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犯人中量刑最野蠻的是：敢向加爾文政治和宗教上的“一貫正確”挑戰的人。一個男人公開抗議改革者的宿命論主義，他被殘酷地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受鞭笞並放逐。一個印書商酒後抱怨加爾文，判處在放逐出城之前用熱烙鐵在他舌頭上穿孔。雅克·格魯特僅因管加爾文叫偽善者，先上拉肢刑然後處決。每一犯法行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會詳細地登錄在宗教法庭的記錄簿上。這樣，每一個公民的私生活就可以作為反對他本人的可靠證明。
如此夙夜匪懈的恐怖，其結果必然會使個人和群眾兩者的尊嚴感和活力掃除殆盡。在一個國家組織中，每個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盤問、檢查和判刑，他隨後就會知道那看不見的密探正在注視著他的所作所為，記錄著他的議論。無需通知，不問晝夜，公民的屋子應服從“訪問”。這樣，人們的精神就屈服了。一種群眾性的焦慮情緒接踵而來，甚至傳染給最勇敢者。最堅強的意誌因鬥爭無效而瓦解。多虧了著名的“教規”，加爾文的日內瓦成為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悲哀、畏縮和膽怯，沒有能力對抗加爾文大師的意見。
就過那麽幾年，日內瓦在這一教規下呈現出如此新貌。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樂的城市，現在好象被埋在棺罩之下了。色彩鮮明的服裝看不見了，代之以黃褐色。教堂鍾摟不再鳴鍾：快樂的歌聲不再在街道上蕩漾;家家戶戶象加爾文信徒禮拜之所那樣單調樸素。旅店人空，樂師不能再召集人們去跳舞;九柱戲不再能玩;骰子不再在桌上快樂地跳躍。舞廳已空，過去情侶們常去漫遊的暗巷已空寂無人。周複一周，隻有教堂一無陳設的內部，才是情侶們參加氣氛陰鬱寂靜集合的場所。整個城市呈現出象加爾文自己一樣憂鬱的麵貌，逐漸變得象他一樣令人討厭。或者是不自覺地模仿他的嚴酷、陰險和緘默。人民不複能自由地、心情愉快地到處漫遊;他們的眼睛不複閃爍著歡樂;他們的目光隻有恐懼，因為快樂有可能被誤會為情慾。他們不複無拘無束，因為他們害怕那可怕的人，而那人是永不快樂的。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他們學會了竊竊私語。因為他們的男女傭人可能就在房門外的鑰匙孔中竊聽。當害怕成為第二天性時，那被嚇破膽的就不斷地注意密探。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不要做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的任何事，諸如服飾或一句脫口而出的話。或者是快樂的麵容。避免引起懷疑;保持被人遺忘。日內瓦人在加爾文統治的後期，盡可能坐在家裏。因為在家裏，他們屋子的牆壁，以及門鞘門柵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防護他們免於窺探的眼睛和被人懷疑。但是，如果他們從窗口看出去，他們會看到幾個宗教法庭的巡捕在街上走過來，他們就吃驚地縮迴。因為說不定哪一個鄰居已經告發了他們。當市民們非出門不可時，他們躡手躡足偷偷摸摸地走，眼睛往下看，身體裹在黃褐色的外套裏，就好象他們是去參加聽布道或葬禮。甚至連孩子們，他們在這新教規中成長起來，也被“教誨課”徹底嚇昏了。他們不複象健康而快樂的小孩子那樣地做遊戲，而是象一隻踡縮著的一隻怕挨打的劣種狗一樣。他們萎頓得好象在半黑暗中從來得不到充分陽光的花兒一樣。
城市的節奏與時鍾的節奏一樣有規律，冷冰冰的嘀嗒之聲從來不會被喜慶佳節所打斷——單調、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訪問日內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會相信這城市在國喪期中。居民是那樣的冷淡和悲哀、那樣的沉默寡歡;精神氣氛是那樣的難以忍受。教規令人吃驚地維持著。但加爾文強加於日內瓦的這一不寬容的節製，是以喪失所有神聖的活力為代價的。除非有充分的、無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氣勃勃。雖然如此，加爾文還是創造了許多虔誠的公民、認真的神學家和卓越的學者，他們使城市名傳千古。但是，另一方麵甚至在加爾文死後兩個世紀，這羅訥河畔的城市，依然沒有世界弛名的畫家、沒有音樂家、沒有藝術家。為平凡捐棄了非凡;為徹底馴服的屈從捐棄了創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後，一個藝術家在日內瓦誕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獻身於反抗對個性的束縛。隻有藉助於他，藉助於這位讓·雅克.盧梭，藉助於日內瓦公民們充分的獨立性，日內瓦才能夠從加爾文強加於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奧出場
