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旻登時一驚。
並非其人不夠沉著冷靜，而是因為來者身份不一般。
趙旻向黃衡、太史慈及周瑜三人抱拳。
“諸兄請恕旻失陪之罪，旻之陳留臣屬至此，旻需出門相迎。”
三人當即還禮。
趙旻匆匆行至門外，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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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者正是陳留張琨、耿紀、嚴畯、龔都、劉辟等人，也就是為趙旻看守陳留大本營之人。
程昱、董昭、魯肅、步騭等人則在一旁作陪。
此刻，此五人正滿麵春風、躬身行禮。
趙旻大喜，當即一一扶起這五人，旋即躬身還禮。
“叔父大人、諸公，諸位勞苦功高，請受旻一禮！”
本書中，張琨是張繡族弟、趙旻的妻叔父。
其餘四人，按照資曆，如今也算是趙旻老臣。
眾人避開趙旻此禮，笑著還禮道。
“主公，某等幸不辱命，今歲陳留黎庶安居樂業，勉強飽暖。”
在這個亂世，能讓老百姓們勉強飽暖，已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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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人不到卯時便拔寨啟程趕來許都，如今尚未用過早飯。
趙旻便請五人、以及程昱等人進衛府一同就餐。
待趙旻見到黃衡等三人，為眾人互相介紹一番後，眾人便一同入席。
儒學經學家嚴畯既在此，趙旻便將自己欲印刷的書目簡述了一番…
也就是後世的五經，以及《論語》、《孟子》二書。
在如今這個黃老之學漸漸抬頭的時代，趙旻必須將清淡、玄學給摁下去。
而且，目前江南與江北的學術風氣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經學，江北則流行古文經學。
經學，即儒教經典學說。
今文經與讖緯等“內學”聯係緊密，講究天人感應，往往將人事變動、王朝興衰與天象異術相附會。
古文經則重視文字訓詁，與讖緯聯係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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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嚴畯，恰恰是古文經學派的大儒。
廬江人周瑜的家傳經學，同屬古文經派。
實際上，衛府上下，但凡為出身士族之人，皆屬古文經派。
前文提過，漢末儒學中經學雖盛，但子學不興，而黃老思想已隱現壓製儒學思想之勢。
所以趙旻若想從源頭根除“清談”、“玄學”這種學術界的務虛不務實的妖氛，便惟有大力宣揚儒學一途。
漢末的儒學，並非明清那種閹割版奴才儒學，而是蘊含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胸懷萬民等思想內核及價值觀的文化。
這種文化思想，比之頹廢、迷茫、消極的魏晉風骨，不知積極進取多少萬倍！
趙旻堅信，隻有從文化、生產這兩大方麵著手，以重利相誘、以政策引導，才能真正改變這個時代。
誠然。
隨著趙旻在這時空逐漸紮根生長，勢力越來越強，其人的理想已由最初的立足、救萬民，升華為拯救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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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趙旻複又問道：“曼才先生以為如何？”
嚴畯捋須道：“主公欲興儒家孟子之學說乎？”
孟子在此時，還不是後世“亞聖”，盡管流寓荊州的京兆尹人、現年九十餘歲的趙岐，已提出“亞聖孟子”之名。
孟子真正得以正名並被重視，是起源於晚唐韓文公，也就是昌黎先生韓愈。
與崇尚道德、強調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的孔子截然不同，《孟子》中的思想及學說，幾乎皆為經世致用的方法論。
趙旻頷首：“昔年班蘭台曾於《漢書》中言，學以致用。
然則，今我皇漢重經學，反而對孟子之學說不甚重視，愚以為，此不啻舍本而逐末也。”
漢末時，《論語》已漸漸盛行，至魏晉南北朝時，《論語》甚至風靡天下；
但《孟子》因其“民貴君輕”之觀點，為兩漢、魏晉南北朝諸君主所不喜，故而始終不得興盛。
如趙岐等推崇孟子的儒生，終歸還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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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嚴畯蹙眉作揖：“主公，孟子之說，某恐難以推而廣之也。”
嚴畯、諸葛瑾、步騭等人皆治《左傳》、《毛詩》，對於以民為本的《孟子》，其人並不看好。
趙旻微微一笑：“曼才先生可知，故太常趙台卿曾著《孟子章句》乎？”
趙台卿便是趙岐，其人是最早為《孟子》作注之經學家之一。
嚴畯不與趙旻硬剛，而是選擇求同存異：“主公欲印五經，某以為頗善也。”
漢末當然不可能有“五經”的概念，但漢末經學不外乎這五部經典。
趙旻不再與嚴畯討論此事，反正其人已通過張繡，從劉表手中拿到了趙岐的《孟子章句》，印製此版本即可。
趙岐和邯鄲淳這兩個曆史上輩分雖異但均高壽之人，目前皆在荊州。
隨後，趙旻轉而問耿紀：“耿府君，而今陳留屯田、取締丁稅之事如何？”
陳留相當於趙旻試驗新政的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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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一臉肅然的嚴畯，陳留太守耿紀笑嗬嗬作揖。
“主公，耕種高粱之時，陳留諸望族猶對此極為不滿，然待高粱豐收、複又耕種冬小麥後，陳留無論士族亦或黎庶，皆再無怨言也。
主公之新政如何，陳留士民對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此，愚以為，主公可將此推而廣之，斷無引發士民唾罵之虞。”
耿紀的意思是：趙旻在陳留取締丁稅、僅按屯田稅率征收田稅之舉，最初時雖曾使陳留士民不滿，但豐收之後，怨言便全部消失不見。
原因很簡單：到底哪種稅率更合適，陳留那些地主老爺、窮苦佃農們最清楚。
