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年原本以為自己被抓還是因為跟戴山見麵的事情，可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完全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樣，做夢都沒料到自己居然會牽扯到謀殺案。
雖然明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可還是忍不住感到驚恐。
因為他明白自己肯定是被人算計了，並且算計他的人恐怕還不僅僅隻有徐世軍一個人。
如果沒有張福平的證詞，警察也不可能僅憑徐世軍的一麵之詞就抓人，而張福平在此之前跟他素不相識，根本談不上個人恩怨，可他為什麽要指證自己雇他謀害徐世軍呢？
這背後肯定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暗中操控，隻是一時還猜不透這個陰謀背後的真正意圖。
不過，他猜測家裏人應該已經知道他沒抓的原因了。
因為他在被抓之前的那個下午曾經給姚鵬打過電話，告訴他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跟顧紅私下取得聯係。
姚鵬雖然隻是派出所的一個所長，但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曾經在公安係統工作，想必搞清楚自己被抓的原因應該不是難事。
然而，一天過去了，李新年並沒有得到來自外界的任何消息，盼望中的律師也沒有露麵，並且周興海也沒有再來審問過他。
吃過早飯之後，那個昨天拿走他手機的那個女警倒是來了。
女警交給他幾張紙和一支碳素筆，讓他把徐世軍發生車禍後跟他說過的話以及他和餘小曼在馬達縣的活動包括後來去馬達縣香溪鎮見張福平的經過詳細寫一個書麵材料。
李新年明白警察是想通過他的口供和書麵材料尋找其中前後矛盾之處，所以，他也不打算隱瞞什麽細節，隻要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相信警察也找不到什麽漏洞。
不過，寫著寫著，腦子裏忽然產生了一個疑問：
徐世軍出車禍之後並沒有馬上昏迷並且聽見兩個男人對話這件事並沒有幾個人知道，扳著指頭算算，除了徐世軍的家裏人之外，也隻有自己和姚鵬知道。
而張福平更不可能知道這件事，否則出於安全考慮，他和那個男人說不定當場就把徐世軍結果了。
可問題是，如果有人收買徐世軍指控自己的話，那這個人必須提前知道徐世軍那天晚上聽見了兩個男人的對話，否則怎麽能和張福平的指證前後保持一致呢？
難道徐世軍把那天晚上聽見兩個男人談話的內容還告訴過別人？而這個人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然後買通徐世軍和張福平陷害自己？
可從那天徐世軍在家裏歇斯底裏發作時候說的話來看，當時他並沒有流露出這場車禍是針對他的意思。
實際上，他當時之所以暴跳如雷完全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連累而已，目的也無非是想得到一定的賠償。
那徐世軍究竟是什麽時候改變主意、非要把兩個男人的對話內容編造成是針對他的一場謀殺呢？
這麽一想，李新年不禁想起了那天去馬達縣處理車禍後事的時候跟馬達縣公安局副局長焦友軍的談話內容。
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焦友軍告訴他，張福平之所以主動交出了這筆錢是因為警方謊稱行車記錄儀已經修複，所以張福平萬般無奈才交出了那筆錢。
可現在想想，焦友軍的話就有點問題了，當然，問題還不僅僅是因為焦友軍說的話，而是在於張福平的反應也不正常。
試想，張福平很清楚自己跟同夥在現場說過什麽話，他們當時恐怕壓根就沒有想到行車記錄儀這件事，否則也就不可能說話了。
也許，張福平有可能都不知道行車記錄儀是什麽玩意，除非是警方告訴了他。
可如果他相信警方真的修複了行車記錄儀，那就不僅僅是拿出錢的問題了。
