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江寒見到了這個人。
此人是二蛋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巍巍，是高層集體學習、討論和交流會議的常客，此人的口才了得，說話慢斯條理，但是感染性極強，加上麵相憨厚，很容易取得大家的信任。
張巍巍並非一個人來，他也不是主角，主角是外交部副部長和一個駐外大使。
兩名官員與江寒客氣了幾句就沒有了話，所有的話題都是由張巍巍來挑起。
“江書記，您對我們的外交策略如何看？”談了半小時之後，張巍巍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話題。
“外交策略？我們的外交策略，就如同如何看待長城、如何運用長城一樣，一定要靈活，可進可退，可防可攻，攻防自如，要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地緣政治的變化而定。”
“長城，凝聚和濃縮中華民族的精神，隱忍與進取，待時而動。”張巍巍說道。
喬扭頭看了看江寒，他沒想到張巍巍的觀點居然與之前不同了。
江寒對此人很了解，這個人嘛，什麽左，什麽右，他是不左不右、時左時右，左邊占上風他就左，右邊占上風他就右，是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當前，國家在外交方麵顯得很強硬，從部長到幾個新聞發言人都很剛，利用一切場合指責西方特別是指責美國的做法。這讓國內的群眾大唿過癮，一個個都有揚眉毛吐氣的快感。但是隨之而來的隱憂，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
“您覺得，我們的外交策略，特別是對美西方，是到了進取或者說是進擊的時候了？”江寒問完，外交部兩位官員的眉毛一揚。
張巍巍幾乎毫不猶豫：“不能說進擊，進取這個詞是可以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外交上處處受製的局麵結束了。我們的綜合國力上來了，特別是我們的gdp成為世界第二，直追美國。美國正在衰落，而我們正在上升，我們全麵超越美國可以說是指日可待。”
江寒道：“gdp？gdp算個屁？”
張巍巍沒料到江寒突然來了一句粗話，一時愕然。
“gdp上去了，就等於我們強大了？開玩笑！”江寒道：“1853年之前的中國，從來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甲午戰爭時，我們的gdp遠超日本，不也一敗塗地？！”
“1913年，我們就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gdp全球第二！可是，不管是1853年的第一，還是1913年的第二，有什麽實質意義？當時的中國真的就富強嗎？當時gdp第一或第二，隻能代表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在那一曆史時期種地種不過我們，其他能說明什麽？”
張巍巍沒想到江寒言辭會如此激烈，也知道江寒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研究，再說下去就大失麵子，馬上轉移話題：
“我也不是gdp決定論，gdp隻是一個方麵。我剛才說的，我們是在全方位上升，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麵都在飛速提升。麵對美西方國家的挑釁，我們一定要自立自強。”
“張院長，自強沒錯，但不能自大。我們才過幾年好日子，就立馬按捺不住了？就立馬向全世界宣布，我們要擴大話語權了？”
“從尼克鬆訪華以來，我們經過了三十年的努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正在發生改變，很多人認為，中國不同於過去的蘇聯。這為我們的發展贏得了極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如果沒有這種環境，我們的改革不可能到這個程度，我們的經濟也不可能發展得這麽好，總書記也講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強調，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
佐利克強調：“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係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係。”
基於對中國的這一認識，佐利克提出將中國定位為是美國的“利益攸關者”。
這些情況說明，新時期中國對外戰略目標的調整，已被美國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國人所認識、所承認，這對我們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有益的。
“當然美國還存在對中國抱冷戰思維的敵對力量，我們不能喪失警惕，並要有所準備。我們的對外政策和舉動，應著眼於擴大前一種理性的力量，而不要為後一種敵對力量提供借口，提供醜化妖魔化中國的把柄。”
幾人又是一個沒想到，江寒對於外交史還真有研究。
“我們的外交策略，早已經是明確和既定的。鄧公早就說了三個詞：韜光養晦、決不扛旗、決不當頭。”
“韜光養晦，是什麽意思？就是不要出風頭，再說白一點，那就是實力不夠，不要瞎湊。不能為了麵子，而失了裏子。要隱忍！美國四處找事，到處挑事，找我們國家的茬也很正常，但我們不能一時衝動就真跟人家鬧翻。”
“鄧公說決不扛旗、決不當頭，這就包括了不扛世界社會主義這麵大旗，不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頭。”
“鄧公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鄧公之後我們延續了這種外交思想，對外實行‘和諧外交’、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黨中央提出：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製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而努力。”
“過去，鄧公曾講，不要討論什麽姓社姓資的問題，其實就是在淡化意識形態鬥爭，把精力都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才得以推進，經濟社會得以全麵發展。這才過去了幾年啊，我們就嘚瑟起來了，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