綜上所述，趙旻針對此亂世之策有二：
一是通過屯田、取消丁稅來減輕農民負擔；
他的做法，類似於後世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滿清胤禛攤丁入畝製的結合體。
滿清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致華夏神州人口的爆炸性增長。
從乾隆六年（西曆1741年）人口突破1億，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突破3億，再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國人口甚至突破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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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神州曆史上，人口首次突破一億，是在北宋那個天殺的宋徽宗大觀年間。
當然，彼時的人口統計是按照戶數。
但無論如何，隻要總戶數突破兩千萬，那麽總人口一定會超過一億。
與閉關鎖國的滿清截然不同，北宋靠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積極尋求外貿順差實現的這一點。
趙旻重新打通絲綢之路之舉，便相當於上了一分保險。
如此雙管齊下，而且有曆史上北宋、滿清成功的經驗…
趙旻堅信，東漢一定會登上世界之巔，成為這個時空獨一無二、遠超三大帝國的超級帝國。
趙旻認為，此舉至少可消除老百姓棄嬰惡習。
最為關鍵的是，趙旻所做的一切規劃，皆是按照東漢如今國情，量體裁衣來製定的。
畢竟隻有最合腳的鞋，穿起來才會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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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趙旭的聲音在堂外響起。
“少君，南陽驃騎將軍等已至！”
【作者題外話】：中古時代的學術文化傳播，主要借助士人的流動來實現。
在治世與亂世，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和平時代，文化傳播的途徑，或者是中央王朝派遣學官到地方傳道；
又或者是文化落後地區的士人，到文化發達的地區遊學。
戰亂時代，文化傳播的途徑，主要表現在文化先進地區的士人、向文化落後地區進行被動遷移。
這一點在漢末亂世表現得尤其明顯。
注意：關於文化傳播的路徑差異，見王永平《僑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養及其興學傳教》。
漢末喪亂，導致大量的中原士人逃往邊地，遼東的公孫度，交州的士燮，荊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焉，均吸納了大量的中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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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亂，（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魏書管寧傳》
（荊）州界群寇既盡，（劉）表乃開學立官，博求儒士。--《英雄記》
（士）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吳書士燮傳》
行文至此，諸君或許已明晰，自趙旻有意自主創業時起，其人便在主動招攬士人，其人也有這方麵的考量。
比如平原國的華歆；彭城國的嚴畯；廣陵的陳矯、步騭、衛旌；九江的劉曄、魯肅；琅琊國的諸葛瑾等人，均是彼時大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吳書嚴畯傳》
（諸葛）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韋曜《吳書》
江南與江北的學術風氣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經學，江北則流行古文經學。
經學，即儒教經典學說。
今文經與讖緯等“內學”聯係緊密，講究天人感應，往往將人事變動、王朝興衰與天象異術相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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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經則重視文字訓詁，與讖緯聯係較少。
注意：讖即預言，緯即對儒教經典的附會。
東漢光武帝、位麵之子劉秀迷信讖緯，稱之為內學。
今文經盛行於西漢，東漢時代逐漸式微，地位被古文經取代，直到漢末馬融、鄭玄等人“兼采今古”，二者之爭才漸告平息。
不過彼時經學已經衰落，即將被玄學所替代。
注意：江北與江南的學風差異，此事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王永平《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
而趙旻要做的，是以儒家子學，替代沒落的經學。
趙旻清楚，所謂魏晉風骨，實則是放特娘的狗屁！
雖然前文已描述不下十次，但此處雲某仍不得不老調重彈。
“客”是一個特殊階層，也是中古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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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宗族、鄉黨為紐帶的社會中，對族裏而言，外姓是客；
對鄉裏而言，外鄉是客。
實際上是指在本地沒有根基的外來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於地方強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體屬性，與其前綴有關。
“賓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關係的隸屬群體。
“上客”通常擁有一定的資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禮賓。
