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商船在廣東發生西草灣事件，第二年在寧波發生日本貢使爭貢事件，因而導致朝廷下令關閉廣東、福建與浙江等所有對外通商門戶的市舶司。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被封禁了。
倭患溯源，曆史上最早關於倭寇的記載，是目前留存於中國吉林省集安縣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日本稱《好太王碑》），上麵刻著“倭寇潰敗”的記事，記載的年代為公元404年。1961年，該碑連同洞溝古墓群一起被國務院批準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公元1333年，控製日本政治的鐮倉幕府滅亡，在京都和吉野分別出現有不同武士集團所擁立的天皇，日本進入南北朝時期（1336-1392年），集團之間不斷進行軍事對抗，一些在戰爭中失敗的武士，基於貧困而加入海盜隊伍。
他們在支持南朝而居於下風的鬆浦家支持下，對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的沿海地區進行海盜入侵活動，肆意搶劫財物、綁架人口，甚至殺戮生命，高麗成了當時倭患的重災區。
據統計，高麗從至正十年（1350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十餘年間，年年都會發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規模大小不等，少者50餘艘，多者則達200餘艘。
他們每到一地，則廬舍盡焚。並且高麗境內的漕船，也成為擄掠的主要目標，迫使高麗王朝最後改漕運為陸運。
高麗沒辦法，曾專門派遣使者帶牒文前往日本進行交涉。此後的日本，和高麗就打擊倭盜進行了一定的軍事合作，並主動送還被擄掠的高麗人口。
倭寇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侵擾，在元末已經出現，當時主要發生在山東、遼東等北方沿海。
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又發生了倭寇對山東、蘇州、淮安等地大麵積侵擾事件，朝廷就倭寇問題，向日本展開外交交涉。
日本的執政者足利義滿，根據明朝的要求出兵打擊本國海盜，同時也通過這種合作，獲得了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的機會，兩者的合作很有成效。
1419年，遼東總兵官劉江率領大連地區軍民，在望海堝戰鬥中取得一場空前的勝利，此戰斬倭千餘，生俘百餘。
倭寇的主力損失殆盡，致使其以後百餘年再也不敢侵犯遼東地區。
由此以後，倭寇的襲擾目標逐漸南移，轉到浙江等東南沿海。
明初，從洪武到永樂的57年間，倭患次數共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樂以後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間的倭患記錄次數僅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間，倭患次數猛增到628次，占明時期倭患次數的80%；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為界，前三十年倭患記錄零星散布，不成為患。然而，後十五年卻像雪崩一樣，爆發了長達十五年的“倭寇”大動亂，幾乎97%（609次）的倭患都集中在後十五年裏。進入隆慶後，又驟減為48次。
由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嘉靖以前的倭患都是零星的，規模也是很小的。但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爆發，並且集中在嘉靖朝後十五年間。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這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係。
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商船在廣東發生西草灣事件，第二年在寧波發生日本貢使爭貢事件，因而導致朝廷下令關閉廣東、福建與浙江等所有對外通商門戶的市舶司。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被封禁了。
當時的明朝朝廷不明白，這個世界已進入大航海時代，繁盛的海上貿易已經無法停止。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
禁海措施斷絕了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鏈相關從業人員（漁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他們為了生計，隻好走入地下貿易。
這些福建的海商勾引葡萄牙商船隊，轉移陣地到浙江雙嶼港一帶從事走私貿易。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
嘉靖五年逃犯鄧獠，嘉靖九年福州獄變逃犯林碧川、李光頭、許棟等也都先後投入雙嶼港的走私貿易行列，為雙嶼港造勢，並成為後期雙嶼港上海商大頭目。
同時在無政府狀態下，許多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複，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倭亂。
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禦史朱紈派遣2000多官兵直撲雙嶼港，官軍大勝。
朱紈下令將房屋、船隻全部焚毀，並淤塞航道，令這個“世貿中心”成為一片廢墟。此後，在漫長的明清海禁期間，這裏都隻是一座空島，直到今天。
許棟被朱紈剿滅後，王直收拾許棟餘黨改駐瀝港。
當年剿滅雙嶼港，還調撥了福建的水師，但打完仗，在遣散這些捕盜船時，朝廷不支糧餉，這引起官兵的嘩變，大半兵船直接投奔到王直的麾下，使王直集團成為舟山海域獨一無二的大勢力，名聲大作。
