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國富？民富？
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變革派和保守派的爭論焦點就是“國富”還是“民富”，就具體策略而言，就是“抑兼並”還是“不抑兼並。”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就是“抑兼並”。
曆來“抑兼並”者都有兩大理由，一是道義方麵的，即削富益貧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財政方麵的，即“利出一孔”為的是富國足用，其實際動機則多是出自財政理由，即通過經濟壟斷以充實國庫。
曆史上曆次大規模的抑兼並運動，都是在王朝財政危機的背景下發動的，而“抑兼並”的直接結果則是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極度膨脹，從而形成所謂“國富民窮”的局麵。
從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著平均主義的旗號來擴充國庫。
但貧苦百姓對這樣的“右貧抑富”毫不領情，他們紛紛投到富民那裏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順，還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說，多數王朝的崩潰都是朝廷“汲取能力”過分強化而使民間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順造反，其真實原因就是國家和百姓的利益之爭，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場反對統購統銷的大變亂。當時朝廷在四川設置“博買務”，實行博買政策，就是茶絲帛由官府統一購銷，官府低價強購，不賣給官府不行，這樣一來，茶絲帛商就賺不到錢了，農民賣的價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農非常多，他們利益損失最大，於是就激起了四川茶農一致反抗。李順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葉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樣的。朝廷增設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當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來的新政，一般老百姓隻準有多少多少土地，其餘的土地一律歸公，然後派出很多人去刮田，這些多餘的土地、山林、湖泊統統收歸國有。
這個政策聽起來也很不錯，但貪官汙吏太多了，他跑到一個地方，你不給他賄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說你是大地主，於是土改擴大化了。很多中農，甚至是下中農，因為賄賂太少，或者沒有賄賂，他就把你的土地給拿走了。當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錢賄賂，他也不會沒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邊的一個莊主，因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過不下去了，沒有活路了，於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國家搜刮百姓，與民奪利。
類似於博買務，西城刮田所的國家搜刮機構現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蘇杭應奉局造作局、蘇杭應奉局等等，它們在南方，是為搞花石綱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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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不抑兼並”的道義理由則是所謂“官不與民爭利”，然而真的實行起來就大有奧妙了。
“官”與“民”是一對對立範疇，有雙重含義。“民”可以表示與國家或朝廷相對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馬光所謂“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即指此義。另外，“民”也可以表示與權貴勢要相對的下層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顯然，司馬光所謂“在官”實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財產，從平民百姓到權臣、貴戚和強藩大將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說，國家不與私人爭利。
他為什麽反對“抑兼並”？實際上就是害怕權貴與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對“官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害怕國家妨礙了權貴的利益，因此他們常常公然要求淩駕於“齊民”之上的私人特權，也就是說，他們主張“不抑兼並”，說白了就是要求國家放手讓權貴們攫取私人財富。
如果說，“抑兼並”導致了“國富民窮”的話，“不抑兼並”的結果則通常是“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
什麽人稱之為官？權臣，貴戚，近幸，強藩大將……官富了，“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其極端後果就是王朝崩潰，就是天下大亂。比如東漢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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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
“不抑兼並”導致權貴私家勢力惡性擴張，而“抑兼並”又導致朝廷“汲取能力”惡性膨脹，於是朝廷輪番用藥，在“抑兼並”與“不抑兼並”的交替循環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直到危機日重而瀕臨崩潰。
看看本朝曆史，你就知道官與民為了爭奪財富，廝殺到了何種慘烈的地步。
自熙寧以來，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幾度易位，忽而“變法”，忽而“改製”，忽而“更化”，忽而“紹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寧”，來來往往，不亦樂乎，然而，大宋的危機卻沒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來越嚴重了。
自蔡京主政後，舊黨一派因“元祐黨人案”被鎮壓，至今沒有翻身，“新黨”因此得勢十幾年，大肆實施“抑兼並”之製。有人說“新法變質”，說王門後學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實，從王安石那種“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發展到後來西城刮田所、蘇杭應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搜刮民財以充國庫，何來“變質”之說？
隻是，以蔡京為首的新一輪改革同樣沒有化解大宋的危機，反而讓危機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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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抑兼並”不能解決大宋危機，“不抑兼並”也不行，“抑”與“不抑”交替試之還是不行？
說白了，“抑”與“不抑”表麵上是經濟問題，實質上卻是個國政問題，深層次看，卻是儒學之爭。
