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季，蘇聯專家駐我國國防部首席顧問巴托夫大將剛從莫斯科來到北京就乘專機來到了戈壁灘，名為看望專家，實為秘密布置撤離。在歡迎的宴會上，這個外號叫“黑泥巴”的大將突然指著謝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迴國了!”
謝列莫夫斯基和孫繼先都怔住了。這個決定太突然了。孫繼先起身對巴托夫說：“大將同誌，我們這裏工作剛開始，還沒有履行完合同，謝列莫夫斯基上校怎麽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說：“這是上級的決定!”……
當天晚上12點鍾，謝列莫夫斯基來到了孫繼先的宿舍，對他說：“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隔幾天，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
孫繼先感激地握著他的手，說出了兩個字：“同誌。”
謝列莫夫斯基囑咐：“今晚我來這裏，對誰都不要說，包括栗政委、李副司令員都不要說。”
孫繼先立即調動所有能拍照的中國技術人員到工作間作好拍照準備，並嚴格保密。同時，與周總理接通電話，匯報了這一情況和安排。
總理指示：一定要把筆記本內容全部拍下來。照片拍完後，孫繼先又給總理迴了個電話，總理在電話中連聲說：“好，好，好!你們做得很好，很及時!”
後來，孫繼先把從筆記本上拍下來的資料拿到“五院”，與五院研究的資料一對照，證明了謝列莫夫斯基的筆記本上的資料是完全正確的。應當說這位蘇聯專家組長為中國火箭實驗少走彎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少年後孫繼先說起他，還說那才叫國際主義戰士!
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柯瓦廖夫迴過一封信，說他迴國後，年齡尚輕，就提前退林，返迴到自己的故鄉——頓河旁的一個小村莊裏。但他對中國人民的情意仍深厚無比。他在信中說：“我們中蘇兩國之間有源遠流長的友誼，盡管天空出現了一團烏雲，我還是堅定地相信，烏雲一定會散去，這種不正常的狀態總會結束的……”
紅箭騰空
基地從開始組建那天起，孫繼先就同基地黨委的同誌一起，本著“邊組建、邊建設、邊訓練”的方針，在北京的通縣、長辛店等地對試驗部隊進行技術培訓，基地的領導機關和各試驗部則由蘇聯專家負責講授實驗法。1960年初，基地接收工程設施後，開始對蘇製樣機、設備進行安裝調試、校正和組織合練。廣大科技人員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經過刻苦鑽研，初步掌握了設備性能和試驗方法。
我國在東風基地發射的第一枚地對地飛彈，是蘇製p—2飛彈，這枚飛彈於1958年秋天就運到了戈壁灘。由於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基建工程，所以1959年才開始做發射試驗任務的準備工作。到了1960年2月19日，國防科委正式下令，決定於1960年的5—6月份發射蘇製p—2飛彈。這次試驗任務的代號是101任務。
接到任務後，基地專門召開了一次研究試驗任務的黨委擴大會，會上孫繼先強調說：“飛彈發射，從基地首區打到安西落區，一打就是500多公裏。我們過去誰見過?基地不少人原來是幹炮兵的，目前國際上最先進的火炮，也隻能打幾十公裏，最多一百公裏。所以，我們首先要轉變觀念，從常規武器的使用轉變為飛彈武器的發射試驗。”
他提醒自己的同事：“這可是我國第一次發射地對地飛彈啊!這件事非常光榮，非常偉大。我們能參加，也非常榮幸。我們每一個黨委委員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履行好職責，使基地黨委的決定和意圖落實到你所分管的單位中去。從2月份開始，基地的中心工作就是試驗任務，其他工作都要服從試驗任務，有矛盾時要給試驗任務讓路。”
1960年4月2日，孫繼先司令員、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參試官兵下達了101任務第一號命令。正在這時，蘇聯專家以“中國生產的液氧不合格”為由，不讓我們用自己的液氧發射飛彈。
按中蘇國防科技協定，蘇方應派專家到中國傳授發射技術。當時，我國尚缺乏液氧推進劑的生產技術，蘭州一家化工廠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依靠科技人員和工人研究並生產出了我國自己的液氧推進劑，經化驗，完全合格。當時的專家組組長契爾闊夫卻藉口要迴國覆核化驗結果，硬是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最後，他們的迴答是：“你們的燃料不合格!”
孫繼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幫助解決技術問題，他卻說：“這是國家之間的事，有個責任問題，我們不便插手。”
孫繼先拍了桌子，說：“有責任，我們承擔，你不必擔心!”
契爾闊夫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表示：“非常遺憾，這是我們上級的指示，我們不能違抗。”
當國產液氧從蘭州運到基地時，契爾闊夫儼然以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口氣勸阻中國人不要用這些燃料，否則會釀成難以挽迴的後果。同時，他一再表示：“蘇維埃社會義共和國聯盟一向最講信譽，由蘇聯生產的液氧一定按合同準時運到!”