“談客”利用口舌才華，充當軍閥之間的遊說者。
“奴客”則更加寬泛，隨著任務的變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複客”乃至“盜賊”等名稱，有時甚至會被直接簡稱為“奴”。
所謂“奴客”，顧名思義，即“具備了奴隸色彩的賓客”。
他們不具備人身自由，屬於主子的私產，在某種程度上與牲口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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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漢時代，由於奴客自身的“財產屬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長期豢養，不得隨意拋棄。
然而實際執行時，又是另一幅麵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釋放奴婢”的機會，將年輕力壯的奴客留下，將年邁無用的奴客轟走，美其名曰“還你自由”，實際是令其自生自滅。
這與現代資本家裁員，卻謊稱“為社會輸送人才”有異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漢書哀帝紀》
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巨萬，宜免為庶人。--《漢書貢禹傳》
“奴客”的稱謂，見於史冊較早，至少在西漢中期便已出現。
關於“客”的卑微化，唐長孺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過詳述。
實際“客”的卑賤化，核心原因在於生活上依附於豪強，缺乏個人選擇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壟斷了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機會的底層群眾，因為生存艱難，被迫淪為權勢者的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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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效應（也叫二八法則）的作用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最終大量的失地農民與破產手工業者，便順理成章地淪為富室強宗的附庸。
同時，彼時的“丁稅”製度，也為奴客的誕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稅即人頭稅，即無論個人財富多寡，都必須按人頭繳納賦稅。
在丁稅之外，百姓還要承擔沉重的徭役，而富戶不僅有著多樣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過個人權勢，庇蔭田莊內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書司馬芝傳》記載，司馬芝出任菅縣縣長時，轄區內的豪族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多年來從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馬芝想征調劉節手下的賓客服役，也遭到斷然拒絕。
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司馬）芝差（劉）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劉）節家（賓客）前後未嚐給繇（指兵役徭役）。”--《魏書司馬芝傳》
按兩漢製度，縣滿萬戶設縣令，不滿萬戶設縣長。可知菅縣的戶數不滿一萬。
劉節不過是條籍籍無名的地頭蛇，在這個不滿萬戶的小縣，卻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壯人口（千餘家），足見彼時的貧富分化到了什麽地步。
《江表傳》則記載，豫章太守華歆，在任內想要征發海昏縣的丁戶服役，但豪強“阻壁堅壘、斷絕道路”，於是“太守欲發調一人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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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即華歆）所遣長吏……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指塢堡），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太守）發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傳》
可見對於地方豪強而言，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產。
為了保護私有財產，他們是很樂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雖然是近代的舶來品，但至少在兩漢三國時代，勤勞智慧的中國人，便通過實際行動，踐行了這句名言。
言歸正傳，趙旻這套糅合張居正“一條鞭法”及雍正“攤丁入畝”的新政，其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人口大幅度、甚至是斷崖式增長。
但次要目的，也是為了毀滅奴客、部曲滋生的土壤。
最後就是，趙旻取消丁稅，意味著老百姓們不必再棄嬰了。
因為不再有口賦和算賦，所以老百姓們可以放心大膽地生養子女了。
以上，才是漢末的幾大痼疾！
漢末做為中古時代的開端，其社會主要矛盾，絕非奴客與地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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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地主之間，也就是地主階級內部名門、郡望、寒門和庶族之間的矛盾！
因為地主階級，才是中古時代的社會中堅力量。
這一點，與明清截然不同！
注意：以上四者，在漢末魏晉語境下，皆為地主階級！
那些作者連這都沒讀懂，他們以為漢末是明清？中古是近古？
