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1章
斷案大明：我老板是朱元璋 作者：碼十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坐在督都察院坐班的張丹青也一刻都沒閑著，每日上朝都會經曆一次又一次的爭吵和議論，爭議的過程，無非就是應對燕王朱棣的策略和措施問題。翻來複去就那麽幾個論調，實在有些乏善可陳，每次上朝的時候，張丹青都聽著想睡覺，而麵對建文皇帝朱允文的提問，每次張丹青都非常的謹慎，畢竟後知後覺的他深知燕王朱棣才是最後的勝出者，實在沒必要給自己埋下一個坑，所以每次麵對朱允文的提問，張丹青都是不痛不癢的迴答，安全在話語中挑不出任何有營養的結論。
但是自己的大舅哥徐輝祖就不一樣了，明明是燕王朱棣的大舅子，徐慧祖麵對燕王朱棣造反的消息，顯得極其積極和上心，，但恰恰也正是因為如此，卻讓朱允文更加的忌憚不已，沒辦法，這個魏國公和燕王朱棣有著姻親關係，再怎麽寬容大度的皇帝，也無法完全的放心，所以隻好選擇閑置。
曆朝曆代都有對藩王的限製和防範，尤其是和手握重兵的大將交往以及勾結，都有相應的防範措施。
明清兩朝的藩王製度都走得挺極端的，明朝藩王沒旨不能進京，一輩子呆在封地，連爹媽都見不到，不能參政，隻能混吃等死；清朝的藩王沒旨不能出京，一輩子就在四九城裏轉悠，偶爾奉旨外出辦個差，皇帝十分“惦記”，明清兩朝都有嚴禁藩王結交朝臣的製度，而且非常苛刻，稍有不慎，處罰十分嚴厲，想逾越的，藩王要再三掂量，官員則是提著腦袋。
四九城，指北京城的皇城4個城門，內城的9個城門。
清朝在康熙以前，藩王們還是比較自由的，有能力的皇子經過考核都有從政經曆，康熙也有意鍛煉藩王們，但出了九子奪嫡事件後，對藩王的限製一下子縮緊，雍正帝建立秘密立儲製度的同時，嚴令皇子結黨、結交外臣；乾隆時也下詔，禁止朝臣與諸王結交往來；嘉慶時重申，禁止諸王幹預朝事，甚至宮裏退休的太監不能去諸王府裏當差，發現了嚴加懲處。
所以清朝的皇帝們，三令五申的嚴禁諸王與大臣們私下見麵、結交，有些藩王經宗人府考核，報到皇帝那授有官職從政的，隻能在公開場合，工事公辦，下了堂口敢私下見麵、走動的，一旦發現，最輕的，諸王削爵，官員流放，稍重的直接殺頭了。乾隆41年，乾隆皇帝的孫子綿德，本來是襲封定親王，隻因跟禮部郎中秦雄褒互相送了個禮，綿德直接由親王降為鎮國公，秦雄褒流放伊犁。
洪亮吉，乾隆55年的榜眼，翰林院編修，因上書論朝廷弊政，發配伊犁。
乾隆45年，時任內務府總管是質郡王永瑢，山西巡撫喀寧阿迴京，到內務府辦差，順便送了幾條魚給永瑢，因嚴厲的家法，永瑢打死不敢要，隻能把魚送給乾隆皇帝，永瑢受到褒獎，而喀寧阿受到斥責，再未升遷一步；嘉慶4年，編修洪亮吉想向皇帝諫疏朝廷的弊政，想著自己奏上去沒什麽份量，於是懇請總領軍機的成親王永瑆轉遞，結果被嘉慶皇帝認為是“違例妄為”，永瑆被斥責，洪亮吉定死罪，因帝師朱珪說好話，才免死，發配伊犁。
魏晉南北朝時期，藩王們的身邊都有一個名叫“典簽”的官員。表麵上看，藩王大多年齡小，沒有從政經驗，所以為他們配置“典簽”官，幫助他們處理地方事務。實際上“典簽”是皇帝為了監督和控製各位藩王，在他們身邊安插的一個監督員。典簽官被皇帝賦予很大的權利，以致有很多事藩王和州郡官員都沒有處置權，都是這些典簽官說了算，這便是所謂的“典簽製度”。
魏晉之際，國家政權是掌握在門閥士族們的手上的。士族子弟不管才能如何，總能位居高位。而寒門出身的人，再有才能也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典簽”在設置之初，是個位不高權不重的小吏，最初隻是幫助外鎮的藩王們料理日常生活的秘書，所以多由寒族人士擔任。
根據《南史》的記載，魏晉時期州郡府議事，都是由官員將意見寫在簽上，交給典簽處理。到了南北朝的劉宋時期，典簽的權力有所變化，地位有所提高，職權也漸漸向處理政事方向發展。
劉裕稱帝後，為了避免士族門閥掌握太大的權力，有意任用寒門出身的人士掌管中書省的機要，在地方上派皇子們鎮守，大州郡的刺史、太守多由皇室宗親擔任。經過宋文帝和宋孝武帝的發展，權力漸漸向中央集中。但這種做法也造成了皇權與門閥之間的矛盾和中央與地方間的矛盾。為了控製鎮守一方的藩王、刺史們，中央選派寒門人士擔任典簽，去控製、監視地方，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製度。
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宋世諸皇子為藩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典簽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說明典簽的權力越來越大，能夠監督皇子了。
典簽可以監督皇子和地方大員的工作生活各項事務。齊武帝的皇子蕭子罕，在外鎮山東琅琊時準備外出遊玩，他的典簽薑秀不同意，蕭子罕就無法成行。無奈的蕭子罕對母親哭訴：“兒欲移五步而不得，與囚何異”。一個堂堂皇子，連外出遊玩的權力也受到典簽的控製，其他的地方官員更是不用說了。
典簽們不但對皇子和地方大員的工作指手畫腳，連他們的生活也要幹預。南康王的長史王僧孺與一個官員的小妾私通，被南康王的典簽抓了個現行，結果被抓入獄，丟了官職，過了很多年才重新起複。這說明典簽不但對皇子本人，就是對州郡官員的私生活也有權幹涉。