此人是二蛋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巍巍，是高層集體學習、討論和交流會議的常客，此人的口才了得，說話慢斯條理，但是感染性極強，加上麵相憨厚，很容易取得大家的信任。
張巍巍並非一個人來，他也不是主角，主角是外交部副部長和一個駐外大使。
兩名官員與江寒客氣了幾句就沒有了話，所有的話題都是由張巍巍來挑起。
“江書記，您對我們的外交策略如何看？”談了半小時之後，張巍巍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話題。
“外交策略？我們的外交策略，就如同如何看待長城、如何運用長城一樣，一定要靈活，可進可退，可防可攻，攻防自如，要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地緣政治的變化而定。”
“長城，凝聚和濃縮中華民族的精神，隱忍與進取，待時而動。”張巍巍說道。
喬扭頭看了看江寒，他沒想到張巍巍的觀點居然與之前不同了。
江寒對此人很了解，這個人嘛，什麽左，什麽右，他是不左不右、時左時右，左邊占上風他就左，右邊占上風他就右，是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當前，國家在外交方麵顯得很強硬，從部長到幾個新聞發言人都很剛，利用一切場合指責西方特別是指責美國的做法。這讓國內的群眾大唿過癮，一個個都有揚眉毛吐氣的快感。但是隨之而來的隱憂，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
“您覺得，我們的外交策略，特別是對美西方，是到了進取或者說是進擊的時候了？”江寒問完，外交部兩位官員的眉毛一揚。
張巍巍幾乎毫不猶豫：“不能說進擊，進取這個詞是可以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外交上處處受製的局麵結束了。我們的綜合國力上來了，特別是我們的gdp成為世界第二，直追美國。美國正在衰落，而我們正在上升，我們全麵超越美國可以說是指日可待。”
江寒道：“gdp？gdp算個屁？”
張巍巍沒料到江寒突然來了一句粗話，一時愕然。
“gdp上去了，就等於我們強大了？開玩笑！”江寒道：“1853年之前的中國，從來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甲午戰爭時，我們的gdp遠超日本，不也一敗塗地？！”
“1913年，我們就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gdp全球第二！可是，不管是1853年的第一，還是1913年的第二，有什麽實質意義？當時的中國真的就富強嗎？當時gdp第一或第二，隻能代表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在那一曆史時期種地種不過我們，其他能說明什麽？”
張巍巍沒想到江寒言辭會如此激烈，也知道江寒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研究，再說下去就大失麵子，馬上轉移話題：
“我也不是gdp決定論，gdp隻是一個方麵。我剛才說的，我們是在全方位上升，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麵都在飛速提升。麵對美西方國家的挑釁，我們一定要自立自強。”
“張院長，自強沒錯，但不能自大。我們才過幾年好日子，就立馬按捺不住了？就立馬向全世界宣布，我們要擴大話語權了？”
“從尼克鬆訪華以來，我們經過了三十年的努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正在發生改變，很多人認為，中國不同於過去的蘇聯。這為我們的發展贏得了極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如果沒有這種環境，我們的改革不可能到這個程度，我們的經濟也不可能發展得這麽好，總書記也講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強調，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
佐利克強調：“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係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係。”
基於對中國的這一認識，佐利克提出將中國定位為是美國的“利益攸關者”。
這些情況說明，新時期中國對外戰略目標的調整，已被美國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國人所認識、所承認，這對我們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有益的。
“當然美國還存在對中國抱冷戰思維的敵對力量，我們不能喪失警惕，並要有所準備。我們的對外政策和舉動，應著眼於擴大前一種理性的力量，而不要為後一種敵對力量提供借口，提供醜化妖魔化中國的把柄。”
幾人又是一個沒想到，江寒對於外交史還真有研究。
“我們的外交策略，早已經是明確和既定的。鄧公早就說了三個詞：韜光養晦、決不扛旗、決不當頭。”
“韜光養晦，是什麽意思？就是不要出風頭，再說白一點，那就是實力不夠，不要瞎湊。不能為了麵子，而失了裏子。要隱忍！美國四處找事，到處挑事，找我們國家的茬也很正常，但我們不能一時衝動就真跟人家鬧翻。”
“鄧公說決不扛旗、決不當頭，這就包括了不扛世界社會主義這麵大旗，不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頭。”
“鄧公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鄧公之後我們延續了這種外交思想，對外實行‘和諧外交’、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黨中央提出：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製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而努力。”
“過去，鄧公曾講，不要討論什麽姓社姓資的問題，其實就是在淡化意識形態鬥爭，把精力都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才得以推進，經濟社會得以全麵發展。這才過去了幾年啊，我們就嘚瑟起來了，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