而是他應該意識到自己和同夥製造了那場車禍的罪行已經暴露的問題，難道交出那筆錢就萬事大吉了？
除非警方明確告訴他行車記錄儀隻記錄到了他拿走車上錢的時候說過的話，先前說過的話都沒有被記錄到。
但這可能嗎？
這麽看來，應該是焦友軍說的話有問題，當然，他當時也沒有說的很詳細，但他的意思顯然是說張福平主動交出錢完全是因為迫於行車記錄儀的壓力。
可張福平為什麽就不擔心警方會聽見他跟同夥在現場說的其他內容呢？
想起這件事，李新年不禁又迴憶起了那天說的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他記得自己曾經告訴過焦友軍，徐世軍在出車禍之後並沒有馬上失去知覺，而是清楚地知道有兩個男人去了現場，並且聽見了他們說話的聲音。
李新年記得當時焦友軍急忙問徐世軍聽到了什麽，而他當時出於某種顧慮並沒有告訴焦友軍徐世軍聽到的內容。
不過，焦友軍把出現在現場的另一個男人想當然地當做了張福平的同夥，並且表示錢拿迴來之後，再追究這個細節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麽，在張福平已經承認自己製造了這起車禍之後，焦友軍還認為這個細節沒有意義嗎？
並且，嚴格說起來，焦友軍也算是知道徐世軍在車禍之後不但沒有失去意識，甚至還聽見了兩個男人去現場查看的知情者之一。
這麽一想，李新年也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動機，在自己的自述材料中加上了這段內容。
表麵看起來好像是向警方證實自己並沒有刻意隱瞞徐世軍曾經說過的話，而實際上也隱含了對馬達縣公安局在辦理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某些細節的質疑。
中午女警來給李新年送飯的時候，李新年把寫好的材料交給了她。
這個女警很年輕，甚至還有幾分姿色，隻是扳著一張臉，不容易讓人接近，不過，等她收拾好正準備出門的時候，李新年還是大著膽子說道：“警官，能不能幫我買包煙，你昨天拿走的錢包裏麵有錢。”
女警迴頭瞪了李新年一眼，嗔道：“你還想要什麽？”
李新年一愣，急忙說道：“別的暫時不需要了，就要一包煙。”
女警哼了一聲出去了。
雖然明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可還是忍不住感到驚恐。
因為他明白自己肯定是被人算計了，並且算計他的人恐怕還不僅僅隻有徐世軍一個人。
如果沒有張福平的證詞，警察也不可能僅憑徐世軍的一麵之詞就抓人，而張福平在此之前跟他素不相識，根本談不上個人恩怨，可他為什麽要指證自己雇他謀害徐世軍呢？
這背後肯定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暗中操控，隻是一時還猜不透這個陰謀背後的真正意圖。
不過，他猜測家裏人應該已經知道他沒抓的原因了。
因為他在被抓之前的那個下午曾經給姚鵬打過電話，告訴他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跟顧紅私下取得聯係。
姚鵬雖然隻是派出所的一個所長，但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曾經在公安係統工作，想必搞清楚自己被抓的原因應該不是難事。
然而，一天過去了，李新年並沒有得到來自外界的任何消息，盼望中的律師也沒有露麵，並且周興海也沒有再來審問過他。
吃過早飯之後，那個昨天拿走他手機的那個女警倒是來了。
女警交給他幾張紙和一支碳素筆，讓他把徐世軍發生車禍後跟他說過的話以及他和餘小曼在馬達縣的活動包括後來去馬達縣香溪鎮見張福平的經過詳細寫一個書麵材料。
李新年明白警察是想通過他的口供和書麵材料尋找其中前後矛盾之處，所以，他也不打算隱瞞什麽細節，隻要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相信警察也找不到什麽漏洞。
不過，寫著寫著，腦子裏忽然產生了一個疑問：
徐世軍出車禍之後並沒有馬上昏迷並且聽見兩個男人對話這件事並沒有幾個人知道，扳著指頭算算，除了徐世軍的家裏人之外，也隻有自己和姚鵬知道。