皇帝最怕外鎮的皇子們與地方上的實力派相勾結。所以典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摸清楚皇子們與刺史、太守、將軍們的關係。梁朝時，荊王蕭眺與內史陳晚行友善，經常在一起喝酒吹牛，有時也會邀請當地駐軍將領參加。這件事被典簽王子切報告給皇帝，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皇帝還是將荊王召迴，將他換到河東鎮守，避免與原來地方勢力勾結。
對一些圖謀不軌的藩王，典簽更是警惕性極高。南朝齊的鄱陽王蕭鏘想謀反，“典簽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府，害之”。正是典簽偵知了鄱陽王的陰謀，將一場反叛扼殺在搖籃之中。
典簽還有一項工作任務是對藩王和地方大員的政績進行評估，並可以影響到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據《南史》記載，皇帝往往會將一郡之事悉數委派給典簽，讓他們“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寫成奏章上報皇帝，對這些地方大員的去留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簽，很大可能會被降職降級。比如齊武帝時江州刺史與典簽不和，典簽將刺史的工作成績打上不合格，導致刺史被貶。
典簽采取密折將情況上報皇帝，被看成中國最早的特務。他們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調查為主，手段上有別於黜陟使之類的欽差大臣那種明查。
為什麽要給典簽那麽大的權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變上位的，他的政變中，出力最大的戴法興就是典簽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後，深知典簽的能量，將典簽的任用、選派之權收迴到皇帝手上，將典簽的職權也提升，作為監視地方大員的工具。《資治通鑒》上說：“至是，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簽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作為皇帝耳目的典簽製度正式成形。
魏晉時期作用官員采取的是九品中正製，士族在國家機關中占據多數職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權，皇權受到很大限製。這些士族子弟過著優渥的生活，處理政務的能力很差，皇帝對此也無可奈何。但是國家需要運轉，需要有人出來做事，所以很多寒門子弟不計較名位的高低，對世家大族們不屑一顧的低等職位也趨之若鶩，希望通過這些職位發揮自己的才幹。在這種一正一反之間，部門實權往往由一些職級不高的職位掌握，典簽也由原來的處理文書、照顧藩王起居變成掌握地方權力的一個重要崗位。
在皇帝們眼中，掌握地方大權的藩王、刺史和將軍們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曆史上不乏從地方起兵最終奪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們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鎮地方也不能讓皇帝完全放心，特別是晉朝“八王之亂”告訴南北朝的那些皇帝們，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賦予寒門人士比較大的實權就沒有上述的問題。因為寒門子弟沒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紐帶，缺乏與皇權競爭的基礎，所以作為皇帝信任的寒門子弟擔任的典簽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將他們當作中央與地方爭鬥的馬前卒。
典簽權力過大，也給政治上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典簽權力膨脹，導致地方上的長官沒有事務決斷權，不少地方大員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與典簽搞好關係上，對政務無心處理，或者一切唯典簽是從，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也有一些典簽利用手中的權力過分壓製地方上的官員，引起了反抗或者激發了反叛。整個南朝時期發生過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殺死典簽反叛的事例。這些反叛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加劇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權的統治，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當然，典簽製度也有積極的一麵。最主要的是鞏固了皇權，限製了地方上的一些亂政。比如梁武帝時，邵陵王蕭綸性格暴燥，動不動就將百姓下獄治罪，或者殺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蕭綸的典簦將他的所作所為密報武帝，蕭綸最後被搞撤職，“一郡心安”。