嗬嗬！
不提那些無知者，雲某最後總結一句：
知識改變命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惟有普及教育，方可扭轉漢末到頹廢魏晉的轉變！
但話說迴來，老百姓連溫飽尚且堪憂，又如何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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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旻隻能緊扣關鍵點，一點點改變。
並非其人不夠沉著冷靜，而是因為來者身份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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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旻大喜，當即一一扶起這五人，旋即躬身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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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目前江南與江北的學術風氣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經學，江北則流行古文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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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經與讖緯等“內學”聯係緊密，講究天人感應，往往將人事變動、王朝興衰與天象異術相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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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的儒學，並非明清那種閹割版奴才儒學，而是蘊含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胸懷萬民等思想內核及價值觀的文化。
這種文化思想，比之頹廢、迷茫、消極的魏晉風骨，不知積極進取多少萬倍！
趙旻堅信，隻有從文化、生產這兩大方麵著手，以重利相誘、以政策引導，才能真正改變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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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畯捋須道：“主公欲興儒家孟子之學說乎？”
孟子在此時，還不是後世“亞聖”，盡管流寓荊州的京兆尹人、現年九十餘歲的趙岐，已提出“亞聖孟子”之名。
孟子真正得以正名並被重視，是起源於晚唐韓文公，也就是昌黎先生韓愈。
與崇尚道德、強調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的孔子截然不同，《孟子》中的思想及學說，幾乎皆為經世致用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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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今我皇漢重經學，反而對孟子之學說不甚重視，愚以為，此不啻舍本而逐末也。”
漢末時，《論語》已漸漸盛行，至魏晉南北朝時，《論語》甚至風靡天下；
但《孟子》因其“民貴君輕”之觀點，為兩漢、魏晉南北朝諸君主所不喜，故而始終不得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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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旻微微一笑：“曼才先生可知，故太常趙台卿曾著《孟子章句》乎？”
趙台卿便是趙岐，其人是最早為《孟子》作注之經學家之一。
嚴畯不與趙旻硬剛，而是選擇求同存異：“主公欲印五經，某以為頗善也。”
漢末當然不可能有“五經”的概念，但漢末經學不外乎這五部經典。
趙旻不再與嚴畯討論此事，反正其人已通過張繡，從劉表手中拿到了趙岐的《孟子章句》，印製此版本即可。
趙岐和邯鄲淳這兩個曆史上輩分雖異但均高壽之人，目前皆在荊州。
隨後，趙旻轉而問耿紀：“耿府君，而今陳留屯田、取締丁稅之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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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之新政如何，陳留士民對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此，愚以為，主公可將此推而廣之，斷無引發士民唾罵之虞。”
耿紀的意思是：趙旻在陳留取締丁稅、僅按屯田稅率征收田稅之舉，最初時雖曾使陳留士民不滿，但豐收之後，怨言便全部消失不見。
原因很簡單：到底哪種稅率更合適，陳留那些地主老爺、窮苦佃農們最清楚。
綜上所述，趙旻針對此亂世之策有二：
一是通過屯田、取消丁稅來減輕農民負擔；
他的做法，類似於後世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滿清胤禛攤丁入畝製的結合體。
滿清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致華夏神州人口的爆炸性增長。
