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兵團還在朝鮮呢!”
“他們馬上就會迴來的!”
就這樣，在毫無思想準備、沒有任何退縮餘地的情況下，孫繼先來到這個最初叫“靶場籌備處”，別名“炮兵營房工程建築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東直門外左家莊設了個辦事處，有陸軍、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雷達兵、電話兵、衛生兵、文藝兵等著裝五花八門的人進出。當地老百姓經常好奇地詢問：“你們到底是什麽部隊呀，怎麽什麽樣的軍裝都穿呢?”
有一天孫繼先來到這裏，正碰上有老百姓在問一個戰士，戰士沒好氣地說：“我們是雜牌軍!”
孫繼先自嘲道：“我從正經的兵團司令成了雜牌司令了!”
“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
說來也是一種矛盾現象，發誓“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的孫繼先，對基地建在酒泉附近並不十分贊同。晚年他還說：“把基地建在這裏並非最佳選擇。”
飛彈試驗靶場的架子搭起來了，地點選定在哪裏?
統帥部責成聶榮臻元帥組織飛彈試驗靶場勘察小組。成員有聶帥秘書安東、炮兵司令員陳錫聯、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總後裝備部部長萬毅、二十兵團司令員孫繼先以及海軍和空軍的有關領導。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風中，勘察小組乘坐的專機從北京出發，先向北到東三省，再飛內蒙古坦蕩的草原，到寧夏、甘肅、新疆的無垠沙漠，從上海至青島一線的海灘，到大西南崇山峻嶺……它幾乎飛遍了祖國的天涯海角。
飛機在河套以西銀川市附近盤旋，孫繼先看到，這裏背靠有糧倉之稱的“銀川”，有生命之源黃河水，有可用於建立發射基地的山嶺和荒灘。飛機在一片荒灘上降落了。勘察小組經過實地勘察，認為這是合適建場的地點。
迴到北京後，蘇聯專家卻認為，這裏的地域還不夠寬闊，地質條件還不理想等等。
又經過幾天的尋找，勘察小組又選了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地區(位於甘肅酒泉附近)的一塊地方。這裏地域開闊，有足夠的建場麵積。
蘇聯專家認為後一個地點好，孫繼先等人認為銀川附近好。兩種意見分歧嚴重，孰是孰非，很難說得清楚。孫繼先認為額濟納旗不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條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來可以減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精力的消耗;從戰略角度看，這裏離邊境太近，又是一片開闊的平地，無險可守，機械化部隊隻要兩小時行程就可到達這裏……
軍委經過多方考慮，最後還採納了蘇聯專家意見，決定定點額濟納旗地區。
自己雖然有不同意見，但軍委作了決策，就要無條件執行。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孫繼先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和作風。此次定點，軍委決定後，他再沒有說過二話。隻是當他離休後，聽說基地的家屬孩子上學等問題還是不能很好解決的時候，他說過，要是把點定在銀川附近就沒有這問題了。
他第一次來到了戈壁灘，真正見識了“風吹石頭跑，遍地不長草，天空飛鳥絕，大雁不落腳”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罵這裏的條件惡劣。孫繼先低頭不說話。
在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青山頭”，他開口說話了，指著一片綠陰問：
“這裏為什麽是綠的?”
同行的人告訴他，祁連山融化的雪水從較深的地層流經這裏滲了出來，使這座孤零零的小出頭披上了綠裝。
他沉思良久，說：“這叫我想起在南京軍事學院時劉伯承元帥提出的口號‘幹在石頭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個口號——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他百年之後，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頭”一側的烈士陵園。
“伸手派”
孫繼先曾經和人們說起基地初創時的情況，說：“我那時是一個光杆司令，既沒有政委，又沒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錢，要設備。為要人，我幾乎踏破了總幹部部的門檻。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長……”
在孫繼先受命組建飛彈實驗基地任務時，國防部成立了一個“五部”。部長萬毅負責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孫繼先去萬毅部長那裏“匯報”，萬部長心知肚明，說：“你找我，是要人要錢。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錢，我到哪裏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總政治部要，要錢嘛，恐怕找總長也不行，總長拿不出那麽多錢，隻能去找總理了!”
孫繼先又到羅瑞卿那裏“匯報”，羅總長倒幹脆，說：“我們一起去找總理吧!”
總理對發展我國的飛彈事業非常重視。在經濟狀況相當緊張的情況下一下子批了五個億，主要用於基地的基本建設，包括修專線鐵路、軍用公路和全部設備的安裝費用等等(這裏不包括購買蘇聯設備的費用，購設備屬國家大項目，是由基地報計劃，從外貿部出錢購買)。當時，周總理、羅總長用了很大精力親自抓基地建，國家有再大的困難，也要保證基地的建設。特別是周總理，頻繁召見孫繼先，詢問基地建設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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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馬上就會迴來的!”
