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繼先看來，一切事情都是有人幹的。因此，在基地創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來“要人”。總幹部部對孫繼先提名的幹部，在嚴格政審的前提下，基本上是開綠燈的。原空三軍政委栗在山被孫繼光要來了，而且破格從正軍提拔為正兵團，被任命為基地第一任政委。廣州軍區參謀處處長李富澤不想來，也被他拉來當了副司令。……
總幹部部要求，基地選調幹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政治條件好，(必須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個人曆史清白，社會關係清白。)二是身體條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20世紀50年代，從部隊選調文化程度高的年輕人是有一定難度的，一是這樣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單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這方麵給予了大力支援，送來了一大搶大學生，包括學紡織、學商業的等都送來了。由於專業不對口，孫繼先隻好把其中一些大學生(主要是紡織等專業的大學生)送了迴去，並安排他們到專業對口的崗位工作。但有一些專業不對口的大學生，堅決不走，立誌留在戈壁灘，獻身祖國的科研事業。孫繼先最後拍板：“這種人統統留下，分配到各個實驗部安排工作!給他們發揮自己才能的位置!”
後來，部隊院校自己培養的大學生陸續分配到基地，特別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和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簡稱“西軍電”)畢業生的到來，為基地的技術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這些軍隊和地方培養的大學生，本來可以選擇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們都選擇了戈壁灘，他們在荒漠中奮鬥了幾十年，不僅自己的青春獻給了祖國的科技事業，而且他們的愛人、子女也都奉獻給了戈壁灘。
除了軍事技術人員外，必須根據專家的要求選調專業人才。蘇聯專家提出需要調進一些懂得光學的人才，如果實在沒有，調一些會照相的人也行，為此，孫繼先曾從北京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和上海、東北等地選調了一批專門照相的人;這些人經過自學努力，後來為進行飛彈實驗，在拍片、觀測等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蘇聯專家選調西餐廚師著實讓孫繼先費了一番腦筋。蘇聯專家吃不慣中餐，隻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孫繼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選調。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找個西餐廚師很不容易，找個年輕的西餐廚師就更困難了。
孫繼先對李富澤說：“你親自出馬，無論如何也要找幾個好的西餐廚師來。”
李富澤先跑到北京，闖到北京市一位副市長的家裏，想從北京的大飯店裏“摳”出兩個西餐高級廚師來，“兩三個就行。”副市長說：“實在對不起，我們的外事任務更重，西餐廚師還不夠呢!”李富澤吃了閉門羹，出門上了火車站，連夜趕往哈爾濱。這裏的市委書記是他的老戰友。李富澤連求帶賴，給也得給，不給也得給。市委書記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忍痛割愛給了他四個。
……
那時一進入基地，就幾乎與世隔絕。寫信、與朋友交往都不允許泄露基地的情況，通信地址一律用代號蘭州市×××信箱。孫繼先本人在戈壁灘工作期間，從未在公開場合下露過麵，國外情報機構尋不到他的蹤跡，便說：“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雖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誰也不知在什麽具體地點、幹什麽具體工作，更沒有一個親屬跟他去過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署命令：“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孫繼先為二十訓練基地司令員;任命栗在山為20訓練基地政治委員……”從此，不再使用“二十兵團”、“二十基地”等名稱和“零零二九部隊”的代號。2月25日，總政治部批準組成基地黨委常委會，書記孫繼先，副書記栗在山。
至此，孫繼先奉命組建的飛彈試驗靶場，成為我國最早承擔陸、海、空三軍各型飛彈試驗任務的綜合型發射試驗部隊。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中央軍委賦予的科研項目和飛彈試製品進行試驗，對工業成批生產的飛彈產品進行檢驗和對戰鬥部隊進行飛彈使用和維護管理等方麵的訓練。
創業軼事
創業艱難百戰多。
基地初創時期孫繼先和他的戰友們經曆了怎樣的困難和洗禮，是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的。二十基地的老人，多次向我敘述起他們如何被40c以上的氣溫蒸烤，如何被鋪天蓋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喝到人血的蚊蟲叮咬，如何被嚴寒和饑渴折磨……同時老人們也會告訴你一些聽來似乎不是很沉重，卻又很有意味的軼事。特別是關於司令員孫繼先的。
軼事之一：用北京建人民大會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會堂
定點額濟納旗後不久，周總理連續兩次召見了孫繼先。當時，蘇聯的飛彈發射裝置陸續運到基地，其中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空對艦、艦對岸等發射裝置，用於跟蹤測量方麵的裝置，如：kt—60、kt—50等也運到。總理詢問什麽時候能搞好靶場?什麽時候能發射?孫繼先一一作了迴答。總理又問起當地的社會情況，孫繼先匯報說：“當地隻有800多人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額濟納旗的蒙古族牧民為了支援國防建設，他們把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荒漠綠洲讓了出來，在旗政府的率領下，捲起了帳篷，趕著牛羊，扶老攜幼，遠遷他鄉……”總理再三囑咐孫繼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時又一再囑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團結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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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部部要求，基地選調幹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政治條件好，(必須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個人曆史清白，社會關係清白。)二是身體條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20世紀50年代，從部隊選調文化程度高的年輕人是有一定難度的，一是這樣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單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這方麵給予了大力支援，送來了一大搶大學生，包括學紡織、學商業的等都送來了。由於專業不對口，孫繼先隻好把其中一些大學生(主要是紡織等專業的大學生)送了迴去，並安排他們到專業對口的崗位工作。但有一些專業不對口的大學生，堅決不走，立誌留在戈壁灘，獻身祖國的科研事業。孫繼先最後拍板：“這種人統統留下，分配到各個實驗部安排工作!給他們發揮自己才能的位置!”