王直是少數主張“海商”的集團首領，此時他主動地配合官方捉拿海寇，想配合官方維護好舟山海域的秩序。比如嘉靖二十九年配合官方擒獲進犯錢塘的海盜盧七、沈九；三十年受海道衙門之托，擒殺大海盜陳思盼。這樣，在官方的默許下，王直開展了幾年的走私貿易活動。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由於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絕，便劫掠浙東沿海。可能就在這種氣氛下，釀成王直狂妄自大的心理，而在定海自稱“淨海王”。在那之前海道官方還把他當作友軍，在那之後則把他視成敵黨。
嘉靖三十二年，新上任的浙江巡撫王忬，把王直視為“東南禍本”，派遣參將俞大猷等圍剿王直集團，迫使王直集團於六月敗退日本平戶。那以後，王直一直都落戶於平戶不再迴中國。
胡宗憲巡按浙江後，發現沿海倭患的複雜形勢遠在其預估之上，倭患問題與海禁有關，也與沿海居民的生計問題，地方豪紳的利益問題相互交織。當年的巡撫朱紈破雙嶼島有功，但也因此被革職，憤而自殺，就是因海禁觸犯了當地豪紳的利益所致。在此情況下，如何才能破解迷局？
針對這兩方勢力的不同特點，胡宗憲使用了不同對策。徐海集團是個典型的海盜集團，首領徐海身負軍事才華，年輕氣盛，幕僚徐渭認為，徐海不可招撫，隻可剿滅。但由於徐海實力過強，無法力敵。有鑒於此，胡宗憲使用了離間計誘降了徐海，並剿滅了這一海盜集團。
對付縱橫海上無人能敵的王直，胡宗憲以撫為主。經過幾次接觸，他深知以王直之心智，唯一的突破口，唯有通商權。
王直骨子裏就是一個商人，而不是盜賊。孜孜一生，王直追求的都是爭取海上的通商權。而開放海上通商權，胡宗憲又沒有這個權力。
讓人措手不及的是，在杭州，禦史王本固罔顧胡宗憲的提醒，執意將王直下獄，並汙蔑胡宗憲通倭，在此情況下胡宗憲也不敢再堅持了。
王直死前，落淚如雨，歎道，“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事實證明，王直的這一預言是十分準確的。
王直死後，走私集團因缺乏約束“倭患”蔓延，群盜紛起，東南沿海一帶形勢更加撲朔迷離。
倭寇的成分構成，明代官方的記載如下：“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傳》）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嘉靖實錄》）
這是官方公布的數據，承認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國人占十分之七，中國人占主導地位。
胡宗憲根據實際調查，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倭寇”內部，中國人不但在人數上占了絕對優勢，也同時牢牢把握著領導權。
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該書匯集數十種史料與地方誌而成，對倭寇資料的整理頗為全麵。他的結論也是主要頭目清一色都是中國人，次要頭目中，日本人所占據的比例也不高。
史學家鄭曉（1499-1566）在《四夷考·日本》中指出：“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鬆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掠海上”。
這段記述點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島倭”的入寇是方、張的殘黨遺部下海糾集過來的，而不是他們自己過來的。二是方、張的殘黨遺部原來就是活動於江浙一帶海上的抗元勢力，他們的主子投降朱元璋後，不願跟隨投降的“諸賊強豪”就下海，在舟山一帶繼續稱亂。因此明初的倭患主體應為方國珍、張士誠的殘黨遺部。
嘉靖進士唐樞（1497-1574）在《複胡梅林論處王直》書中明確指出：“彼亦不自製舟，舟造於閩廣，事起於我人。”。唐樞從嘉靖倭難的關鍵條件，造船能力的觀點出發，明確了問題根源不在日本海盜，而在中國海寇。
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
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幾乎不可能發生大規模倭寇入侵事件。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倭寇真實身份的認定。
在當時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
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隻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
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
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被民間、官府、朝廷幾方各懷目的的共同虛構，完成了欺騙後人幾百年的曆史謊言。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繼光率戚家軍等在台州九戰九捷，殲入寇台州之敵。此後，戚、俞聯合，基本肅清福建、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與俞大猷二軍配合，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至此，侵擾東南沿海多年的倭患，總算徹底解決了。
在朝廷強大的軍事力量攻擊下，東南沿海的倭患總算是徹底清除了。海麵保持了相對的平靜。但根本問題不解決，這種平靜能保持多久？
其實答案很簡單，隻有解決了那些依靠海上貿易大批相關人員的生計，才是釜底抽薪的良策。
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納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建議，取消海禁，準許人民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倭患驟然減少了，“倭漸不為患”。
