劉瑞龍沒有住進本已安排好的高級賓館，堅持要和會議代表們一起住在郊區華南農學院招待所。他不顧天氣炎熱，堅持參加會議的全部活動，認真聽取與會代表的發言，還按照老習慣，認真地做筆記。會議快結束時，劉瑞龍抽出時間與從事農業專業的年輕學者們座談，鼓勵他們要獻身祖國的農業事業，還同《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的撰稿人交換意見。5月24日，他親筆修改會議的總結報告，一直工作到淩晨3點多鍾。這種連年輕人也難以承受的工作負荷，終於引起了心髒病嚴重發作，由於病情危急，劉瑞龍被送到附近的大學附屬醫院搶救。5月25日晚上7點鍾，劉瑞龍終因搶救無效，不幸溘然長逝，永遠地離開了他眷戀的大地。
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嚴父慈父
劉瑞龍一生艱苦樸素，克己克家，廉潔奉公，兩袖清風。他最反感的事，莫過於請客送禮、吃吃喝喝。不論什麽人送禮，他都是一概謝絕。“文革”前，劉瑞龍在華東局農辦工作時，一次去蘇州視察，蘇州地委的同誌托司機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後發了脾氣，對司機說：“怎麽拿來的怎麽退迴去!”司機隻好將百合送迴了蘇州。
劉瑞龍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東西分文不沾，公家給他配備的專車，家裏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農業部的離休幹部，身患嚴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轉乘好幾路公共汽車到醫院。像這樣“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確太多了，以至於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裏人也都習慣成自然，都自覺地遵守他為大家立下的規矩，有了困難自己想辦法解決，絕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辦私事。
劉瑞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小時候，碗裏的米粒沒有吃幹淨，他就教育他們一定要愛惜農民千辛萬苦種出來的糧食。延淮、延東當年獨自在北京上高中，家裏每月隻給20元錢，其中包括寒暑假迴上海的路費。那時家裏人口多，經濟負擔重，但劉瑞龍總要省下錢接濟生活困難的烈士親屬。劉瑞龍還將朱文英烈士的母親姚老太太接來生活在一起，孩子們都尊稱她“婆婆”。1961年，劉瑞龍調到華東局農辦工作，婆婆也隨到上海。劉瑞龍對婆婆就像兒子對待母親，下班迴家後，隻要有時間總要陪婆婆下一會兒五子棋，讓婆婆高興高興。“文革”中，造反派強迫婆婆揭發劉瑞龍的“問題”，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裝耳聾，說：“你們說什麽?我聽不見。”20世紀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兒到上海治病，生活無著落找到了他家。劉瑞龍跟夫人商量，騰出一間房讓她住，還為她提供生活費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劉瑞龍受到衝擊被關押時，她才離開。劉瑞龍說：“他們的親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活著的人，就一定要把他們當做自己的親人來看待。想想死去的戰友，我們生活艱苦一點又有什麽呢。”
劉瑞龍對孩子很嚴，卻很少大聲地訓斥孩子。女兒延淮從小愛好十分廣泛，畫畫、跳舞、拉小提琴、練體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這些愛好卻使她的學習成績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飯，劉瑞龍突然啪的一聲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嚇了一跳。他對延淮說：“你現在是一個學生，就應該以學為主。你愛好廣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個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時期，都應該有不同的重點任務，如果什麽愛好都不願意放棄，就什麽都不能學精。你現在的重點任務就是搞好學習，否則將來你用什麽去建設祖國?”