典簽製是對南北朝時期監察製度的重要補充。當時雖然有監察製度，但中央委派的監察大員往往是士族出身，與各地士族擔任的地方大員以及外鎮的藩王們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很難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門擔任的典簽，往往會為了自己的前途，隻忠於皇帝，他們和士族並無瓜葛，或者利益鏈接很少，往往能公正執法，仗義執言，在一定程度上扼製了士族大家對老百姓的欺淩。
典簽製造成了地方官員權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統治力度。特別是做為地方最高行政、軍事長官的刺史的權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無法及時處理，失去了地方政府應有的作用。特別是在一些特殊的突發事件麵前，更是手足無措。
典簽製是君權與地方上權利之爭的結果，量是這項製度造成的中央與地方上的矛盾，對王朝的統治極為不利。“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中央政府對地方上過於不信任的矛盾發展到最後，往往會逼迫地方強烈的反抗。整個南北朝時期，因為殺死典簽造反的事件多達數十起，還有一些官員和將軍走投無路之下投降北朝其他國家。這些投降者為了泄憤，往往會引敵國之兵攻打祖國，殺死與之有仇的以典簽為代表的寒門官吏，客觀上加劇了王朝的滅亡。
我們從實行典簽製的南朝的興亡中可以看出，統治集團內部如果互相猜忌，王朝的壽命一般不會長久。典簽製最大的弊端是典簽可以監督藩王和官員，而沒有人監督典簽，造成典簽權力的無限擴大。
典簽的權力之大，超過很多人的想像。邵陵王蕭子貞一次想吃熊掌，但是廚子卻說因典簽不在，所以不敢製作。連一個王爺吃什麽都要經過典簽的批準，可以看出典簽製發展到後來已脫離了初衷，脫離了實際。蕃王們“威不在身，恩未接下”，連自家性命都不保，後來蕭鸞誅奪位稱帝時，皇室大多被典簽殺光。這都是典簽製度給王朝帶來的悲劇。
曆朝曆代都有這樣的措施和防範，更不要說製度發展到巔峰時期的明朝了，魏國公徐輝祖手握重兵，他的姐夫燕王朱棣又在造反，身為皇帝的朱允文也不得不防範，麵對徐輝祖的主動請戰，自然下意識的選擇忽視和壓製了。
但是自己的大舅哥徐輝祖就不一樣了，明明是燕王朱棣的大舅子，徐慧祖麵對燕王朱棣造反的消息，顯得極其積極和上心，，但恰恰也正是因為如此，卻讓朱允文更加的忌憚不已，沒辦法，這個魏國公和燕王朱棣有著姻親關係，再怎麽寬容大度的皇帝，也無法完全的放心，所以隻好選擇閑置。
曆朝曆代都有對藩王的限製和防範，尤其是和手握重兵的大將交往以及勾結，都有相應的防範措施。
明清兩朝的藩王製度都走得挺極端的，明朝藩王沒旨不能進京，一輩子呆在封地，連爹媽都見不到，不能參政，隻能混吃等死；清朝的藩王沒旨不能出京，一輩子就在四九城裏轉悠，偶爾奉旨外出辦個差，皇帝十分“惦記”，明清兩朝都有嚴禁藩王結交朝臣的製度，而且非常苛刻，稍有不慎，處罰十分嚴厲，想逾越的，藩王要再三掂量，官員則是提著腦袋。
四九城，指北京城的皇城4個城門，內城的9個城門。
清朝在康熙以前，藩王們還是比較自由的，有能力的皇子經過考核都有從政經曆，康熙也有意鍛煉藩王們，但出了九子奪嫡事件後，對藩王的限製一下子縮緊，雍正帝建立秘密立儲製度的同時，嚴令皇子結黨、結交外臣；乾隆時也下詔，禁止朝臣與諸王結交往來；嘉慶時重申，禁止諸王幹預朝事，甚至宮裏退休的太監不能去諸王府裏當差，發現了嚴加懲處。
所以清朝的皇帝們，三令五申的嚴禁諸王與大臣們私下見麵、結交，有些藩王經宗人府考核，報到皇帝那授有官職從政的，隻能在公開場合，工事公辦，下了堂口敢私下見麵、走動的，一旦發現，最輕的，諸王削爵，官員流放，稍重的直接殺頭了。乾隆41年，乾隆皇帝的孫子綿德，本來是襲封定親王，隻因跟禮部郎中秦雄褒互相送了個禮，綿德直接由親王降為鎮國公，秦雄褒流放伊犁。
洪亮吉，乾隆55年的榜眼，翰林院編修，因上書論朝廷弊政，發配伊犁。
乾隆45年，時任內務府總管是質郡王永瑢，山西巡撫喀寧阿迴京，到內務府辦差，順便送了幾條魚給永瑢，因嚴厲的家法，永瑢打死不敢要，隻能把魚送給乾隆皇帝，永瑢受到褒獎，而喀寧阿受到斥責，再未升遷一步；嘉慶4年，編修洪亮吉想向皇帝諫疏朝廷的弊政，想著自己奏上去沒什麽份量，於是懇請總領軍機的成親王永瑆轉遞，結果被嘉慶皇帝認為是“違例妄為”，永瑆被斥責，洪亮吉定死罪，因帝師朱珪說好話，才免死，發配伊犁。