從乾隆六年（西曆1741年）人口突破1億，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突破3億，再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國人口甚至突破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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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彼時的人口統計是按照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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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閉關鎖國的滿清截然不同，北宋靠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積極尋求外貿順差實現的這一點。
趙旻重新打通絲綢之路之舉，便相當於上了一分保險。
如此雙管齊下，而且有曆史上北宋、滿清成功的經驗…
趙旻堅信，東漢一定會登上世界之巔，成為這個時空獨一無二、遠超三大帝國的超級帝國。
趙旻認為，此舉至少可消除老百姓棄嬰惡習。
最為關鍵的是，趙旻所做的一切規劃，皆是按照東漢如今國情，量體裁衣來製定的。
畢竟隻有最合腳的鞋，穿起來才會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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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君，南陽驃騎將軍等已至！”
【作者題外話】：中古時代的學術文化傳播，主要借助士人的流動來實現。
在治世與亂世，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和平時代，文化傳播的途徑，或者是中央王朝派遣學官到地方傳道；
又或者是文化落後地區的士人，到文化發達的地區遊學。
戰亂時代，文化傳播的途徑，主要表現在文化先進地區的士人、向文化落後地區進行被動遷移。
這一點在漢末亂世表現得尤其明顯。
注意：關於文化傳播的路徑差異，見王永平《僑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養及其興學傳教》。
漢末喪亂，導致大量的中原士人逃往邊地，遼東的公孫度，交州的士燮，荊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焉，均吸納了大量的中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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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亂，（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魏書管寧傳》
（荊）州界群寇既盡，（劉）表乃開學立官，博求儒士。--《英雄記》
（士）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吳書士燮傳》
行文至此，諸君或許已明晰，自趙旻有意自主創業時起，其人便在主動招攬士人，其人也有這方麵的考量。
比如平原國的華歆；彭城國的嚴畯；廣陵的陳矯、步騭、衛旌；九江的劉曄、魯肅；琅琊國的諸葛瑾等人，均是彼時大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吳書嚴畯傳》
（諸葛）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韋曜《吳書》
江南與江北的學術風氣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經學，江北則流行古文經學。
經學，即儒教經典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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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讖即預言，緯即對儒教經典的附會。
東漢光武帝、位麵之子劉秀迷信讖緯，稱之為內學。
今文經盛行於西漢，東漢時代逐漸式微，地位被古文經取代，直到漢末馬融、鄭玄等人“兼采今古”，二者之爭才漸告平息。
不過彼時經學已經衰落，即將被玄學所替代。
注意：江北與江南的學風差異，此事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王永平《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
而趙旻要做的，是以儒家子學，替代沒落的經學。
趙旻清楚，所謂魏晉風骨，實則是放特娘的狗屁！
雖然前文已描述不下十次，但此處雲某仍不得不老調重彈。
“客”是一個特殊階層，也是中古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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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宗族、鄉黨為紐帶的社會中，對族裏而言，外姓是客；
對鄉裏而言，外鄉是客。
實際上是指在本地沒有根基的外來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於地方強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體屬性，與其前綴有關。
“賓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關係的隸屬群體。
“上客”通常擁有一定的資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禮賓。
“談客”利用口舌才華，充當軍閥之間的遊說者。
“奴客”則更加寬泛，隨著任務的變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複客”乃至“盜賊”等名稱，有時甚至會被直接簡稱為“奴”。
所謂“奴客”，顧名思義，即“具備了奴隸色彩的賓客”。
他們不具備人身自由，屬於主子的私產，在某種程度上與牲口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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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漢時代，由於奴客自身的“財產屬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長期豢養，不得隨意拋棄。