而張福平更不可能知道這件事，否則出於安全考慮，他和那個男人說不定當場就把徐世軍結果了。
可問題是，如果有人收買徐世軍指控自己的話，那這個人必須提前知道徐世軍那天晚上聽見了兩個男人的對話，否則怎麽能和張福平的指證前後保持一致呢？
難道徐世軍把那天晚上聽見兩個男人談話的內容還告訴過別人？而這個人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然後買通徐世軍和張福平陷害自己？
可從那天徐世軍在家裏歇斯底裏發作時候說的話來看，當時他並沒有流露出這場車禍是針對他的意思。
實際上，他當時之所以暴跳如雷完全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連累而已，目的也無非是想得到一定的賠償。
那徐世軍究竟是什麽時候改變主意、非要把兩個男人的對話內容編造成是針對他的一場謀殺呢？
這麽一想，李新年不禁想起了那天去馬達縣處理車禍後事的時候跟馬達縣公安局副局長焦友軍的談話內容。
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焦友軍告訴他，張福平之所以主動交出了這筆錢是因為警方謊稱行車記錄儀已經修複，所以張福平萬般無奈才交出了那筆錢。
可現在想想，焦友軍的話就有點問題了，當然，問題還不僅僅是因為焦友軍說的話，而是在於張福平的反應也不正常。
試想，張福平很清楚自己跟同夥在現場說過什麽話，他們當時恐怕壓根就沒有想到行車記錄儀這件事，否則也就不可能說話了。
也許，張福平有可能都不知道行車記錄儀是什麽玩意，除非是警方告訴了他。
可如果他相信警方真的修複了行車記錄儀，那就不僅僅是拿出錢的問題了。
而是他應該意識到自己和同夥製造了那場車禍的罪行已經暴露的問題，難道交出那筆錢就萬事大吉了？
除非警方明確告訴他行車記錄儀隻記錄到了他拿走車上錢的時候說過的話，先前說過的話都沒有被記錄到。
但這可能嗎？
這麽看來，應該是焦友軍說的話有問題，當然，他當時也沒有說的很詳細，但他的意思顯然是說張福平主動交出錢完全是因為迫於行車記錄儀的壓力。
可張福平為什麽就不擔心警方會聽見他跟同夥在現場說的其他內容呢？
想起這件事，李新年不禁又迴憶起了那天說的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他記得自己曾經告訴過焦友軍，徐世軍在出車禍之後並沒有馬上失去知覺，而是清楚地知道有兩個男人去了現場，並且聽見了他們說話的聲音。
李新年記得當時焦友軍急忙問徐世軍聽到了什麽，而他當時出於某種顧慮並沒有告訴焦友軍徐世軍聽到的內容。
不過，焦友軍把出現在現場的另一個男人想當然地當做了張福平的同夥，並且表示錢拿迴來之後，再追究這個細節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麽，在張福平已經承認自己製造了這起車禍之後，焦友軍還認為這個細節沒有意義嗎？
並且，嚴格說起來，焦友軍也算是知道徐世軍在車禍之後不但沒有失去意識，甚至還聽見了兩個男人去現場查看的知情者之一。
這麽一想，李新年也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動機，在自己的自述材料中加上了這段內容。
表麵看起來好像是向警方證實自己並沒有刻意隱瞞徐世軍曾經說過的話，而實際上也隱含了對馬達縣公安局在辦理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某些細節的質疑。
中午女警來給李新年送飯的時候，李新年把寫好的材料交給了她。
這個女警很年輕，甚至還有幾分姿色，隻是扳著一張臉，不容易讓人接近，不過，等她收拾好正準備出門的時候，李新年還是大著膽子說道：“警官，能不能幫我買包煙，你昨天拿走的錢包裏麵有錢。”
女警迴頭瞪了李新年一眼，嗔道：“你還想要什麽？”
李新年一愣，急忙說道：“別的暫時不需要了，就要一包煙。”
女警哼了一聲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