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在學員中間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傳到了他的耳朵裏——
“這麽搞，我們吃不消!”
“這樣考下去，我們要考糊了!”
當時聽了這些話，他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對學員就是要嚴格要求，特別是青年學員。後來學習了中共中央的5個整風文件，劉伯承也看到這些東西對我們的教學是有害的，就要求有關部門作了改正，使之更適合我軍院校的實際情況。
正當軍事學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時，事情發生了突然的變化——
這涉及另外兩位元帥——彭德懷和林彪。
這兩位元帥在共和國的曆史上都是聲名顯赫的。一個以為民請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個以搶班奪權，身敗名裂而遺臭萬年。
1957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帶工作組到了南京的軍事學院。
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當時他們作出的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是不公正的，是有問題的。
他們在寫給中央和軍委的報告中說：
“……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選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製度照顧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長製’的精神。
“……從學院方麵來說，在成立6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習5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
此時，劉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嚴冬，劉伯承元帥就因腦病離開了軍事學院。由於身體原因離開自己親手創辦的高等軍事學府，劉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風中，他對送行的同誌們說：“看來今後我隻能當個名譽院長了。”
說這話時，他眼含著淚，別人更是眼含著淚。
劉帥人離開了軍事學院，心還在那裏。他時常為學院的事牽腸掛肚。當他聽說了國防部的報告之後，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潔白的病房裏，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條主義的東西呢?是不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呢?
剛剛開始時，嚴格按照蘇聯的操典，後來看到有的學員是有些吃不消，對這些東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動，這些就是教條主義嗎?
如果說在學習蘇聯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麵有些生搬硬套的話，那也不能冠之為教條主義。
雖說有些想不通，但他還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檢討這些問題。
那些日子，劉伯承總是睡不安穩。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先後給有關人士寫了好幾封信，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寫信給在學院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和鍾期光副政委，要求他們認真貫徹彭德懷等同誌的指示，“黨委作深入研究，集體討論，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再經過群眾路線，必有成就”。
軍事學院黨委很快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雖然他們不同意國防部的報告的主要觀點，但還是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對學院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問題作了認真的檢查。
這時在北京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工作的蕭克上將對彭德懷的報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彭總對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問題的估計過於嚴重了，問題隻是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有一些不適應。
當時，黨內軍內的風氣還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見還是可以提的，蕭克將軍上書彭德懷，公開對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特別不能同意彭德懷在一篇將要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把“正規化、現代化”和“現代化、革命化”對立起來，他認定這樣提是十分有害的。
……
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擺到桌麵上來，爭論個麵紅耳赤，分出個青紅皂白，這在黨內是允許的。可怕的是別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條主義的事情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一場所謂的“路線鬥爭”。
幾乎是在劉伯承給軍事學院的有關領導寫信的同時，北京的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四級幹部會議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這裏有必要向讀者多說兩句，訓練總監部是建國初期軍委所屬的一個部，在反教條主義後撤銷了。首任部長是劉伯承，後來是葉劍英元帥代理部長，再後來是蕭克將軍任部長。
因為訓練總監部主管全軍的教育和訓練，他們對軍事學院反“教條主義”也是很敏感的。
當時訓練總監部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幾年的軍事訓練和教學的成績是主要的，教條主義是小的失誤;另一種意見卻認為教條主義是相當嚴重的，嚴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對一個問題有尖銳對立的看法也是難免的，但是這種不同意見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會出現誰也預想不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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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麽搞，我們吃不消!”
“這樣考下去，我們要考糊了!”
當時聽了這些話，他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對學員就是要嚴格要求，特別是青年學員。後來學習了中共中央的5個整風文件，劉伯承也看到這些東西對我們的教學是有害的，就要求有關部門作了改正，使之更適合我軍院校的實際情況。
正當軍事學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時，事情發生了突然的變化——
這涉及另外兩位元帥——彭德懷和林彪。
這兩位元帥在共和國的曆史上都是聲名顯赫的。一個以為民請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個以搶班奪權，身敗名裂而遺臭萬年。
1957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帶工作組到了南京的軍事學院。
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當時他們作出的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是不公正的，是有問題的。
他們在寫給中央和軍委的報告中說：
“……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選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製度照顧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長製’的精神。
“……從學院方麵來說，在成立6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習5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
此時，劉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嚴冬，劉伯承元帥就因腦病離開了軍事學院。由於身體原因離開自己親手創辦的高等軍事學府，劉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風中，他對送行的同誌們說：“看來今後我隻能當個名譽院長了。”
說這話時，他眼含著淚，別人更是眼含著淚。
劉帥人離開了軍事學院，心還在那裏。他時常為學院的事牽腸掛肚。當他聽說了國防部的報告之後，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潔白的病房裏，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條主義的東西呢?是不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呢?
剛剛開始時，嚴格按照蘇聯的操典，後來看到有的學員是有些吃不消，對這些東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動，這些就是教條主義嗎?
如果說在學習蘇聯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麵有些生搬硬套的話，那也不能冠之為教條主義。
雖說有些想不通，但他還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檢討這些問題。
那些日子，劉伯承總是睡不安穩。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先後給有關人士寫了好幾封信，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寫信給在學院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和鍾期光副政委，要求他們認真貫徹彭德懷等同誌的指示，“黨委作深入研究，集體討論，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再經過群眾路線，必有成就”。
軍事學院黨委很快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雖然他們不同意國防部的報告的主要觀點，但還是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對學院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問題作了認真的檢查。
這時在北京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工作的蕭克上將對彭德懷的報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彭總對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問題的估計過於嚴重了，問題隻是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有一些不適應。
當時，黨內軍內的風氣還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見還是可以提的，蕭克將軍上書彭德懷，公開對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特別不能同意彭德懷在一篇將要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把“正規化、現代化”和“現代化、革命化”對立起來，他認定這樣提是十分有害的。
……
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擺到桌麵上來，爭論個麵紅耳赤，分出個青紅皂白，這在黨內是允許的。可怕的是別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條主義的事情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一場所謂的“路線鬥爭”。
幾乎是在劉伯承給軍事學院的有關領導寫信的同時，北京的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四級幹部會議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這裏有必要向讀者多說兩句，訓練總監部是建國初期軍委所屬的一個部，在反教條主義後撤銷了。首任部長是劉伯承，後來是葉劍英元帥代理部長，再後來是蕭克將軍任部長。
因為訓練總監部主管全軍的教育和訓練，他們對軍事學院反“教條主義”也是很敏感的。
當時訓練總監部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幾年的軍事訓練和教學的成績是主要的，教條主義是小的失誤;另一種意見卻認為教條主義是相當嚴重的，嚴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對一個問題有尖銳對立的看法也是難免的，但是這種不同意見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會出現誰也預想不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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