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從6月28日以來，晝夜炮聲隆隆鋼鐵唿嘯，硝煙迷漫，土石飛揚，空中飛機不斷攻擊轟炸，地麵部隊相繼衝殺。夜間則是火光燭天，處處仍在殺聲四起。
激烈的47天作戰，守軍在烈日下，在暴雨中，晝夜在戰壕內，過著半穴居生活。
此時城內的房屋大部因炮擊、轟炸而倒塌或起火，城外山地的森林樹木幾乎全被槍彈或炮彈的破片切斷。
不少池塘在遭到空襲和炮擊後，死魚則遍浮水麵。
在這次作戰中，守軍因病及傷亡人數達數萬之多，而日軍亦因傷、亡與疾病，使近5萬人喪失戰鬥能力，其中近1萬人埋屍於衡陽之附近。
衡陽之戰結束了，但是對於這場戰鬥國內卻沒有進行多少宣傳，原因很簡單，首先是這一仗國軍雖然打的很艱苦，也很英勇，但是衡陽還是失守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敗仗，敗仗顯然是不需要也不能進行宣傳的。
誠然，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敗仗，無論敗的有多麽壯烈，也不過是整個豫湘桂大潰敗中千千萬萬敗仗中的一場而已，更何況是以中國人最為不齒的投降結束的。
而且整個豫湘桂戰役是抗戰後期國民黨正麵戰場麵對幾乎是強弩之末的日軍的一次大潰敗，丟失了中國大半河山，完完全全的是一個黑點，但是到衡陽保衛戰這又不知道該怎麽去宣傳，於是官方宣傳都是以豫湘桂大潰敗而一筆帶過，不完全的黑也不會把這場戰鬥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了更重要的是第十軍軍長最後向日軍投降，用方先覺自己的話說，這一仗既沒有成功也沒有成仁，倍感慚愧！
而由於方先覺投敵引起的一係列的爭議，也使得國民政府也沒辦法大力的宣傳這一仗，以至於衡陽之戰國軍取得的一係列的戰術突破也被方先覺的個人爭議給壓下來了。
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眼下關於方先覺投敵種種甚囂塵上，謾罵者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有，不一而是。
但是在李國耀看來，方先覺這個人和漢時李陵倒有幾分相似。天漢二年，陵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北伐匈奴。廣利率漢軍主力捕捉匈奴未果，李陵的一隻偏師卻撞上了匈奴的大單於。八萬匈奴精騎圍攻李陵部五千步卒，廝殺數十陣,匈奴折損逾萬。最後漢軍‘矢皆盡’才被擊潰，隻有四百人逃迴漢地，李陵也被俘投降。
率五千荊楚步兵對戰八萬匈奴騎兵，轉戰千裏，殺匈奴將近萬人，最後軍隊傷亡殆盡，且實在沒有戰鬥力了，最終投降匈奴。結果現在的很多曆史編輯仍然將其稱為“漢奸”。
作為一個將軍，在戰場上取得了超常的功績，在逆境之時得不到國家援助，自己也盡力了，再打下去也無濟於事，然後才投降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李陵未必真心投敵，他在寫給蘇武的信中說“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但不等他有所作為，武帝聽信謠言滅其三族。李陵心灰意冷，鬱鬱終老於北地。
其實方先覺與李陵的投降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被自己人逼出來的，方的第十軍以日軍七分之一的兵力，絕對劣勢的裝備，血戰四十七日而援軍不至。
在那樣的情況下，換誰都會心生怨念，方在投降前就曾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
李陵也曾做詩悲唱“徑萬裏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潰。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而且李陵與方先覺畢竟沒有做出什麽真正對不起國家的事情——李陵一生未帶兵侵入漢地，方先覺投降不久後就逃迴了重慶。
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似乎隻有活著的勇士或是死了的英雄才值得我們長久地頌唱，在東方民族的眼裏，被俘是士兵最丟臉的事情。日本兵被俘即使歸隊，基本都是被同袍虐/殺。
難道隻有死亡才能證明一個士兵的勇氣？
即便這死亡毫無意義？
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還不算勇敢？
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費敵人的一顆子彈麽？