自漢以後，“獨尊儒術”一直與“漢承秦製”互為表裏，儒學已成為雜糅諸家的混合體，而純儒、純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雖然師法商君、申韓，但更尊崇孔孟，他實際上是一位帶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馬光的放任主張與其說源自孔孟，不如說更多地來自“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的黃老道家傳統，他可以說是帶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謂儒法鬥爭，從漢代以後，已經演變為儒家內部的“法儒”與“道儒”之爭。
法儒主張“抑兼並”，就是要求強化朝廷的經濟壟斷，堅決製止所謂的“賤人”發展強大的民間經濟，道儒主張“不抑兼並”，反其道而行知。
這兩者的主張歸結到經濟政策上，就是法儒堅持“統製經濟”，而道儒堅持“放任經濟”，也就是自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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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話說迴來，王安石變法的根由是什麽？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大宋實行的是“放任經濟”，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敗，“三冗二積”，繼而國力孱弱。當今皇帝主政後，以蔡京為相，再實新政，按道理用“統製經濟”應該可以充實國庫了，為什麽危機反而越來越厲害？
原因就是變法，變法導致政爭，黨爭。自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新舊兩黨互相廝殺，幾十年下來，大宋國庫不但沒有充盈，“三冗”等積弊卻發展到了極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徹地的本事，他也無力迴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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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冗”中，直接關係到新舊兩黨利益的就是冗官。
為什麽官多？一是科舉取士越來越多。科舉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徑，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蔭”法，恩蔭授官的人數量極大，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乃至門客。這個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內外官員不過數千人。到真宗朝，官員大約萬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萬七千人。到現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員。還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數同樣非常多，這些人也是拿俸祿過日子的。另外，受祿的宗室吏員有好幾萬人，不受祿而以貪汙受賄為生的吏員更是不計其數。
本朝高、中級官員的待遇比較優厚，有俸祿、職田、祠祿、恩賞等。俸祿又分為正俸、添支、職錢、祿粟、衣賜，甚至包括隨從們的衣糧，等等，還有酒茶、廚料、薪炭、飼芻之給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樞密使，月俸三百貫，月祿粟百石，春、冬衣共賜綾四十匹、絹六十匹，冬綿一百兩，傔人的衣糧七十人，另外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給炭一千六百秤、鹽七石。這樣，一個高級官員一年的開支總有萬貫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僅僅是俸祿和相關待遇，還包括他們的職務消費，這是一個無底洞。據估計，目前所有官員、官署，每年的開支大約在千萬貫以上。
至於“冗兵”，那就不要說了，禁軍加廂軍，一百多萬人，每年的軍費開始大約在四千萬貫以上。
如此同時，皇室的耗費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舉行大享明堂禮的時候，一次就耗費一千兩百萬貫。至於當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說了，窮奢極侈，耗費之巨，難以計算。
蘇轍曾經在上奏中說過，本朝內有養官養兵的費用，外有給契丹、西夏人的奉贈，如今皇帝又給自己挖了個大坑來耗費其餘。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變，國庫若想盈餘，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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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也罷，保守也罷，說到底都是為了解決國庫空虛問題，而國庫之所以空虛，都是因為“三冗”，“三冗”問題不解決，根子不解決，這個危機永遠沒有扭轉的時候，但“三冗”又直接關係到國祚利益，皇帝利益，新舊兩黨的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兩派都不願意在這方麵實施大的變革，於是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大家都拚命在經濟政策上做文章，試圖用更多的錢來解決問題，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統製經濟”發揮到了極致，然而事與願違，新政實施的結果和他那些前輩們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馳了。
至此，大宋內部的危機終於走到了足以威脅到國祚危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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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綱說了很長時間，末了，問了一句：“使相，這個理由可以嗎？”
李虎沉默良久，歎了口氣，“西瓜已經爛了，還能吃嗎？”
李綱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迴道：“大宋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雖然樹根已經爛掉一半，但隻要細心嗬護，它會長得更加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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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紹述：特指宋哲宗時對神宗所實行的新法的繼承。
建中、崇法熙寧：宋徽宗的第一個年號叫建中靖國，傾向性很明確：“建中”就是在新舊之間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國”就是強調安定團結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倘真長此以往，其後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氣象，可惜他轉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寧，表明將崇尚熙寧之政。他與宰相蔡京盡管還打著新法的旗號，但所作所為，與熙寧新法已了無關係，誠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劃的新法“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