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倭患溯源，曆史上最早關於倭寇的記載，是目前留存於中國吉林省集安縣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日本稱《好太王碑》），上麵刻著“倭寇潰敗”的記事，記載的年代為公元404年。1961年，該碑連同洞溝古墓群一起被國務院批準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公元1333年，控製日本政治的鐮倉幕府滅亡，在京都和吉野分別出現有不同武士集團所擁立的天皇，日本進入南北朝時期（1336-1392年），集團之間不斷進行軍事對抗，一些在戰爭中失敗的武士，基於貧困而加入海盜隊伍。
他們在支持南朝而居於下風的鬆浦家支持下，對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的沿海地區進行海盜入侵活動，肆意搶劫財物、綁架人口，甚至殺戮生命，高麗成了當時倭患的重災區。
據統計，高麗從至正十年（1350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十餘年間，年年都會發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規模大小不等，少者50餘艘，多者則達200餘艘。
他們每到一地，則廬舍盡焚。並且高麗境內的漕船，也成為擄掠的主要目標，迫使高麗王朝最後改漕運為陸運。
高麗沒辦法，曾專門派遣使者帶牒文前往日本進行交涉。此後的日本，和高麗就打擊倭盜進行了一定的軍事合作，並主動送還被擄掠的高麗人口。
倭寇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侵擾，在元末已經出現，當時主要發生在山東、遼東等北方沿海。
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又發生了倭寇對山東、蘇州、淮安等地大麵積侵擾事件，朝廷就倭寇問題，向日本展開外交交涉。
日本的執政者足利義滿，根據明朝的要求出兵打擊本國海盜，同時也通過這種合作，獲得了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的機會，兩者的合作很有成效。
1419年，遼東總兵官劉江率領大連地區軍民，在望海堝戰鬥中取得一場空前的勝利，此戰斬倭千餘，生俘百餘。
倭寇的主力損失殆盡，致使其以後百餘年再也不敢侵犯遼東地區。
由此以後，倭寇的襲擾目標逐漸南移，轉到浙江等東南沿海。
明初，從洪武到永樂的57年間，倭患次數共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樂以後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間的倭患記錄次數僅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間，倭患次數猛增到628次，占明時期倭患次數的80%；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為界，前三十年倭患記錄零星散布，不成為患。然而，後十五年卻像雪崩一樣，爆發了長達十五年的“倭寇”大動亂，幾乎97%（609次）的倭患都集中在後十五年裏。進入隆慶後，又驟減為48次。
由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嘉靖以前的倭患都是零星的，規模也是很小的。但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爆發，並且集中在嘉靖朝後十五年間。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這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係。
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商船在廣東發生西草灣事件，第二年在寧波發生日本貢使爭貢事件，因而導致朝廷下令關閉廣東、福建與浙江等所有對外通商門戶的市舶司。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被封禁了。
當時的明朝朝廷不明白，這個世界已進入大航海時代，繁盛的海上貿易已經無法停止。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
禁海措施斷絕了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鏈相關從業人員（漁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他們為了生計，隻好走入地下貿易。
這些福建的海商勾引葡萄牙商船隊，轉移陣地到浙江雙嶼港一帶從事走私貿易。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
嘉靖五年逃犯鄧獠，嘉靖九年福州獄變逃犯林碧川、李光頭、許棟等也都先後投入雙嶼港的走私貿易行列，為雙嶼港造勢，並成為後期雙嶼港上海商大頭目。
同時在無政府狀態下，許多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複，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倭亂。
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禦史朱紈派遣2000多官兵直撲雙嶼港，官軍大勝。
朱紈下令將房屋、船隻全部焚毀，並淤塞航道，令這個“世貿中心”成為一片廢墟。此後，在漫長的明清海禁期間，這裏都隻是一座空島，直到今天。
許棟被朱紈剿滅後，王直收拾許棟餘黨改駐瀝港。
當年剿滅雙嶼港，還調撥了福建的水師，但打完仗，在遣散這些捕盜船時，朝廷不支糧餉，這引起官兵的嘩變，大半兵船直接投奔到王直的麾下，使王直集團成為舟山海域獨一無二的大勢力，名聲大作。
