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雪峰說道：“從去年到今年的經濟數據來看，我認可江處長的觀點。”
作為產業司的人，不能輕易地肯定或批評某個教授的觀點，畢竟代表了官方。產業司的人可以給各位專家提供各類數據，但不能隨便發表意見。
因為產業司的人一評論，差不多就相當於定調，專家們就不好再說話了。
專家們一議論，產業司、綜合司幾個主要執筆人就有些無所適從，感到誰說得都有道理。
畢竟，當下世界風雲變幻,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經濟危機迅速擴大，對於所有人來講，未來都是一團迷霧。
江寒一來，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可以就某個教授的觀點發表議，可以否定，可以肯定。這樣一來，既可以激發大家的討論，又能夠控製住大致的方向。
半個月時間以來，大家圍著國民經濟三駕馬車爭論不休，特別是對於如何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大家各執一詞。
而江寒通過否定和批評孫治平關於民族劣根性，闡明了當下為什麽消費刺激不動、內需拉不起來的原因。
現在看，這個問題並不難想，關鍵是大家的思維陷入了一種誤區，江寒一來，幾句話就捋得一清二楚。
比如說，國務院先後多次下發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政策，大部分人都持這樣的觀點：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很重要，空間非常大，要不然國務院不會三番五次地下發文件。
但是江寒卻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如果說刺激消費的空間大，那麽拉動內需的難度就變小，國務院下一次文件就夠了。
而事實上，國務院下文件有8次之多，且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措施一次比一次實，含金量越來越高，但仍然收效不大。
這充分說明刺激消費、拉動內需沒有多少空間，甚至是白費力氣。
江寒還分析了為什麽刺激不動、拉動不了，從外部到內部，從群眾的收入水平到國家的保障水平，讓人不得不信服。
清花大學教授孫治平一向是這個小組的意見領袖，不管水平如何，關鍵是他的牌子比較唬人，畢竟是來自中國top2高校。
之前，在與專家們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對孫治平還算是畢竟尊重。
哪知道今天來了一個愣頭青，抓住自己言語當中的某個詞句大加撻伐！
雖然自己的那句話稍微偏激一些，但這小子算是抓住不放了。
等到這小子講完，正想找了一個相關的話題跟這小子辯論一番，怎麽說也要找迴場子、找迴一點臉麵。
誰知道他剛剛咳嗽一聲，產業司的孔雪峰上來就認可這小子觀點！
這樣一來，話題不能轉移了，而且也不好跟這小子為難了。
秦懷禮道：“我覺得江處長說得有一定道理。那麽，我們現在就把方向定一下。就是以中國為中心，以救市為核心，圍繞投資做文章。”
秦懷禮是這裏官職最高的，半個月以來，他是第一次對於大家的討論研究做出了決定。
接下來，大家討論的內容就簡單多了，就是用什麽方式來投，投資多少，往哪裏投。
“對，對，對，我覺得秦司長說得很對。江處長剛才講的，對我啟發也非常大！”
剛才那個因為美債問題而被江寒糾正和補充的專家，來自滬上一所高校，名叫張文祥，因為江寒剛剛懟了清花大學的孫治平，剛才那一點點不快立馬消失了。
“國家和地方財政出資建設社會基礎設施，從而拉動國內經濟的舉措，是國家應對經濟蕭條的主要手段之一。上世紀20年代，美國為應對大蕭條，推出開工建設胡佛水壩，這樣既解決了就業，也帶動原材的的市場需求，是很好的振興經濟措施。”
“因此，加大公共投資，這是我們救市的重中之重。”
“對，我也同意江處長的觀點，加大投資。因為當前全球正處於經濟下行周期，老百姓手裏都緊巴巴的，國內消費需求明顯呈現疲軟態勢；與此同時，國際局勢變幻莫測，也給我們的出口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調節經濟、提振市場最終的著力點就隻能落在投資上。”
“我認為加大投資的重點要放在基建上，”又一個教授緊接著發言：“基建項目涉及的上下遊企業眾多，一個基建項目的落地很可能就會救活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隻要企業收到了項目貨款，手裏資金充足，才能進行正常周轉運營，支持經濟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等到基建修建完工，又可以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使用，到時候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增加政府稅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江寒知道，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基礎建設的投資也是如此。
經濟疲軟時搞基建這套理論最初源於凱恩斯，當時凱恩斯的提議十分簡單粗暴，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加大投資力度，給社會上的閑散勞動力“安排”就業，哪怕讓一波人挖坑，另一波人再給填上都行。
這種為了搞基建而搞基建的做法，在實際應用中則會引發基建工程使用效率低甚至閑置的情況。
投資基建的錢都是政府通過發行地方債券募集而來的，這種“一個人挖坑一個人填坑”的做法隻是在加大政府的債務，並沒有為經濟發展帶來什麽積極的作用。
如果一味地加大投資，無視經濟結構的均衡，很容易造成投資在經濟中占比過大，從而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
江寒也清楚，這四萬億投資的初心是好的，但最後導致的結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2008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的體製、社會、經濟都出現了問題，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這一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稅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等議題，希望透過深化市場機製的方式“修理”已出現的“故障”。有不少有識之士當年就大聲疾唿：放棄保八、藏富於民。
但是，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打亂了改革的步調，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此後，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商品市場都在向著政府、國企靠攏，甚至可以說連續30年的改革開放“開起了倒車”：政府辦市場。
這與容基時代的國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兩會”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
