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並非正統官學出身,對於四書五經談不上推崇,他對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的興趣,恐怕還要排在釋迦牟尼之後。


    鬱新、張紞、解縉、陳迪等人聽聞姚廣孝的話之後,都皺起了眉頭。


    四書五經無需作聖人之言,日夜聆訊?


    這不是離經叛道嗎?


    孔孟乃是聖人,這是所有讀書人的共識。


    大家之所以站在這裏,享受權勢與榮華,靠的便是這些聖人之言,你姚廣孝不承認他們是聖人,我們這些孔孟門生不會答應。


    鬱新臉色陰沉,反對道:“皇上,四書五經承載聖人之言,修身,育德,明禮,新民,有乾坤之象,宇宙之風,是為國才之根基,為我大明讀書種子之脊梁,理應日夜聆訊,晝夜伏研,隻可為主,不可為輔。”


    張紞瞥了一眼姚廣孝,對朱允炆說道:“臣附議。國子監或可加之其他課業,但四書五經,隻能為主,不可為輔。若本末倒置,不明主次,將引災禍。”


    朱允炆嘴角微微一動,強壓下心底的憤怒,問道:“解縉,你是如何看的?”


    解縉明顯有些為難,他是一個善於揣測上意的人。


    看朱允炆的臉色、語氣,解縉哪裏不明白朱允炆的想法,擺明了是想在四書五經之外,加入其他雜學類課業,而這勢必會衝擊四書五經的地位。


    從維護四書五經的地位上來說,解縉需要反對姚廣孝,反對朱允炆。


    可解縉經過朱元璋時期的困貶,已然悟清,和老板對著幹,都是沒好下場的。


    想要保住自己的內閣地位,就需要站在朱允炆的身後,否則,一旁的姚廣孝,很可能會取自己而代之!


    想到這裏,解縉下定決心,道:“皇上,國子監為大明最高學府,育人之道,當以彰其底蘊,顯其才幹,若僅以四書五經授業,不涉其他課業,難免偏頗,所出官僚,空有才情風流於紙上,實無興邦之策於胸中。臣認為,可革新國子監課業。”


    鬱新、張紞、陳迪吃驚地看著解縉。


    陳迪怒不可遏,向解縉走了一步,沉聲道:“解大才子,莫要忘記了,你也是憑著四書五經,才在洪武二十一年中的進士!”


    解縉麵不改色,直言道:“我等皆是以四書五經入仕,但解某問一句,陳尚書難道不懂農稅商算、兵法布陣、天文星象嗎?既然我等修習有之,緣何不可加國子監課業之中?太祖於國子監設曆事之製,所圖不就是為國選才?”


    所謂曆事,即國子監監生完成六堂修習之後,需要參與一定年份的曆事,即出去鍛煉才幹,然後才可以去吏部報名,候補官員。


    陳迪還想說話,朱允炆敲了敲桌子,說道:“可以爭論,無需爭執。既然這一項有爭議,那便先擱置。剩餘九大弊病,可還有不妥之處?”


    鬱新等人微微搖頭。


    《國子監十大弊病》疏中,除了指出教授課業範圍有限的問題,還涉及了過於推崇朱熹批注、監生入仕難、濫進門檻過低、年老監生過多、考核過於嚴苛等問題。


    尊崇朱熹,將朱熹批注作為聖人之言的,那是朱元璋。


    卑微的朱元璋恨不得加入朱熹一脈,認朱熹當祖宗,可惜朱熹才死了一百來年,加上人家後代一清二楚,不好魚目混珠,才不得不作罷。


    既然血脈上無法融入,那就精神上融入吧。


    朱元璋看中了朱熹,覺得朱熹對四書的批注也有利於自己的統治,便三下五除二,閹割之後,拿來印刷當官方教材了,並要求所有人,要仿照朱熹的意思來寫文章。


    如果仔細去翻閱程朱理學,看看朱熹的觀點,再了解一點古代書籍,你就不會拿“存天理,滅人欲”來罵朱熹。


    在《禮記·樂記》中便記載有:“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朱熹所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欲”,隻是說,“人欲”超出了人基礎的欲望,如貪欲、私欲等,而這些超出的,則需要革除的,即所謂的明理見性。


    說白了,朱熹的話就是:人的欲望得有個度,不能超標。


    可中國人嘛,總有斷章取義,手寫春秋的習慣,摘上半句,就當全文宗旨用,那也是經常有的事。


    後人一看,哎,這是禁錮自由,毫無人性啊,拿來批判。


    朱元璋一看,嘖,不錯啊,讓人老老實實,能禁錮讀書人的這樣那樣的想法,打造一批聽話的人沒問題。


    明代之前的程朱理學,是相對開放的,主張“師不必賢於弟子,而弟子也不必不如師”,鼓勵創新與超越。


    但到了朱元璋這裏,創新?超越?


    那是什麽鬼?


    朱熹說的是什麽,那就是什麽,誰敢胡說八道,就別想當官。


    打個比喻,明之前,讀書人在描寫“柳樹”的時候,可以是“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也可以是“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可到了朱元璋之後,讀書人隻能寫:


    哦,那是柳樹。


    沒辦法,朱熹就這麽批注的,那就是柳樹,沒錯,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你如果把柳樹當成女人,那是你的錯,當成狂狷,還是你的錯。


    錯了,就別想金榜題名。


    代聖人立言,不能自由發揮。


    按理說,鬱新、張紞、解縉、陳迪這些人,應該維護朱熹才是,可朱允炆卻沒有看到任何人反對。


    解縉等人為孔孟發言,卻不會為朱熹發言,實在是因為朱熹影響力雖大,但還不足以讓這些讀書人心服口服。


    你朱熹的批注就一定是對的?


    我們也是讀過四書五經的人,就不能自己批注,有自己的理解了?


    大家都是文人,有本事你從地底下鑽出來,我們比試比試?


    再說了,代聖人立言的規定,也不過才十幾年(洪武初期開科舉,之後又廢了十年),還沒形成足夠強大的認同與慣性。


    “既然你們都沒問題,但朕有一個問題。”朱允炆深吸了一口氣,起身,目光淩厲地看著眾人,說道:“為什麽國子監,竟然有日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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