魏晉南北朝時期，藩王們的身邊都有一個名叫“典簽”的官員。表麵上看，藩王大多年齡小，沒有從政經驗，所以為他們配置“典簽”官，幫助他們處理地方事務。實際上“典簽”是皇帝為了監督和控製各位藩王，在他們身邊安插的一個監督員。典簽官被皇帝賦予很大的權利，以致有很多事藩王和州郡官員都沒有處置權，都是這些典簽官說了算，這便是所謂的“典簽製度”。
魏晉之際，國家政權是掌握在門閥士族們的手上的。士族子弟不管才能如何，總能位居高位。而寒門出身的人，再有才能也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典簽”在設置之初，是個位不高權不重的小吏，最初隻是幫助外鎮的藩王們料理日常生活的秘書，所以多由寒族人士擔任。
根據《南史》的記載，魏晉時期州郡府議事，都是由官員將意見寫在簽上，交給典簽處理。到了南北朝的劉宋時期，典簽的權力有所變化，地位有所提高，職權也漸漸向處理政事方向發展。
劉裕稱帝後，為了避免士族門閥掌握太大的權力，有意任用寒門出身的人士掌管中書省的機要，在地方上派皇子們鎮守，大州郡的刺史、太守多由皇室宗親擔任。經過宋文帝和宋孝武帝的發展，權力漸漸向中央集中。但這種做法也造成了皇權與門閥之間的矛盾和中央與地方間的矛盾。為了控製鎮守一方的藩王、刺史們，中央選派寒門人士擔任典簽，去控製、監視地方，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製度。
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宋世諸皇子為藩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典簽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說明典簽的權力越來越大，能夠監督皇子了。
典簽可以監督皇子和地方大員的工作生活各項事務。齊武帝的皇子蕭子罕，在外鎮山東琅琊時準備外出遊玩，他的典簽薑秀不同意，蕭子罕就無法成行。無奈的蕭子罕對母親哭訴：“兒欲移五步而不得，與囚何異”。一個堂堂皇子，連外出遊玩的權力也受到典簽的控製，其他的地方官員更是不用說了。
典簽們不但對皇子和地方大員的工作指手畫腳，連他們的生活也要幹預。南康王的長史王僧孺與一個官員的小妾私通，被南康王的典簽抓了個現行，結果被抓入獄，丟了官職，過了很多年才重新起複。這說明典簽不但對皇子本人，就是對州郡官員的私生活也有權幹涉。
皇帝最怕外鎮的皇子們與地方上的實力派相勾結。所以典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摸清楚皇子們與刺史、太守、將軍們的關係。梁朝時，荊王蕭眺與內史陳晚行友善，經常在一起喝酒吹牛，有時也會邀請當地駐軍將領參加。這件事被典簽王子切報告給皇帝，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皇帝還是將荊王召迴，將他換到河東鎮守，避免與原來地方勢力勾結。
對一些圖謀不軌的藩王，典簽更是警惕性極高。南朝齊的鄱陽王蕭鏘想謀反，“典簽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府，害之”。正是典簽偵知了鄱陽王的陰謀，將一場反叛扼殺在搖籃之中。
典簽還有一項工作任務是對藩王和地方大員的政績進行評估，並可以影響到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據《南史》記載，皇帝往往會將一郡之事悉數委派給典簽，讓他們“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寫成奏章上報皇帝，對這些地方大員的去留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簽，很大可能會被降職降級。比如齊武帝時江州刺史與典簽不和，典簽將刺史的工作成績打上不合格，導致刺史被貶。
典簽采取密折將情況上報皇帝，被看成中國最早的特務。他們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調查為主，手段上有別於黜陟使之類的欽差大臣那種明查。
為什麽要給典簽那麽大的權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變上位的，他的政變中，出力最大的戴法興就是典簽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後，深知典簽的能量，將典簽的任用、選派之權收迴到皇帝手上，將典簽的職權也提升，作為監視地方大員的工具。《資治通鑒》上說：“至是，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簽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作為皇帝耳目的典簽製度正式成形。
魏晉時期作用官員采取的是九品中正製，士族在國家機關中占據多數職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權，皇權受到很大限製。這些士族子弟過著優渥的生活，處理政務的能力很差，皇帝對此也無可奈何。但是國家需要運轉，需要有人出來做事，所以很多寒門子弟不計較名位的高低，對世家大族們不屑一顧的低等職位也趨之若鶩，希望通過這些職位發揮自己的才幹。在這種一正一反之間，部門實權往往由一些職級不高的職位掌握，典簽也由原來的處理文書、照顧藩王起居變成掌握地方權力的一個重要崗位。