這種混蛋邏輯象極了程朱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那些道學家看來一個女人要是失貞那隻有上吊投井才能彌補她的罪惡，即使這‘罪惡’是別人強加給她的。他們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後做決絕狀，一死百了。
然後他們給立牌坊，行禮如儀，高聲唱頌。
由此我們可以想想甲午海戰中方將領們的結局——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鎮遠號管帶林泰曾自殺，定遠號管帶劉步蟾自殺，致遠號管帶鄧世昌自殺，經遠號管帶林永升戰死，鎮遠號副管帶楊用霖自殺，超勇號管帶黃建勳自殺，揚威號管帶林履中自殺...帝
國海軍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後盡數星隕。
奮力一戰，以死報國，應受萬世的景仰。但他們是否想過，他們一死成空，身後事誰可了之？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甲午之後大清再也找不出幾個上得了台麵的將軍，失去了北洋的守衛，當那群矮小的強盜再次從東方殺來時，等待中國子民的便隻剩下刺刀了。
八年抗戰，國共雙方恐怕沒有一個將軍的戰績能象方先覺如此傲人。此等將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國家民族之不幸。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李鴻章簽定《馬關條約》，世人視為賣**，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誰又敢拍著胸脯說能做得比他好？自認做不到李鴻章那麽不壞，所以在我看來李有功無過。
同理，當方先覺絕境之時，換做是其他人，也未必有人做的比他更好。
況且還有近萬傷兵因而得生，那萬眾傷兵身後又有多少個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親人的悲傷，與之相較，一介虛名，孰輕？孰重？
當然了，方先覺投降是事實，所以從衡陽會戰結束到現在，重慶方麵都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宣傳也可以理解。
衡陽之戰日軍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卻被中國軍隊足足牽製了47天，而此時日軍在整個太平洋戰場上的敗像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入夏以來，日軍在太平洋、在南亞戰場，因遭到美軍、澳軍、英印軍、我國在緬甸遠征軍的打擊，相繼失利，而連連從中國的關內、關外戰場，抽調部隊至上述地區，以圖挽迴頹勢。
此時的日軍士氣十分低落，其士兵和軍官都已知道，日本已無戰勝的希望，而且大禍不久即將臨頭。
而新編組的國民黨部隊，已訓練數年，在前方的部隊亦輪流調至後方整訓，輕武器步槍、輕重機槍並不缺乏，炮兵，以迫擊炮為主已形成火力骨幹，空軍力量已超過了日軍。
但此時的國軍，有相當數量的部隊缺乏整體觀念和頑強的戰鬥意誌。1944年的許昌之戰、洛陽之戰、長沙之戰、衡陽之戰以及後來的桂林之戰，守城部隊都執行了堅守的防禦任務，然而外圍的部隊幾乎都未完成預定的阻止敵人和增援的任務，他們有的保存實力、隨意撤退、見死不救、置堅守部隊於不顧，而被敵各個殲滅。
以致固守許昌的呂公良新編29師、堅守洛陽的武庭麟第15軍、保衛衡陽的方先覺第10軍，與後來防守桂林的賀維珍第31軍，都由固守而形成孤立無援，最後隻得靠自己所剩的力量組織突圍或力竭而被殲。
所以衡陽之戰出現這樣局麵，預料之中卻又教訓頗多。
比如第九戰區一直未能打退敵在湘江兩側繼續向衡陽增調的部隊，這就使固守衡陽的部隊逐步陷入困境。
再就是當日軍已明顯的向衡陽集結，且無力予以阻止而衡陽之防禦體係又遭敵分割的情況下，如以衡陽守軍作為機動部隊，與外圍各軍實行機動作戰，後果將會不同。
經廣西調來之機械化部隊，時間既已延遲，而衡陽敵情確已嚴重，改變原來的計劃，另行布置戰場，這在戰役上也是常有的事。相反如不及時進行新的對策，自然就會陷入被動招致失敗。
準備以軍事勝利鼓舞國人及同盟國家，這並無不可，但軍事本身尚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形和無形力量決賽的結果。如條件不具備，力量不足，往往會適得其反。重大戰役的結果，如與預期之目的相反，將直接影響以後之戰局。
固守部隊由於兵力部署、作戰地域、作戰準備、作戰方法等，自然形成固定任務，然而協同、策應之機動部隊，有些竟當成機動任務來執行，向衡陽西方之增援部隊，並未按預定計劃實施，致使守軍一直處於孤立無援之狀態。