就這樣，在毫無思想準備、沒有任何退縮餘地的情況下，孫繼先來到這個最初叫“靶場籌備處”，別名“炮兵營房工程建築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東直門外左家莊設了個辦事處，有陸軍、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雷達兵、電話兵、衛生兵、文藝兵等著裝五花八門的人進出。當地老百姓經常好奇地詢問：“你們到底是什麽部隊呀，怎麽什麽樣的軍裝都穿呢?”
有一天孫繼先來到這裏，正碰上有老百姓在問一個戰士，戰士沒好氣地說：“我們是雜牌軍!”
孫繼先自嘲道：“我從正經的兵團司令成了雜牌司令了!”
“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
說來也是一種矛盾現象，發誓“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的孫繼先，對基地建在酒泉附近並不十分贊同。晚年他還說：“把基地建在這裏並非最佳選擇。”
飛彈試驗靶場的架子搭起來了，地點選定在哪裏?
統帥部責成聶榮臻元帥組織飛彈試驗靶場勘察小組。成員有聶帥秘書安東、炮兵司令員陳錫聯、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總後裝備部部長萬毅、二十兵團司令員孫繼先以及海軍和空軍的有關領導。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風中，勘察小組乘坐的專機從北京出發，先向北到東三省，再飛內蒙古坦蕩的草原，到寧夏、甘肅、新疆的無垠沙漠，從上海至青島一線的海灘，到大西南崇山峻嶺……它幾乎飛遍了祖國的天涯海角。
飛機在河套以西銀川市附近盤旋，孫繼先看到，這裏背靠有糧倉之稱的“銀川”，有生命之源黃河水，有可用於建立發射基地的山嶺和荒灘。飛機在一片荒灘上降落了。勘察小組經過實地勘察，認為這是合適建場的地點。
迴到北京後，蘇聯專家卻認為，這裏的地域還不夠寬闊，地質條件還不理想等等。
又經過幾天的尋找，勘察小組又選了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地區(位於甘肅酒泉附近)的一塊地方。這裏地域開闊，有足夠的建場麵積。
蘇聯專家認為後一個地點好，孫繼先等人認為銀川附近好。兩種意見分歧嚴重，孰是孰非，很難說得清楚。孫繼先認為額濟納旗不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條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來可以減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精力的消耗;從戰略角度看，這裏離邊境太近，又是一片開闊的平地，無險可守，機械化部隊隻要兩小時行程就可到達這裏……
軍委經過多方考慮，最後還採納了蘇聯專家意見，決定定點額濟納旗地區。
自己雖然有不同意見，但軍委作了決策，就要無條件執行。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孫繼先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和作風。此次定點，軍委決定後，他再沒有說過二話。隻是當他離休後，聽說基地的家屬孩子上學等問題還是不能很好解決的時候，他說過，要是把點定在銀川附近就沒有這問題了。
他第一次來到了戈壁灘，真正見識了“風吹石頭跑，遍地不長草，天空飛鳥絕，大雁不落腳”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罵這裏的條件惡劣。孫繼先低頭不說話。
在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青山頭”，他開口說話了，指著一片綠陰問：
“這裏為什麽是綠的?”
同行的人告訴他，祁連山融化的雪水從較深的地層流經這裏滲了出來，使這座孤零零的小出頭披上了綠裝。
他沉思良久，說：“這叫我想起在南京軍事學院時劉伯承元帥提出的口號‘幹在石頭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個口號——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他百年之後，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頭”一側的烈士陵園。
“伸手派”
孫繼先曾經和人們說起基地初創時的情況，說：“我那時是一個光杆司令，既沒有政委，又沒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錢，要設備。為要人，我幾乎踏破了總幹部部的門檻。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長……”
在孫繼先受命組建飛彈實驗基地任務時，國防部成立了一個“五部”。部長萬毅負責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孫繼先去萬毅部長那裏“匯報”，萬部長心知肚明，說：“你找我，是要人要錢。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錢，我到哪裏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總政治部要，要錢嘛，恐怕找總長也不行，總長拿不出那麽多錢，隻能去找總理了!”
孫繼先又到羅瑞卿那裏“匯報”，羅總長倒幹脆，說：“我們一起去找總理吧!”
總理對發展我國的飛彈事業非常重視。在經濟狀況相當緊張的情況下一下子批了五個億，主要用於基地的基本建設，包括修專線鐵路、軍用公路和全部設備的安裝費用等等(這裏不包括購買蘇聯設備的費用，購設備屬國家大項目，是由基地報計劃，從外貿部出錢購買)。當時，周總理、羅總長用了很大精力親自抓基地建，國家有再大的困難，也要保證基地的建設。特別是周總理，頻繁召見孫繼先，詢問基地建設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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