劉瑞龍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從此下定決心，刻苦發憤，最終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清華附中學習。在以後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記父親的教導，在46歲時遠渡重洋到美國學習計算機國際聯機檢索技術。迴國時，她也像父親當年一樣，隻把一大堆科研技術資料帶了迴來。
1964年的夏天，剛入黨的二女兒劉延東考取了清華大學，從北京迴到上海，劉瑞龍不是讓因高考已經十分疲憊的她在家裏好好休息，而是要她離開喧囂的城市，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基層——到上海郊區青浦縣參加“四清”。劉瑞龍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社會的主體。不了解中國的農民，就等於不了解中國的社會。你是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應該到農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國農村的現狀，了解農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個新黨員，更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鍛鍊自己。”
延東到農村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給失學的孩子掃盲……交上了許多農民朋友，加深了對黨的農村政策的理解。劉瑞龍寫詩告誡她“牢記黨決議，實幹世所崇……同誌多請教，團結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時刻掛心中……事事靠實幹，不搞‘客裏空’。”1981年，延東將到北京市朝陽區工作，父親又送她一首詩：“工作遇疑難，調研路自通。實事中求是，遵則恥隨風。複雜問題來，靜析忌盲從。”
兒子延伸從小就愛讀書，後來從事教育工作，更是把買書、讀書當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迴北京探親，都要和劉瑞龍在一起談自己學習和讀書的心得、體會。劉瑞龍靜靜地傾聽著兒子對某書的理解，時而插上幾句話，發表自己的看法。舐犢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劉瑞龍與兒子的心間流淌。劉瑞龍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書籍捐獻給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把幾千冊書籍送給了他的母校——江蘇南通師範和南通農校。雖然劉瑞龍沒有把書留給愛書的兒女，但兒女們十分理解劉瑞龍博大、寬深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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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嚴父慈父
劉瑞龍一生艱苦樸素，克己克家，廉潔奉公，兩袖清風。他最反感的事，莫過於請客送禮、吃吃喝喝。不論什麽人送禮，他都是一概謝絕。“文革”前，劉瑞龍在華東局農辦工作時，一次去蘇州視察，蘇州地委的同誌托司機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後發了脾氣，對司機說：“怎麽拿來的怎麽退迴去!”司機隻好將百合送迴了蘇州。
劉瑞龍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東西分文不沾，公家給他配備的專車，家裏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農業部的離休幹部，身患嚴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轉乘好幾路公共汽車到醫院。像這樣“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確太多了，以至於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裏人也都習慣成自然，都自覺地遵守他為大家立下的規矩，有了困難自己想辦法解決，絕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辦私事。
劉瑞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小時候，碗裏的米粒沒有吃幹淨，他就教育他們一定要愛惜農民千辛萬苦種出來的糧食。延淮、延東當年獨自在北京上高中，家裏每月隻給20元錢，其中包括寒暑假迴上海的路費。那時家裏人口多，經濟負擔重，但劉瑞龍總要省下錢接濟生活困難的烈士親屬。劉瑞龍還將朱文英烈士的母親姚老太太接來生活在一起，孩子們都尊稱她“婆婆”。1961年，劉瑞龍調到華東局農辦工作，婆婆也隨到上海。劉瑞龍對婆婆就像兒子對待母親，下班迴家後，隻要有時間總要陪婆婆下一會兒五子棋，讓婆婆高興高興。“文革”中，造反派強迫婆婆揭發劉瑞龍的“問題”，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裝耳聾，說：“你們說什麽?我聽不見。”20世紀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兒到上海治病，生活無著落找到了他家。劉瑞龍跟夫人商量，騰出一間房讓她住，還為她提供生活費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劉瑞龍受到衝擊被關押時，她才離開。劉瑞龍說：“他們的親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活著的人，就一定要把他們當做自己的親人來看待。想想死去的戰友，我們生活艱苦一點又有什麽呢。”
劉瑞龍對孩子很嚴，卻很少大聲地訓斥孩子。女兒延淮從小愛好十分廣泛，畫畫、跳舞、拉小提琴、練體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這些愛好卻使她的學習成績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飯，劉瑞龍突然啪的一聲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嚇了一跳。他對延淮說：“你現在是一個學生，就應該以學為主。你愛好廣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個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時期，都應該有不同的重點任務，如果什麽愛好都不願意放棄，就什麽都不能學精。你現在的重點任務就是搞好學習，否則將來你用什麽去建設祖國?”
劉瑞龍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從此下定決心，刻苦發憤，最終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清華附中學習。在以後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記父親的教導，在46歲時遠渡重洋到美國學習計算機國際聯機檢索技術。迴國時，她也像父親當年一樣，隻把一大堆科研技術資料帶了迴來。
1964年的夏天，剛入黨的二女兒劉延東考取了清華大學，從北京迴到上海，劉瑞龍不是讓因高考已經十分疲憊的她在家裏好好休息，而是要她離開喧囂的城市，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基層——到上海郊區青浦縣參加“四清”。劉瑞龍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社會的主體。不了解中國的農民，就等於不了解中國的社會。你是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應該到農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國農村的現狀，了解農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個新黨員，更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鍛鍊自己。”
延東到農村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給失學的孩子掃盲……交上了許多農民朋友，加深了對黨的農村政策的理解。劉瑞龍寫詩告誡她“牢記黨決議，實幹世所崇……同誌多請教，團結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時刻掛心中……事事靠實幹，不搞‘客裏空’。”1981年，延東將到北京市朝陽區工作，父親又送她一首詩：“工作遇疑難，調研路自通。實事中求是，遵則恥隨風。複雜問題來，靜析忌盲從。”
兒子延伸從小就愛讀書，後來從事教育工作，更是把買書、讀書當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迴北京探親，都要和劉瑞龍在一起談自己學習和讀書的心得、體會。劉瑞龍靜靜地傾聽著兒子對某書的理解，時而插上幾句話，發表自己的看法。舐犢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劉瑞龍與兒子的心間流淌。劉瑞龍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書籍捐獻給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把幾千冊書籍送給了他的母校——江蘇南通師範和南通農校。雖然劉瑞龍沒有把書留給愛書的兒女，但兒女們十分理解劉瑞龍博大、寬深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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