(本章完)
激烈的47天作戰，守軍在烈日下，在暴雨中，晝夜在戰壕內，過著半穴居生活。
此時城內的房屋大部因炮擊、轟炸而倒塌或起火，城外山地的森林樹木幾乎全被槍彈或炮彈的破片切斷。
不少池塘在遭到空襲和炮擊後，死魚則遍浮水麵。
在這次作戰中，守軍因病及傷亡人數達數萬之多，而日軍亦因傷、亡與疾病，使近5萬人喪失戰鬥能力，其中近1萬人埋屍於衡陽之附近。
衡陽之戰結束了，但是對於這場戰鬥國內卻沒有進行多少宣傳，原因很簡單，首先是這一仗國軍雖然打的很艱苦，也很英勇，但是衡陽還是失守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敗仗，敗仗顯然是不需要也不能進行宣傳的。
誠然，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敗仗，無論敗的有多麽壯烈，也不過是整個豫湘桂大潰敗中千千萬萬敗仗中的一場而已，更何況是以中國人最為不齒的投降結束的。
而且整個豫湘桂戰役是抗戰後期國民黨正麵戰場麵對幾乎是強弩之末的日軍的一次大潰敗，丟失了中國大半河山，完完全全的是一個黑點，但是到衡陽保衛戰這又不知道該怎麽去宣傳，於是官方宣傳都是以豫湘桂大潰敗而一筆帶過，不完全的黑也不會把這場戰鬥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了更重要的是第十軍軍長最後向日軍投降，用方先覺自己的話說，這一仗既沒有成功也沒有成仁，倍感慚愧！
而由於方先覺投敵引起的一係列的爭議，也使得國民政府也沒辦法大力的宣傳這一仗，以至於衡陽之戰國軍取得的一係列的戰術突破也被方先覺的個人爭議給壓下來了。
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眼下關於方先覺投敵種種甚囂塵上，謾罵者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有，不一而是。
但是在李國耀看來，方先覺這個人和漢時李陵倒有幾分相似。天漢二年，陵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北伐匈奴。廣利率漢軍主力捕捉匈奴未果，李陵的一隻偏師卻撞上了匈奴的大單於。八萬匈奴精騎圍攻李陵部五千步卒，廝殺數十陣,匈奴折損逾萬。最後漢軍‘矢皆盡’才被擊潰，隻有四百人逃迴漢地，李陵也被俘投降。
率五千荊楚步兵對戰八萬匈奴騎兵，轉戰千裏，殺匈奴將近萬人，最後軍隊傷亡殆盡，且實在沒有戰鬥力了，最終投降匈奴。結果現在的很多曆史編輯仍然將其稱為“漢奸”。
作為一個將軍，在戰場上取得了超常的功績，在逆境之時得不到國家援助，自己也盡力了，再打下去也無濟於事，然後才投降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李陵未必真心投敵，他在寫給蘇武的信中說“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但不等他有所作為，武帝聽信謠言滅其三族。李陵心灰意冷，鬱鬱終老於北地。
其實方先覺與李陵的投降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被自己人逼出來的，方的第十軍以日軍七分之一的兵力，絕對劣勢的裝備，血戰四十七日而援軍不至。
在那樣的情況下，換誰都會心生怨念，方在投降前就曾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
李陵也曾做詩悲唱“徑萬裏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潰。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而且李陵與方先覺畢竟沒有做出什麽真正對不起國家的事情——李陵一生未帶兵侵入漢地，方先覺投降不久後就逃迴了重慶。
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似乎隻有活著的勇士或是死了的英雄才值得我們長久地頌唱，在東方民族的眼裏，被俘是士兵最丟臉的事情。日本兵被俘即使歸隊，基本都是被同袍虐/殺。
難道隻有死亡才能證明一個士兵的勇氣？
即便這死亡毫無意義？
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還不算勇敢？
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費敵人的一顆子彈麽？