就這樣，我國自行研製的後來被證明是十分合格的價值150萬元人民幣的整車廂燃料白白地倒進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國人民的心血就這樣簡單地化成了煙雲……在場的官兵，許多人都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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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列莫夫斯基和孫繼先都怔住了。這個決定太突然了。孫繼先起身對巴托夫說：“大將同誌，我們這裏工作剛開始，還沒有履行完合同，謝列莫夫斯基上校怎麽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說：“這是上級的決定!”……
當天晚上12點鍾，謝列莫夫斯基來到了孫繼先的宿舍，對他說：“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隔幾天，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
孫繼先感激地握著他的手，說出了兩個字：“同誌。”
謝列莫夫斯基囑咐：“今晚我來這裏，對誰都不要說，包括栗政委、李副司令員都不要說。”
孫繼先立即調動所有能拍照的中國技術人員到工作間作好拍照準備，並嚴格保密。同時，與周總理接通電話，匯報了這一情況和安排。
總理指示：一定要把筆記本內容全部拍下來。照片拍完後，孫繼先又給總理迴了個電話，總理在電話中連聲說：“好，好，好!你們做得很好，很及時!”
後來，孫繼先把從筆記本上拍下來的資料拿到“五院”，與五院研究的資料一對照，證明了謝列莫夫斯基的筆記本上的資料是完全正確的。應當說這位蘇聯專家組長為中國火箭實驗少走彎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少年後孫繼先說起他，還說那才叫國際主義戰士!
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柯瓦廖夫迴過一封信，說他迴國後，年齡尚輕，就提前退林，返迴到自己的故鄉——頓河旁的一個小村莊裏。但他對中國人民的情意仍深厚無比。他在信中說：“我們中蘇兩國之間有源遠流長的友誼，盡管天空出現了一團烏雲，我還是堅定地相信，烏雲一定會散去，這種不正常的狀態總會結束的……”
紅箭騰空
基地從開始組建那天起，孫繼先就同基地黨委的同誌一起，本著“邊組建、邊建設、邊訓練”的方針，在北京的通縣、長辛店等地對試驗部隊進行技術培訓，基地的領導機關和各試驗部則由蘇聯專家負責講授實驗法。1960年初，基地接收工程設施後，開始對蘇製樣機、設備進行安裝調試、校正和組織合練。廣大科技人員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經過刻苦鑽研，初步掌握了設備性能和試驗方法。
我國在東風基地發射的第一枚地對地飛彈，是蘇製p—2飛彈，這枚飛彈於1958年秋天就運到了戈壁灘。由於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基建工程，所以1959年才開始做發射試驗任務的準備工作。到了1960年2月19日，國防科委正式下令，決定於1960年的5—6月份發射蘇製p—2飛彈。這次試驗任務的代號是101任務。
接到任務後，基地專門召開了一次研究試驗任務的黨委擴大會，會上孫繼先強調說：“飛彈發射，從基地首區打到安西落區，一打就是500多公裏。我們過去誰見過?基地不少人原來是幹炮兵的，目前國際上最先進的火炮，也隻能打幾十公裏，最多一百公裏。所以，我們首先要轉變觀念，從常規武器的使用轉變為飛彈武器的發射試驗。”
他提醒自己的同事：“這可是我國第一次發射地對地飛彈啊!這件事非常光榮，非常偉大。我們能參加，也非常榮幸。我們每一個黨委委員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履行好職責，使基地黨委的決定和意圖落實到你所分管的單位中去。從2月份開始，基地的中心工作就是試驗任務，其他工作都要服從試驗任務，有矛盾時要給試驗任務讓路。”
1960年4月2日，孫繼先司令員、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參試官兵下達了101任務第一號命令。正在這時，蘇聯專家以“中國生產的液氧不合格”為由，不讓我們用自己的液氧發射飛彈。
按中蘇國防科技協定，蘇方應派專家到中國傳授發射技術。當時，我國尚缺乏液氧推進劑的生產技術，蘭州一家化工廠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依靠科技人員和工人研究並生產出了我國自己的液氧推進劑，經化驗，完全合格。當時的專家組組長契爾闊夫卻藉口要迴國覆核化驗結果，硬是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最後，他們的迴答是：“你們的燃料不合格!”
孫繼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幫助解決技術問題，他卻說：“這是國家之間的事，有個責任問題，我們不便插手。”
孫繼先拍了桌子，說：“有責任，我們承擔，你不必擔心!”
契爾闊夫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表示：“非常遺憾，這是我們上級的指示，我們不能違抗。”
當國產液氧從蘭州運到基地時，契爾闊夫儼然以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口氣勸阻中國人不要用這些燃料，否則會釀成難以挽迴的後果。同時，他一再表示：“蘇維埃社會義共和國聯盟一向最講信譽，由蘇聯生產的液氧一定按合同準時運到!”
就這樣，我國自行研製的後來被證明是十分合格的價值150萬元人民幣的整車廂燃料白白地倒進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國人民的心血就這樣簡單地化成了煙雲……在場的官兵，許多人都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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