一個獨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愛戴。那些提出恐怖統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認為恐怖是正當的。毫無疑問，在加爾文剛迴到日內瓦時，自由市民和地方當局都對其十分欽佩。看來他感動了各方麵的人士。因為隻有一個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無上的，所有的人隻好被迫讓那獨裁者堅決地推向他的目標。把他召迴來統治自己的大多數人，被統一陶醉得暈頭轉向。很快，一個比較嚴肅的氣氛開始了。把加爾文召迴以恢複秩序的人們由於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們以為一旦這一兇惡的獨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於他對道德的熱忱，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不那麽殘酷。然而事實正相反。“教規”一天比一天嚴格。加爾文完全不放鬆控製，完全不說一句話感謝他的居民放棄個人自由和快樂，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他們深感失望的是：加爾文宣稱要在絞刑台上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在這之後，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裏建立起來。日內瓦人終於認識到：他們不是如所希望的召來一個能在思想上恢複生機的人，而是讓一個將鐐銬加在他們自由之上的人迴城，他越來越殘酷地實行高壓措施。到最後，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隨者也疏遠開來。
對加爾文的不滿在幾個月之內重新抬頭。他自吹自擂的、夢寐求之的“教規”似乎比現實更有誘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還對之歡唿的人現在開始抱怨了。但是，動搖一個獨裁者的威望需要有顯而易見和易於懂得的理由。加爾文很快就提供了這一理由。日內瓦人開始懷疑宗教法庭的一貫正確是在大瘟疫期間(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於荒蕪)。正是那些傳教士們，大聲宣稱並極力主張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內一定要請到一個牧師在側。當時，有一個牧師傳染到了疾病。於是傳教士們就撒手不管，讓傳染病院裏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當局白費力氣試圖至少找到一個願意“訪問和安慰在瘟疫醫院裏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員。但除卡斯特利奧外沒人願意去。卡斯特利奧是一個經學院的院長，由於不是宗教法庭成員而未受委託與病人作伴。但加爾文卻示意他的同事們宣稱，加爾文是“需要的”，公開主張他“不能為了幫助局部而削弱整個教會”。其他傳教士雖然沒擔負加爾文那樣重要的使命，也一樣小心翼翼地避開危險。市行政會徒然地向這些膽怯的牧師們求助。當時對傳教士們有一個直率的批評：“他們寧願吊死也不去傳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內瓦宗教改革的傳教士們，由加爾文領頭，出席了市行政會的一次會議。他們無恥地招認，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勇氣進入傳染病院，雖然他們知道兇日也好，吉日也好，傳染病院才是他們為上帝和教會服務的合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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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夙夜匪懈的恐怖，其結果必然會使個人和群眾兩者的尊嚴感和活力掃除殆盡。在一個國家組織中，每個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盤問、檢查和判刑，他隨後就會知道那看不見的密探正在注視著他的所作所為，記錄著他的議論。無需通知，不問晝夜，公民的屋子應服從“訪問”。這樣，人們的精神就屈服了。一種群眾性的焦慮情緒接踵而來，甚至傳染給最勇敢者。最堅強的意誌因鬥爭無效而瓦解。多虧了著名的“教規”，加爾文的日內瓦成為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悲哀、畏縮和膽怯，沒有能力對抗加爾文大師的意見。
就過那麽幾年，日內瓦在這一教規下呈現出如此新貌。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樂的城市，現在好象被埋在棺罩之下了。色彩鮮明的服裝看不見了，代之以黃褐色。教堂鍾摟不再鳴鍾：快樂的歌聲不再在街道上蕩漾;家家戶戶象加爾文信徒禮拜之所那樣單調樸素。旅店人空，樂師不能再召集人們去跳舞;九柱戲不再能玩;骰子不再在桌上快樂地跳躍。舞廳已空，過去情侶們常去漫遊的暗巷已空寂無人。周複一周，隻有教堂一無陳設的內部，才是情侶們參加氣氛陰鬱寂靜集合的場所。整個城市呈現出象加爾文自己一樣憂鬱的麵貌，逐漸變得象他一樣令人討厭。或者是不自覺地模仿他的嚴酷、陰險和緘默。人民不複能自由地、心情愉快地到處漫遊;他們的眼睛不複閃爍著歡樂;他們的目光隻有恐懼，因為快樂有可能被誤會為情慾。他們不複無拘無束，因為他們害怕那可怕的人，而那人是永不快樂的。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他們學會了竊竊私語。因為他們的男女傭人可能就在房門外的鑰匙孔中竊聽。當害怕成為第二天性時，那被嚇破膽的就不斷地注意密探。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不要做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的任何事，諸如服飾或一句脫口而出的話。或者是快樂的麵容。避免引起懷疑;保持被人遺忘。日內瓦人在加爾文統治的後期，盡可能坐在家裏。因為在家裏，他們屋子的牆壁，以及門鞘門柵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防護他們免於窺探的眼睛和被人懷疑。但是，如果他們從窗口看出去，他們會看到幾個宗教法庭的巡捕在街上走過來，他們就吃驚地縮迴。因為說不定哪一個鄰居已經告發了他們。當市民們非出門不可時，他們躡手躡足偷偷摸摸地走，眼睛往下看，身體裹在黃褐色的外套裏，就好象他們是去參加聽布道或葬禮。甚至連孩子們，他們在這新教規中成長起來，也被“教誨課”徹底嚇昏了。他們不複象健康而快樂的小孩子那樣地做遊戲，而是象一隻踡縮著的一隻怕挨打的劣種狗一樣。他們萎頓得好象在半黑暗中從來得不到充分陽光的花兒一樣。