這種混蛋邏輯象極了程朱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那些道學家看來一個女人要是失貞那隻有上吊投井才能彌補她的罪惡，即使這‘罪惡’是別人強加給她的。他們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後做決絕狀，一死百了。
然後他們給立牌坊，行禮如儀，高聲唱頌。
由此我們可以想想甲午海戰中方將領們的結局——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鎮遠號管帶林泰曾自殺，定遠號管帶劉步蟾自殺，致遠號管帶鄧世昌自殺，經遠號管帶林永升戰死，鎮遠號副管帶楊用霖自殺，超勇號管帶黃建勳自殺，揚威號管帶林履中自殺...帝
國海軍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後盡數星隕。
奮力一戰，以死報國，應受萬世的景仰。但他們是否想過，他們一死成空，身後事誰可了之？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甲午之後大清再也找不出幾個上得了台麵的將軍，失去了北洋的守衛，當那群矮小的強盜再次從東方殺來時，等待中國子民的便隻剩下刺刀了。
八年抗戰，國共雙方恐怕沒有一個將軍的戰績能象方先覺如此傲人。此等將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國家民族之不幸。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李鴻章簽定《馬關條約》，世人視為賣**，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誰又敢拍著胸脯說能做得比他好？自認做不到李鴻章那麽不壞，所以在我看來李有功無過。
同理，當方先覺絕境之時，換做是其他人，也未必有人做的比他更好。
況且還有近萬傷兵因而得生，那萬眾傷兵身後又有多少個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親人的悲傷，與之相較，一介虛名，孰輕？孰重？
當然了，方先覺投降是事實，所以從衡陽會戰結束到現在，重慶方麵都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宣傳也可以理解。
衡陽之戰日軍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卻被中國軍隊足足牽製了47天，而此時日軍在整個太平洋戰場上的敗像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入夏以來，日軍在太平洋、在南亞戰場，因遭到美軍、澳軍、英印軍、我國在緬甸遠征軍的打擊，相繼失利，而連連從中國的關內、關外戰場，抽調部隊至上述地區，以圖挽迴頹勢。
此時的日軍士氣十分低落，其士兵和軍官都已知道，日本已無戰勝的希望，而且大禍不久即將臨頭。
而新編組的國民黨部隊，已訓練數年，在前方的部隊亦輪流調至後方整訓，輕武器步槍、輕重機槍並不缺乏，炮兵，以迫擊炮為主已形成火力骨幹，空軍力量已超過了日軍。
但此時的國軍，有相當數量的部隊缺乏整體觀念和頑強的戰鬥意誌。1944年的許昌之戰、洛陽之戰、長沙之戰、衡陽之戰以及後來的桂林之戰，守城部隊都執行了堅守的防禦任務，然而外圍的部隊幾乎都未完成預定的阻止敵人和增援的任務，他們有的保存實力、隨意撤退、見死不救、置堅守部隊於不顧，而被敵各個殲滅。
以致固守許昌的呂公良新編29師、堅守洛陽的武庭麟第15軍、保衛衡陽的方先覺第10軍，與後來防守桂林的賀維珍第31軍，都由固守而形成孤立無援，最後隻得靠自己所剩的力量組織突圍或力竭而被殲。
所以衡陽之戰出現這樣局麵，預料之中卻又教訓頗多。
比如第九戰區一直未能打退敵在湘江兩側繼續向衡陽增調的部隊，這就使固守衡陽的部隊逐步陷入困境。
再就是當日軍已明顯的向衡陽集結，且無力予以阻止而衡陽之防禦體係又遭敵分割的情況下，如以衡陽守軍作為機動部隊，與外圍各軍實行機動作戰，後果將會不同。
經廣西調來之機械化部隊，時間既已延遲，而衡陽敵情確已嚴重，改變原來的計劃，另行布置戰場，這在戰役上也是常有的事。相反如不及時進行新的對策，自然就會陷入被動招致失敗。
準備以軍事勝利鼓舞國人及同盟國家，這並無不可，但軍事本身尚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形和無形力量決賽的結果。如條件不具備，力量不足，往往會適得其反。重大戰役的結果，如與預期之目的相反，將直接影響以後之戰局。
固守部隊由於兵力部署、作戰地域、作戰準備、作戰方法等，自然形成固定任務，然而協同、策應之機動部隊，有些竟當成機動任務來執行，向衡陽西方之增援部隊，並未按預定計劃實施，致使守軍一直處於孤立無援之狀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