在皇帝們眼中，掌握地方大權的藩王、刺史和將軍們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曆史上不乏從地方起兵最終奪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們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鎮地方也不能讓皇帝完全放心，特別是晉朝“八王之亂”告訴南北朝的那些皇帝們，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賦予寒門人士比較大的實權就沒有上述的問題。因為寒門子弟沒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紐帶，缺乏與皇權競爭的基礎，所以作為皇帝信任的寒門子弟擔任的典簽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將他們當作中央與地方爭鬥的馬前卒。
典簽權力過大，也給政治上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典簽權力膨脹，導致地方上的長官沒有事務決斷權，不少地方大員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與典簽搞好關係上，對政務無心處理，或者一切唯典簽是從，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也有一些典簽利用手中的權力過分壓製地方上的官員，引起了反抗或者激發了反叛。整個南朝時期發生過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殺死典簽反叛的事例。這些反叛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加劇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權的統治，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當然，典簽製度也有積極的一麵。最主要的是鞏固了皇權，限製了地方上的一些亂政。比如梁武帝時，邵陵王蕭綸性格暴燥，動不動就將百姓下獄治罪，或者殺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蕭綸的典簦將他的所作所為密報武帝，蕭綸最後被搞撤職，“一郡心安”。
典簽製是對南北朝時期監察製度的重要補充。當時雖然有監察製度，但中央委派的監察大員往往是士族出身，與各地士族擔任的地方大員以及外鎮的藩王們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很難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門擔任的典簽，往往會為了自己的前途，隻忠於皇帝，他們和士族並無瓜葛，或者利益鏈接很少，往往能公正執法，仗義執言，在一定程度上扼製了士族大家對老百姓的欺淩。
典簽製造成了地方官員權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統治力度。特別是做為地方最高行政、軍事長官的刺史的權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無法及時處理，失去了地方政府應有的作用。特別是在一些特殊的突發事件麵前，更是手足無措。
典簽製是君權與地方上權利之爭的結果，量是這項製度造成的中央與地方上的矛盾，對王朝的統治極為不利。“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中央政府對地方上過於不信任的矛盾發展到最後，往往會逼迫地方強烈的反抗。整個南北朝時期，因為殺死典簽造反的事件多達數十起，還有一些官員和將軍走投無路之下投降北朝其他國家。這些投降者為了泄憤，往往會引敵國之兵攻打祖國，殺死與之有仇的以典簽為代表的寒門官吏，客觀上加劇了王朝的滅亡。
我們從實行典簽製的南朝的興亡中可以看出，統治集團內部如果互相猜忌，王朝的壽命一般不會長久。典簽製最大的弊端是典簽可以監督藩王和官員，而沒有人監督典簽，造成典簽權力的無限擴大。
典簽的權力之大，超過很多人的想像。邵陵王蕭子貞一次想吃熊掌，但是廚子卻說因典簽不在，所以不敢製作。連一個王爺吃什麽都要經過典簽的批準，可以看出典簽製發展到後來已脫離了初衷，脫離了實際。蕃王們“威不在身，恩未接下”，連自家性命都不保，後來蕭鸞誅奪位稱帝時，皇室大多被典簽殺光。這都是典簽製度給王朝帶來的悲劇。
曆朝曆代都有這樣的措施和防範，更不要說製度發展到巔峰時期的明朝了，魏國公徐輝祖手握重兵，他的姐夫燕王朱棣又在造反，身為皇帝的朱允文也不得不防範，麵對徐輝祖的主動請戰，自然下意識的選擇忽視和壓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