傔人：傔qian，傔人即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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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變革派和保守派的爭論焦點就是“國富”還是“民富”，就具體策略而言，就是“抑兼並”還是“不抑兼並。”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就是“抑兼並”。
曆來“抑兼並”者都有兩大理由，一是道義方麵的，即削富益貧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財政方麵的，即“利出一孔”為的是富國足用，其實際動機則多是出自財政理由，即通過經濟壟斷以充實國庫。
曆史上曆次大規模的抑兼並運動，都是在王朝財政危機的背景下發動的，而“抑兼並”的直接結果則是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極度膨脹，從而形成所謂“國富民窮”的局麵。
從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著平均主義的旗號來擴充國庫。
但貧苦百姓對這樣的“右貧抑富”毫不領情，他們紛紛投到富民那裏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順，還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說，多數王朝的崩潰都是朝廷“汲取能力”過分強化而使民間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順造反，其真實原因就是國家和百姓的利益之爭，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場反對統購統銷的大變亂。當時朝廷在四川設置“博買務”，實行博買政策，就是茶絲帛由官府統一購銷，官府低價強購，不賣給官府不行，這樣一來，茶絲帛商就賺不到錢了，農民賣的價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農非常多，他們利益損失最大，於是就激起了四川茶農一致反抗。李順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葉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樣的。朝廷增設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當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來的新政，一般老百姓隻準有多少多少土地，其餘的土地一律歸公，然後派出很多人去刮田，這些多餘的土地、山林、湖泊統統收歸國有。
這個政策聽起來也很不錯，但貪官汙吏太多了，他跑到一個地方，你不給他賄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說你是大地主，於是土改擴大化了。很多中農，甚至是下中農，因為賄賂太少，或者沒有賄賂，他就把你的土地給拿走了。當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錢賄賂，他也不會沒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邊的一個莊主，因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過不下去了，沒有活路了，於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國家搜刮百姓，與民奪利。
類似於博買務，西城刮田所的國家搜刮機構現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蘇杭應奉局造作局、蘇杭應奉局等等，它們在南方，是為搞花石綱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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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不抑兼並”的道義理由則是所謂“官不與民爭利”，然而真的實行起來就大有奧妙了。
“官”與“民”是一對對立範疇，有雙重含義。“民”可以表示與國家或朝廷相對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馬光所謂“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即指此義。另外，“民”也可以表示與權貴勢要相對的下層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顯然，司馬光所謂“在官”實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財產，從平民百姓到權臣、貴戚和強藩大將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說，國家不與私人爭利。
他為什麽反對“抑兼並”？實際上就是害怕權貴與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對“官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害怕國家妨礙了權貴的利益，因此他們常常公然要求淩駕於“齊民”之上的私人特權，也就是說，他們主張“不抑兼並”，說白了就是要求國家放手讓權貴們攫取私人財富。
如果說，“抑兼並”導致了“國富民窮”的話，“不抑兼並”的結果則通常是“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
什麽人稱之為官？權臣，貴戚，近幸，強藩大將……官富了，“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其極端後果就是王朝崩潰，就是天下大亂。比如東漢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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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
“不抑兼並”導致權貴私家勢力惡性擴張，而“抑兼並”又導致朝廷“汲取能力”惡性膨脹，於是朝廷輪番用藥，在“抑兼並”與“不抑兼並”的交替循環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直到危機日重而瀕臨崩潰。
看看本朝曆史，你就知道官與民為了爭奪財富，廝殺到了何種慘烈的地步。
自熙寧以來，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幾度易位，忽而“變法”，忽而“改製”，忽而“更化”，忽而“紹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寧”，來來往往，不亦樂乎，然而，大宋的危機卻沒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來越嚴重了。
自蔡京主政後，舊黨一派因“元祐黨人案”被鎮壓，至今沒有翻身，“新黨”因此得勢十幾年，大肆實施“抑兼並”之製。有人說“新法變質”，說王門後學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實，從王安石那種“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發展到後來西城刮田所、蘇杭應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搜刮民財以充國庫，何來“變質”之說？
隻是，以蔡京為首的新一輪改革同樣沒有化解大宋的危機，反而讓危機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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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抑兼並”不能解決大宋危機，“不抑兼並”也不行，“抑”與“不抑”交替試之還是不行？
說白了，“抑”與“不抑”表麵上是經濟問題，實質上卻是個國政問題，深層次看，卻是儒學之爭。