王直是少數主張“海商”的集團首領，此時他主動地配合官方捉拿海寇，想配合官方維護好舟山海域的秩序。比如嘉靖二十九年配合官方擒獲進犯錢塘的海盜盧七、沈九；三十年受海道衙門之托，擒殺大海盜陳思盼。這樣，在官方的默許下，王直開展了幾年的走私貿易活動。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由於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絕，便劫掠浙東沿海。可能就在這種氣氛下，釀成王直狂妄自大的心理，而在定海自稱“淨海王”。在那之前海道官方還把他當作友軍，在那之後則把他視成敵黨。
嘉靖三十二年，新上任的浙江巡撫王忬，把王直視為“東南禍本”，派遣參將俞大猷等圍剿王直集團，迫使王直集團於六月敗退日本平戶。那以後，王直一直都落戶於平戶不再迴中國。
胡宗憲巡按浙江後，發現沿海倭患的複雜形勢遠在其預估之上，倭患問題與海禁有關，也與沿海居民的生計問題，地方豪紳的利益問題相互交織。當年的巡撫朱紈破雙嶼島有功，但也因此被革職，憤而自殺，就是因海禁觸犯了當地豪紳的利益所致。在此情況下，如何才能破解迷局？
針對這兩方勢力的不同特點，胡宗憲使用了不同對策。徐海集團是個典型的海盜集團，首領徐海身負軍事才華，年輕氣盛，幕僚徐渭認為，徐海不可招撫，隻可剿滅。但由於徐海實力過強，無法力敵。有鑒於此，胡宗憲使用了離間計誘降了徐海，並剿滅了這一海盜集團。
對付縱橫海上無人能敵的王直，胡宗憲以撫為主。經過幾次接觸，他深知以王直之心智，唯一的突破口，唯有通商權。
王直骨子裏就是一個商人，而不是盜賊。孜孜一生，王直追求的都是爭取海上的通商權。而開放海上通商權，胡宗憲又沒有這個權力。
讓人措手不及的是，在杭州，禦史王本固罔顧胡宗憲的提醒，執意將王直下獄，並汙蔑胡宗憲通倭，在此情況下胡宗憲也不敢再堅持了。
王直死前，落淚如雨，歎道，“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事實證明，王直的這一預言是十分準確的。
王直死後，走私集團因缺乏約束“倭患”蔓延，群盜紛起，東南沿海一帶形勢更加撲朔迷離。
倭寇的成分構成，明代官方的記載如下：“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傳》）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嘉靖實錄》）
這是官方公布的數據，承認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國人占十分之七，中國人占主導地位。
胡宗憲根據實際調查，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倭寇”內部，中國人不但在人數上占了絕對優勢，也同時牢牢把握著領導權。
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該書匯集數十種史料與地方誌而成，對倭寇資料的整理頗為全麵。他的結論也是主要頭目清一色都是中國人，次要頭目中，日本人所占據的比例也不高。
史學家鄭曉（1499-1566）在《四夷考·日本》中指出：“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鬆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掠海上”。
這段記述點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島倭”的入寇是方、張的殘黨遺部下海糾集過來的，而不是他們自己過來的。二是方、張的殘黨遺部原來就是活動於江浙一帶海上的抗元勢力，他們的主子投降朱元璋後，不願跟隨投降的“諸賊強豪”就下海，在舟山一帶繼續稱亂。因此明初的倭患主體應為方國珍、張士誠的殘黨遺部。
嘉靖進士唐樞（1497-1574）在《複胡梅林論處王直》書中明確指出：“彼亦不自製舟，舟造於閩廣，事起於我人。”。唐樞從嘉靖倭難的關鍵條件，造船能力的觀點出發，明確了問題根源不在日本海盜，而在中國海寇。
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
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幾乎不可能發生大規模倭寇入侵事件。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倭寇真實身份的認定。
在當時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
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隻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
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
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被民間、官府、朝廷幾方各懷目的的共同虛構，完成了欺騙後人幾百年的曆史謊言。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繼光率戚家軍等在台州九戰九捷，殲入寇台州之敵。此後，戚、俞聯合，基本肅清福建、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與俞大猷二軍配合，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至此，侵擾東南沿海多年的倭患，總算徹底解決了。
在朝廷強大的軍事力量攻擊下，東南沿海的倭患總算是徹底清除了。海麵保持了相對的平靜。但根本問題不解決，這種平靜能保持多久？
其實答案很簡單，隻有解決了那些依靠海上貿易大批相關人員的生計，才是釜底抽薪的良策。
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納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建議，取消海禁，準許人民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倭患驟然減少了，“倭漸不為患”。
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