作為產業司的人，不能輕易地肯定或批評某個教授的觀點，畢竟代表了官方。產業司的人可以給各位專家提供各類數據，但不能隨便發表意見。
因為產業司的人一評論，差不多就相當於定調，專家們就不好再說話了。
專家們一議論，產業司、綜合司幾個主要執筆人就有些無所適從，感到誰說得都有道理。
畢竟，當下世界風雲變幻,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經濟危機迅速擴大，對於所有人來講，未來都是一團迷霧。
江寒一來，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可以就某個教授的觀點發表議，可以否定，可以肯定。這樣一來，既可以激發大家的討論，又能夠控製住大致的方向。
半個月時間以來，大家圍著國民經濟三駕馬車爭論不休，特別是對於如何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大家各執一詞。
而江寒通過否定和批評孫治平關於民族劣根性，闡明了當下為什麽消費刺激不動、內需拉不起來的原因。
現在看，這個問題並不難想，關鍵是大家的思維陷入了一種誤區，江寒一來，幾句話就捋得一清二楚。
比如說，國務院先後多次下發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政策，大部分人都持這樣的觀點：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很重要，空間非常大，要不然國務院不會三番五次地下發文件。
但是江寒卻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如果說刺激消費的空間大，那麽拉動內需的難度就變小，國務院下一次文件就夠了。
而事實上，國務院下文件有8次之多，且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措施一次比一次實，含金量越來越高，但仍然收效不大。
這充分說明刺激消費、拉動內需沒有多少空間，甚至是白費力氣。
江寒還分析了為什麽刺激不動、拉動不了，從外部到內部，從群眾的收入水平到國家的保障水平，讓人不得不信服。
清花大學教授孫治平一向是這個小組的意見領袖，不管水平如何，關鍵是他的牌子比較唬人，畢竟是來自中國top2高校。
之前，在與專家們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對孫治平還算是畢竟尊重。
哪知道今天來了一個愣頭青，抓住自己言語當中的某個詞句大加撻伐！
雖然自己的那句話稍微偏激一些，但這小子算是抓住不放了。
等到這小子講完，正想找了一個相關的話題跟這小子辯論一番，怎麽說也要找迴場子、找迴一點臉麵。
誰知道他剛剛咳嗽一聲，產業司的孔雪峰上來就認可這小子觀點！
這樣一來，話題不能轉移了，而且也不好跟這小子為難了。
秦懷禮道：“我覺得江處長說得有一定道理。那麽，我們現在就把方向定一下。就是以中國為中心，以救市為核心，圍繞投資做文章。”
秦懷禮是這裏官職最高的，半個月以來，他是第一次對於大家的討論研究做出了決定。
接下來，大家討論的內容就簡單多了，就是用什麽方式來投，投資多少，往哪裏投。
“對，對，對，我覺得秦司長說得很對。江處長剛才講的，對我啟發也非常大！”
剛才那個因為美債問題而被江寒糾正和補充的專家，來自滬上一所高校，名叫張文祥，因為江寒剛剛懟了清花大學的孫治平，剛才那一點點不快立馬消失了。
“國家和地方財政出資建設社會基礎設施，從而拉動國內經濟的舉措，是國家應對經濟蕭條的主要手段之一。上世紀20年代，美國為應對大蕭條，推出開工建設胡佛水壩，這樣既解決了就業，也帶動原材的的市場需求，是很好的振興經濟措施。”
“因此，加大公共投資，這是我們救市的重中之重。”
“對，我也同意江處長的觀點，加大投資。因為當前全球正處於經濟下行周期，老百姓手裏都緊巴巴的，國內消費需求明顯呈現疲軟態勢；與此同時，國際局勢變幻莫測，也給我們的出口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調節經濟、提振市場最終的著力點就隻能落在投資上。”
“我認為加大投資的重點要放在基建上，”又一個教授緊接著發言：“基建項目涉及的上下遊企業眾多，一個基建項目的落地很可能就會救活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隻要企業收到了項目貨款，手裏資金充足，才能進行正常周轉運營，支持經濟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等到基建修建完工，又可以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使用，到時候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增加政府稅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江寒知道，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基礎建設的投資也是如此。
經濟疲軟時搞基建這套理論最初源於凱恩斯，當時凱恩斯的提議十分簡單粗暴，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加大投資力度，給社會上的閑散勞動力“安排”就業，哪怕讓一波人挖坑，另一波人再給填上都行。
這種為了搞基建而搞基建的做法，在實際應用中則會引發基建工程使用效率低甚至閑置的情況。
投資基建的錢都是政府通過發行地方債券募集而來的，這種“一個人挖坑一個人填坑”的做法隻是在加大政府的債務，並沒有為經濟發展帶來什麽積極的作用。
如果一味地加大投資，無視經濟結構的均衡，很容易造成投資在經濟中占比過大，從而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
江寒也清楚，這四萬億投資的初心是好的，但最後導致的結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2008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的體製、社會、經濟都出現了問題，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這一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稅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等議題，希望透過深化市場機製的方式“修理”已出現的“故障”。有不少有識之士當年就大聲疾唿：放棄保八、藏富於民。
但是，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打亂了改革的步調，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此後，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商品市場都在向著政府、國企靠攏，甚至可以說連續30年的改革開放“開起了倒車”：政府辦市場。
這與容基時代的國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兩會”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