城市的節奏與時鍾的節奏一樣有規律，冷冰冰的嘀嗒之聲從來不會被喜慶佳節所打斷——單調、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訪問日內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會相信這城市在國喪期中。居民是那樣的冷淡和悲哀、那樣的沉默寡歡;精神氣氛是那樣的難以忍受。教規令人吃驚地維持著。但加爾文強加於日內瓦的這一不寬容的節製，是以喪失所有神聖的活力為代價的。除非有充分的、無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氣勃勃。雖然如此，加爾文還是創造了許多虔誠的公民、認真的神學家和卓越的學者，他們使城市名傳千古。但是，另一方麵甚至在加爾文死後兩個世紀，這羅訥河畔的城市，依然沒有世界弛名的畫家、沒有音樂家、沒有藝術家。為平凡捐棄了非凡;為徹底馴服的屈從捐棄了創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後，一個藝術家在日內瓦誕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獻身於反抗對個性的束縛。隻有藉助於他，藉助於這位讓·雅克.盧梭，藉助於日內瓦公民們充分的獨立性，日內瓦才能夠從加爾文強加於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奧出場
一個獨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愛戴。那些提出恐怖統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認為恐怖是正當的。毫無疑問，在加爾文剛迴到日內瓦時，自由市民和地方當局都對其十分欽佩。看來他感動了各方麵的人士。因為隻有一個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無上的，所有的人隻好被迫讓那獨裁者堅決地推向他的目標。把他召迴來統治自己的大多數人，被統一陶醉得暈頭轉向。很快，一個比較嚴肅的氣氛開始了。把加爾文召迴以恢複秩序的人們由於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們以為一旦這一兇惡的獨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於他對道德的熱忱，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不那麽殘酷。然而事實正相反。“教規”一天比一天嚴格。加爾文完全不放鬆控製，完全不說一句話感謝他的居民放棄個人自由和快樂，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他們深感失望的是：加爾文宣稱要在絞刑台上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在這之後，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裏建立起來。日內瓦人終於認識到：他們不是如所希望的召來一個能在思想上恢複生機的人，而是讓一個將鐐銬加在他們自由之上的人迴城，他越來越殘酷地實行高壓措施。到最後，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隨者也疏遠開來。
對加爾文的不滿在幾個月之內重新抬頭。他自吹自擂的、夢寐求之的“教規”似乎比現實更有誘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還對之歡唿的人現在開始抱怨了。但是，動搖一個獨裁者的威望需要有顯而易見和易於懂得的理由。加爾文很快就提供了這一理由。日內瓦人開始懷疑宗教法庭的一貫正確是在大瘟疫期間(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於荒蕪)。正是那些傳教士們，大聲宣稱並極力主張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內一定要請到一個牧師在側。當時，有一個牧師傳染到了疾病。於是傳教士們就撒手不管，讓傳染病院裏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當局白費力氣試圖至少找到一個願意“訪問和安慰在瘟疫醫院裏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員。但除卡斯特利奧外沒人願意去。卡斯特利奧是一個經學院的院長，由於不是宗教法庭成員而未受委託與病人作伴。但加爾文卻示意他的同事們宣稱，加爾文是“需要的”，公開主張他“不能為了幫助局部而削弱整個教會”。其他傳教士雖然沒擔負加爾文那樣重要的使命，也一樣小心翼翼地避開危險。市行政會徒然地向這些膽怯的牧師們求助。當時對傳教士們有一個直率的批評：“他們寧願吊死也不去傳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內瓦宗教改革的傳教士們，由加爾文領頭，出席了市行政會的一次會議。他們無恥地招認，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勇氣進入傳染病院，雖然他們知道兇日也好，吉日也好，傳染病院才是他們為上帝和教會服務的合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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