後來，部隊院校自己培養的大學生陸續分配到基地，特別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和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簡稱“西軍電”)畢業生的到來，為基地的技術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這些軍隊和地方培養的大學生，本來可以選擇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們都選擇了戈壁灘，他們在荒漠中奮鬥了幾十年，不僅自己的青春獻給了祖國的科技事業，而且他們的愛人、子女也都奉獻給了戈壁灘。
除了軍事技術人員外，必須根據專家的要求選調專業人才。蘇聯專家提出需要調進一些懂得光學的人才，如果實在沒有，調一些會照相的人也行，為此，孫繼先曾從北京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和上海、東北等地選調了一批專門照相的人;這些人經過自學努力，後來為進行飛彈實驗，在拍片、觀測等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蘇聯專家選調西餐廚師著實讓孫繼先費了一番腦筋。蘇聯專家吃不慣中餐，隻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孫繼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選調。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找個西餐廚師很不容易，找個年輕的西餐廚師就更困難了。
孫繼先對李富澤說：“你親自出馬，無論如何也要找幾個好的西餐廚師來。”
李富澤先跑到北京，闖到北京市一位副市長的家裏，想從北京的大飯店裏“摳”出兩個西餐高級廚師來，“兩三個就行。”副市長說：“實在對不起，我們的外事任務更重，西餐廚師還不夠呢!”李富澤吃了閉門羹，出門上了火車站，連夜趕往哈爾濱。這裏的市委書記是他的老戰友。李富澤連求帶賴，給也得給，不給也得給。市委書記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忍痛割愛給了他四個。
……
那時一進入基地，就幾乎與世隔絕。寫信、與朋友交往都不允許泄露基地的情況，通信地址一律用代號蘭州市×××信箱。孫繼先本人在戈壁灘工作期間，從未在公開場合下露過麵，國外情報機構尋不到他的蹤跡，便說：“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雖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誰也不知在什麽具體地點、幹什麽具體工作，更沒有一個親屬跟他去過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署命令：“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孫繼先為二十訓練基地司令員;任命栗在山為20訓練基地政治委員……”從此，不再使用“二十兵團”、“二十基地”等名稱和“零零二九部隊”的代號。2月25日，總政治部批準組成基地黨委常委會，書記孫繼先，副書記栗在山。
至此，孫繼先奉命組建的飛彈試驗靶場，成為我國最早承擔陸、海、空三軍各型飛彈試驗任務的綜合型發射試驗部隊。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中央軍委賦予的科研項目和飛彈試製品進行試驗，對工業成批生產的飛彈產品進行檢驗和對戰鬥部隊進行飛彈使用和維護管理等方麵的訓練。
創業軼事
創業艱難百戰多。
基地初創時期孫繼先和他的戰友們經曆了怎樣的困難和洗禮，是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的。二十基地的老人，多次向我敘述起他們如何被40c以上的氣溫蒸烤，如何被鋪天蓋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喝到人血的蚊蟲叮咬，如何被嚴寒和饑渴折磨……同時老人們也會告訴你一些聽來似乎不是很沉重，卻又很有意味的軼事。特別是關於司令員孫繼先的。
軼事之一：用北京建人民大會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會堂
定點額濟納旗後不久，周總理連續兩次召見了孫繼先。當時，蘇聯的飛彈發射裝置陸續運到基地，其中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空對艦、艦對岸等發射裝置，用於跟蹤測量方麵的裝置，如：kt—60、kt—50等也運到。總理詢問什麽時候能搞好靶場?什麽時候能發射?孫繼先一一作了迴答。總理又問起當地的社會情況，孫繼先匯報說：“當地隻有800多人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額濟納旗的蒙古族牧民為了支援國防建設，他們把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荒漠綠洲讓了出來，在旗政府的率領下，捲起了帳篷，趕著牛羊，扶老攜幼，遠遷他鄉……”總理再三囑咐孫繼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時又一再囑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團結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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