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883年商行陸續購入“恩昌”號、“興隆”號和“念遠”號之後,1885年又擁有了“瓊羽”、“鴻鵠”兩船。


    如今已是1886年八月,已將五十萬兩白銀備齊的沈念恩想要再入手招商局的兩艘商船,這樣商行旗下便會擁有十四艘海輪,形勢空前喜人。


    沈念恩甚至為新船起好了名字,分別為“翊運”和“皓鑫”,皆因感於國弱積貧,可見他對國家前景還是充滿期望的。


    打探到此消息後,白齊芳真的有些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在航運業摸爬滾打了半輩子才擁有了十八艘海輪,八艘江輪而已。


    雖然他的商船全部購自英國,噸位上還具有明顯的優勢,可即便如此,對於沈念恩的這種後來居上行為他還是感到難以容忍。


    他之所以會寢食難安,其源頭則來自於對“船王”美譽的萬般眷戀。


    這時的白齊芳已經是七十一歲的耋壽之人,經年累月的操勞令他的身體不堪重負出現了明顯的不適。


    幾個月前,他的右腿還長了塊手掌一樣大的膿瘡。


    得病初期,瘡隻有指甲那麽大,白齊芳一會覺得冷,一會又覺得熱。


    但是沒多久他的筋骨已感到疼痛難忍,而那塊瘡迅速向四周蔓延,表麵雖不再發熱,也看不到潮紅,可是疼起來,他的腿卻感到鑽心剝皮一般,疼的伸直成了妄談。


    雖然嘴上不願承認,可他心裏明白,自己怕是時日無多了,所以這一迴他深感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斃,必須得插沈念恩兩刀才能心安。


    其實在這之前,他就已經給沈念恩製造了不小的麻煩。


    兩年前,為了遠東船行的長遠發展,白齊芳的小兒子白汝霖娶了徐聞江的四女兒徐玉貞為妻,因而白齊芳算是與徐聞江結為了姻親。


    這樣一來,朝廷的很多內部信息他都能最快地得到不說,與他合作的商家厘金稅也少上繳了許多。


    畢竟如今的航運業,沈念恩的長租方式更得人心,所以白齊芳隻得依靠旁門左道搶迴流失的客源。


    因為此事,與興和商行合作的商家們還特意質問過沈念恩,為何租白齊芳的船厘金稅明顯要較租他的船少上許多。


    得知後,沈念恩曾特意趕至粵海監諮詢相關人員,而官方給出的解釋是,每種商品附加的厘金稅不同,因而無法一概而論,粵海監有著統一嚴格的管理製度,不會徇私舞弊對某些商家予以優待。


    聽了這些說辭,沈念恩心如明鏡知他們隻為搪塞自己而已,誰讓人家白齊芳有三頭六臂成功搭上了徐聞江的“船”,自己也隻有吃啞巴虧的份。


    所以最終他隻能靠降低四分之一租金留住租戶。


    而厘金稅究竟又為何物?


    鴉片戰爭前,在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中,田賦一直是支柱性的財源。


    最近這些年月,田賦雖然還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它的支配性地位已被關稅和厘金所取代。


    1854年對外貿易征收的關稅實由外國人掌控,且收入上繳給中央政府而不歸各省掌握。


    然而,海關稅不具有擴張性,在缺損的主權下被西方列強規定在一個很低的稅率之上。


    但是第二種新稅製則恰恰相反,它幾乎完全脫離了京城的控製,而這就是厘金稅。


    厘金稅原來是各省官員為了籌集鎮壓太平軍而設立的,作為向通過運河的糧食征收的內地過境稅。


    自那以後,厘金稅不但在運輸沿線征收,而且還在出發地作為生產稅或者在目的地作為營業稅征收。


    而其稅率相差很大,從貨價的1%到10%不等,在各省每年向戶部上報的商品厘金稅中,中央政府隻能處理約20%,其餘的實際都由各省掌握。未上報數量不詳的稅收當然也歸地方官府留用。


    厘金作為對工商業增稅的一種製度形式,不僅代替了已經處於癱瘓狀態的國內常關的職能,而且還具有“因地製宜”的靈活性。


    可由於它的存在,土貨在市場上的流通更受阻礙,隨著洋貨的傾銷,土貨的競爭力已被削弱的所剩無幾。


    說完了厘金稅,時間迴至眼前。


    幾日後,在白齊芳的明示下,徐聞江再次請沈念恩來粵海監“小坐”。


    知道準沒好事的沈念恩沒辦法隻能硬著頭皮前去與對方會麵。


    二人相見後,徐聞江和顏悅色地誇讚完興和商行大好形勢後,話音一轉即試探地問道:“沈老板,興和商行最近還有沒有再進購新船的打算啊?”


    沈念恩聞後心裏琢磨道:“他這麽問是什麽意思?莫非他已經知道了我想要再買兩艘新船的事?”


    雖然預感不祥,可他還是點頭承認說:“念恩確有此意,隻不過...”


    沈念恩的下文本是“隻不過這事一時半刻還不見得成不成呢”,可徐聞江卻迫不及待地來了句:“沒什麽隻不過的,買新船是好事,我們粵海監本應該是支持的,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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