然而實際執行時，又是另一幅麵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釋放奴婢”的機會，將年輕力壯的奴客留下，將年邁無用的奴客轟走，美其名曰“還你自由”，實際是令其自生自滅。
這與現代資本家裁員，卻謊稱“為社會輸送人才”有異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漢書哀帝紀》
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巨萬，宜免為庶人。--《漢書貢禹傳》
“奴客”的稱謂，見於史冊較早，至少在西漢中期便已出現。
關於“客”的卑微化，唐長孺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過詳述。
實際“客”的卑賤化，核心原因在於生活上依附於豪強，缺乏個人選擇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壟斷了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機會的底層群眾，因為生存艱難，被迫淪為權勢者的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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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效應（也叫二八法則）的作用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最終大量的失地農民與破產手工業者，便順理成章地淪為富室強宗的附庸。
同時，彼時的“丁稅”製度，也為奴客的誕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稅即人頭稅，即無論個人財富多寡，都必須按人頭繳納賦稅。
在丁稅之外，百姓還要承擔沉重的徭役，而富戶不僅有著多樣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過個人權勢，庇蔭田莊內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書司馬芝傳》記載，司馬芝出任菅縣縣長時，轄區內的豪族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多年來從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馬芝想征調劉節手下的賓客服役，也遭到斷然拒絕。
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司馬）芝差（劉）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劉）節家（賓客）前後未嚐給繇（指兵役徭役）。”--《魏書司馬芝傳》
按兩漢製度，縣滿萬戶設縣令，不滿萬戶設縣長。可知菅縣的戶數不滿一萬。
劉節不過是條籍籍無名的地頭蛇，在這個不滿萬戶的小縣，卻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壯人口（千餘家），足見彼時的貧富分化到了什麽地步。
《江表傳》則記載，豫章太守華歆，在任內想要征發海昏縣的丁戶服役，但豪強“阻壁堅壘、斷絕道路”，於是“太守欲發調一人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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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即華歆）所遣長吏……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指塢堡），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太守）發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傳》
可見對於地方豪強而言，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產。
為了保護私有財產，他們是很樂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雖然是近代的舶來品，但至少在兩漢三國時代，勤勞智慧的中國人，便通過實際行動，踐行了這句名言。
言歸正傳，趙旻這套糅合張居正“一條鞭法”及雍正“攤丁入畝”的新政，其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人口大幅度、甚至是斷崖式增長。
但次要目的，也是為了毀滅奴客、部曲滋生的土壤。
最後就是，趙旻取消丁稅，意味著老百姓們不必再棄嬰了。
因為不再有口賦和算賦，所以老百姓們可以放心大膽地生養子女了。
以上，才是漢末的幾大痼疾！
漢末做為中古時代的開端，其社會主要矛盾，絕非奴客與地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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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地主之間，也就是地主階級內部名門、郡望、寒門和庶族之間的矛盾！
因為地主階級，才是中古時代的社會中堅力量。
這一點，與明清截然不同！
注意：以上四者，在漢末魏晉語境下，皆為地主階級！
那些作者連這都沒讀懂，他們以為漢末是明清？中古是近古？
嗬嗬！
不提那些無知者，雲某最後總結一句：
知識改變命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惟有普及教育，方可扭轉漢末到頹廢魏晉的轉變！
但話說迴來，老百姓連溫飽尚且堪憂，又如何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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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旻隻能緊扣關鍵點，一點點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