自漢以後，“獨尊儒術”一直與“漢承秦製”互為表裏，儒學已成為雜糅諸家的混合體，而純儒、純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雖然師法商君、申韓，但更尊崇孔孟，他實際上是一位帶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馬光的放任主張與其說源自孔孟，不如說更多地來自“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的黃老道家傳統，他可以說是帶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謂儒法鬥爭，從漢代以後，已經演變為儒家內部的“法儒”與“道儒”之爭。
法儒主張“抑兼並”，就是要求強化朝廷的經濟壟斷，堅決製止所謂的“賤人”發展強大的民間經濟，道儒主張“不抑兼並”，反其道而行知。
這兩者的主張歸結到經濟政策上，就是法儒堅持“統製經濟”，而道儒堅持“放任經濟”，也就是自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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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話說迴來，王安石變法的根由是什麽？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大宋實行的是“放任經濟”，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敗，“三冗二積”，繼而國力孱弱。當今皇帝主政後，以蔡京為相，再實新政，按道理用“統製經濟”應該可以充實國庫了，為什麽危機反而越來越厲害？
原因就是變法，變法導致政爭，黨爭。自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新舊兩黨互相廝殺，幾十年下來，大宋國庫不但沒有充盈，“三冗”等積弊卻發展到了極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徹地的本事，他也無力迴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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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冗”中，直接關係到新舊兩黨利益的就是冗官。
為什麽官多？一是科舉取士越來越多。科舉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徑，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蔭”法，恩蔭授官的人數量極大，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乃至門客。這個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內外官員不過數千人。到真宗朝，官員大約萬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萬七千人。到現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員。還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數同樣非常多，這些人也是拿俸祿過日子的。另外，受祿的宗室吏員有好幾萬人，不受祿而以貪汙受賄為生的吏員更是不計其數。
本朝高、中級官員的待遇比較優厚，有俸祿、職田、祠祿、恩賞等。俸祿又分為正俸、添支、職錢、祿粟、衣賜，甚至包括隨從們的衣糧，等等，還有酒茶、廚料、薪炭、飼芻之給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樞密使，月俸三百貫，月祿粟百石，春、冬衣共賜綾四十匹、絹六十匹，冬綿一百兩，傔人的衣糧七十人，另外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給炭一千六百秤、鹽七石。這樣，一個高級官員一年的開支總有萬貫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僅僅是俸祿和相關待遇，還包括他們的職務消費，這是一個無底洞。據估計，目前所有官員、官署，每年的開支大約在千萬貫以上。
至於“冗兵”，那就不要說了，禁軍加廂軍，一百多萬人，每年的軍費開始大約在四千萬貫以上。
如此同時，皇室的耗費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舉行大享明堂禮的時候，一次就耗費一千兩百萬貫。至於當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說了，窮奢極侈，耗費之巨，難以計算。
蘇轍曾經在上奏中說過，本朝內有養官養兵的費用，外有給契丹、西夏人的奉贈，如今皇帝又給自己挖了個大坑來耗費其餘。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變，國庫若想盈餘，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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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也罷，保守也罷，說到底都是為了解決國庫空虛問題，而國庫之所以空虛，都是因為“三冗”，“三冗”問題不解決，根子不解決，這個危機永遠沒有扭轉的時候，但“三冗”又直接關係到國祚利益，皇帝利益，新舊兩黨的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兩派都不願意在這方麵實施大的變革，於是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大家都拚命在經濟政策上做文章，試圖用更多的錢來解決問題，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統製經濟”發揮到了極致，然而事與願違，新政實施的結果和他那些前輩們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馳了。
至此，大宋內部的危機終於走到了足以威脅到國祚危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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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綱說了很長時間，末了，問了一句：“使相，這個理由可以嗎？”
李虎沉默良久，歎了口氣，“西瓜已經爛了，還能吃嗎？”
李綱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迴道：“大宋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雖然樹根已經爛掉一半，但隻要細心嗬護，它會長得更加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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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紹述：特指宋哲宗時對神宗所實行的新法的繼承。
建中、崇法熙寧：宋徽宗的第一個年號叫建中靖國，傾向性很明確：“建中”就是在新舊之間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國”就是強調安定團結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倘真長此以往，其後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氣象，可惜他轉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寧，表明將崇尚熙寧之政。他與宰相蔡京盡管還打著新法的旗號，但所作所為，與熙寧新法已了無關係，誠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劃的新法“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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